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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出发踏上前往法国的征程，一路上是非常艰苦的。最初赴法留学的人大都走陆路，即从北京乘火车，经沈阳、哈尔滨到达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经华沙到巴黎，中途换车八九次，乘快车要12天，慢车则半个月，非常劳累。十月革命爆发后，由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封锁和白匪高尔察克的叛乱，这条路走不通了，于是后期的赴法留学生都改走水路。他们从上海出发，经香港、越南的海防、西贡到新加坡，再经科伦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从塞得港到达法国的马赛，然后从马赛转乘火车去巴黎，一般长达45天，而勤工俭学生多数是乘统舱。当时徐特立和他的同伴乘法国货轮“波多斯”号赴法。他们被安置在船尾，各用一张椅子充当铺位，上面支一张帆布，算是遮阳挡雨的顶盖，其中的艰辛难以想象。邓小平等84名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于1920年9月11日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中国学生花100元买的是四等舱的船票。这船本来没有什么四等舱，只是为了照顾贫穷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而临时设的。所谓四等舱，就是货舱。半明半暗的船底里，到处堆放着各种货物。没有什么设备，学生们就住在双层床铺上。舱内空气非常恶劣，天气闷热，臭虫又多，蚊子肆虐，许多人就买个躺椅到甲板上去消磨时间和睡觉。有时风平浪静，可以饱览海上风光。有时狂风大作，巨浪劈头打来，就使人头晕目眩。”
大多数留学生初到法国，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起居。有的学生在待工期间不得不到巴黎工厂、车站、码头、饭馆、家庭临时找一些事来做，整日奔波在外，十分劳苦。那些住在华法教育会大院布棚里的待置青年，冬天一到，酷冷异常，不少人受冻致病。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大多数勤工俭学生仍坚持着，以坚强的毅力，接受着生活的磨练。
入厂勤工的学生，因其技能和体力情况分成几类。第一种是实习性工作，每日工资12法郎，干这种工作的人，虽具有一些技能，但需提高，有边干边学的性质。第二种是技能性的工作，每日工资12—15法郎。第三种是熟练工，每日工资10—17法郎，干这种工作不需要多少技能，但要有体力。第四种是学徒工，每日工资二三法郎。第五种是文字工，每日工资10法郎。无论什么工作都不超过八小时，但工作条件很差。1920年冬，赵世炎、邓小平、陈毅、李季达、许祖熊、刘伯坚等100多人相继进入法国克鲁梭来德钢铁工厂，大多数做繁重的杂工。如做翻砂工的，下工时如初出监狱的囚犯，面容憔悴。在轧钢厂工作的，高温之下，汗流如雨，满脸污黑，疲惫不堪。由于条件恶劣，学生生病、去世的情况相继发生，如四川学生安子初在化工厂劳动时中砒霜毒而死。不到两年，客死异国的就有61人。留法学生大多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习，除正式工作外，他们还搞些班外劳动。何长工回忆说：“我们什么工作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工作服一穿，完全是个劳动者。我们一心想多赚几个钱，寻找机会好读书。轻活、重活、临时杂工，碰上就干。”他们半夜起来到市场打杂、推蔬菜、送牛奶；他们到火车站、码头去上货、下货，给人搬行李、抱小孩；他们到街上倒垃圾，到建筑工地当临时工、推砖搬瓦、扛洋灰、运水和泥、打扫工地、清理垃圾。在法国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东起南锡，西到翁热；北起第厄普港，南至尼斯和图卢兹，几乎到处都有留法中国青年在那里挥汗劳动。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取得的收获是巨大的。首先是有了一定的收入维持生活和学习；其次是程度不同地学到一些技术；最主要的是同工人阶级接触，参加体力劳动，使大批知识青年受到了锻炼，并在劳动实践中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虚伪的民主。他们说，通过参加勤工实践，“才辨别出来，工人与资本家是两个阶级，一上一下，一压一抗，彼此相争不让而成的阶级斗争”。陈毅曾这样谈自己的感受：“资本家完全为自己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于是，这些青年纷纷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革命救国之路。
在学习上，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过法语关。虽然经过一天的劳动，非常疲惫不堪了，但晚上仍要听三四小时的法文课。徐特立在法语补习班上是年龄最大的学生，他记忆力不如年轻的同学，但他一点不气馁，学习十分刻苦，有时睡梦中也不停地念法文。他在给老友姜济寰的信里说：“一日做工六时，上课二时，寄宿舍距工厂约二三里，一日往返四次，费一小时余，归舍做饭吃饭，尚须一二小时，晚间要预备法文，无片刻暇。”年纪大的徐特立尚且如此刻苦认真，年青的学生则更是毫不松懈了，王若飞留法勤工俭学的时间表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上午 五时起床
五时半到六时半 读书
六时半后吃咖啡入厂
七时至十一时半 做工
十一时半至十二时半 午餐
十二时半至一时 阅书
下午 一时入厂
一时半至五时
做工五时至六时
晚餐六时半至九时
读书九时半后 睡眠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算出，王若飞每天做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睡眠七小时，吃饭和休息仅四小时，是非常紧张的。由于具有积极主动的求学精神，勤工俭学生们虽然学习时间少，但收效却是很大的。
当时的法国教育实行双轨制，勤工俭学生们基于学历和经济所限，大多数人是进入法国的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据1920年的统计，入校俭学的600多名学生中，进入普通中学校的有522人，进入工业实习学校的27人，农业实习学校七人，高等农业学校八人，电气学校三人，无线电学校21人，造纸专门学校二人，医学校二人，飞机学校三人，进入巴黎大学的仅有四人。中学和实业学校的修业年限为三至五年，每天上课六小时，自修实习两个半小时，相当紧张。为了加强对中国学生的培养，一些学校专门把他们编班补习法文，其他科目及平常的生活和活动都和法国学生一起进行。对于编成班的中国学生，学校专门选派最好的、最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任教，并找一些最优秀的学生帮助中国学生学习。教师批改他们的作业也特别细致，并在教学中采取集体教育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办法，固定和几个同学谈话。帮助中国学生的法国同学，也随时照顾他们的日常活动。法国的教育比较注意实物与形象教育，学校里课外活动比课内活动多，大约1/3是课内活动，2/3为课外活动，如讲机械要到工厂实地参观操作，讲化学要动手做各种实验，讲飞机要参观飞机场，还经常做防护演习。学校还常用参观、旅行等办法来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生活。葡萄节到来的时候，学校放假，组织学生到乡下去收葡萄，法院审理案子也让留学生们去旁听，其他的参观访问，也给中国学生发票。这对他们增加社会知识、了解法国国情是大有帮助的。何长工回忆说，“学校玩艺很多。春夏之交，有运动会，秋冬之交，也有运动会，一年两次，还有恳亲会、校庆会、游艺会、同乐会、联谊会等等。有时还为中国同学办讲演会。”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他们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异，据1922年12月13日《时报》报道，近几年很多中国青年顺利从工业实习学校毕业，不少人考入了中等工业专门学校，这些入校俭学的学生每年平均分数都得第一，获一等奖的也屡见不鲜。如这一年里昂国立音乐学校与美术学校获一等奖的都是中国学生。他们的事迹，受到法国人民的称颂，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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