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一位文人遭受了莫大的屈辱，却“不堕凌云之志”，以血作墨，心灵为纸，完成了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作。这就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一位普通史官与一部旷世之作，是什么将他们融成一体？谁启动了《史记》的千古盛大？又是谁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
《史记》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两千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在《史记》之前，中国的历史书只有两类，一类是编年体，按年代来记述历史，其中最有名的，像《春秋》《左传》；另一类是国别体，按国家来记载历史，比如《国语》《战国策》。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述历史，《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史记》以后，中国所有的正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史记》是纪传体通史，而其他诸史都是纪传体断代史，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各自独立的历史。
无与伦比的通史巨著
《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它与其他各史相比明显高出一筹。重要差别有三点：
第一，《史记》饱含爱憎。
实录难，饱含爱憎的实录更难。本来，一个史学家面对历史，只需客观公正地记述，不要求抒发感情；但是《史记》往往饱含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特别对一些悲剧人物，像《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司马迁都写得悲歌慷慨，荡气回肠；而对他憎恶的人物，像《平津侯主父列传》里的公孙弘，则不惜笔墨，从不同的侧面给予揭露抨击。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批判最尖锐的两个人：一个是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一个是和他同时代的君主汉武帝。司马迁写刘邦广招贤才，最终成就大业；更写他心胸狭隘，杀戮功臣，语言粗俗等诸多不良行为。对汉武帝的揭露，更是毫不留情。批判开国皇帝，指斥当朝君王；如此书写，往还千年，也鲜有听闻。
第二，《史记》文采斐然。
《史记》片段之一《鸿门宴》，被选为我国高中语文课本的传统教材长达半个多世纪，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它的文学魅力。文章一开始，写项羽“大怒”，表现了项羽在秦亡之后，看不清自己和刘邦的关系已由并肩作战的友军，转为互争天下的敌人，政治上的幼稚令人扼腕。全篇纤毫毕现、栩栩如生，俨然一部小说，竟令很多人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其实，《鸿门宴》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纵观《史记》洋洋洒洒五十三万言，此类描述，比比皆是。对于人物的刻画、场景的描写、事件的记述，司马迁都显示出高超、多样的文学技艺。
第三，《史记》平民视角。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平头百姓不入史，这是《史记》之前的一定之规。但是，到了司马迁这里，“鸡鸣狗盗”之徒也有了一席之地。《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写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或忠义，或智慧，五彩斑斓，妙趣横生，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些篇目就是中国通俗文学的鼻祖。
司马迁非常善于寻找一般史家忽略了的、而普通平民喜闻乐见的传主。正是《史记》的不拘一格，填补了我国古代人物史上的许多空白。随手举两个例子。《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行，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写了一个《孔子世家》，第一次完整地勾画了孔子的一生，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孔子第一篇、也是最权威的一篇人物传记。中国人历来讲究“知人论世”，所以，今天要读《论语》，首先要读《孔子世家》，了解孔子的生平，才能正确地解读《论语》。再比如屈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是，在《史记》之前，先秦的所有典籍中，都没有屈原的记载，有些人竟以此否认屈原的存在。幸而有《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才印证了中国历史确有一个忠直爱国、九死不悔的屈原。
秦王嬴政元年（前246），原本一片静寂的骊山脚下突然热闹起来。一群身穿官衣的人领着几个方士、拿着些千奇百怪的家伙绕着骊山走来走去；大队的士兵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使得围观的人只能远远地眺望。耳尖的听到里面的人嘴里念叨着“咒语”：什么“王曰”、“卦云”等等不知所言的“之乎者也”，唯一能听懂的两个字就是“风水”。对此人们猜测纷纭：方士！风水！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看上了这里，想把这里变成他的长眠之地了？这里的风水确实不错：南依骊山，层峦叠嶂，山林葱郁；北临渭水，逶迤曲转，银蛇横卧，而且离秦都咸阳（今陕西西安）也不算太远，后世子孙的凭吊也方便得很。只是哪个尊贵的人物能享受得起这块宝地？疑问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争论。
“要我看，这恐怕是大王（嬴政）给自己修的坟哩！”一位老者捻着花白的胡须说道。
“不可能！当今大王刚14岁，去年才登基，哪能这么着急呢？”有人反驳道。
“那可不好说。”老者对自己的猜测明显信心不足，抛出了这句有气无力的反驳后也就不再言语了。
“是不是给去年五月刚刚升天的老大王（秦庄襄王子楚）修的啊？”又有人提出了一种猜测。
“别胡说了，老大王死了都快一年了，哪有才下葬的？他早就葬在苣阳了。再说修坟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老大王的身子又不是铁打的，哪等得了那么长时间？”
“我倒是认为，”又一个白胡子老者压低了声音说，“这坟，是给当朝相国吕相爷（吕不韦）修的。”
“何以见得？”这句话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心，纷纷挤到老者身边要听个周详。
“如今朝上谁说得算？秦王吗？一个14岁的小孩子，毛都没长全，哪有说话的份？自从老大王登基后，国家大权都落在了吕相爷的手里。可以说，现在是吕相爷的天下。吕相爷岁数也不小了，恐怕该为自己百年之后做些打算了。”
“此言有理，”许久未发一言的花白胡子老者赞同道，“我听说，当今大王其实是吕相爷的骨血，老大王不过是白捡了一个儿子。有人说，老大王其实是被吕相爷和太后给气死的。”
“真的假的？这不可能吧？”
“你们没见过大王吧？去年他登基大典、满城巡游时我见过一次。他长的一点也不像老大王。老大王长的虽不算好看，但也没有马鞍形的鼻子、鸡胸脯吧。大王长的倒跟旁边的吕相爷有些相似呢。而且吕相爷看大王的那个眼神，嘿，倒还真有几分看儿子的感觉！大王管吕相爷叫仲父，恐怕也不是白叫的吧！”
“快别说了，这话传出去可是掉脑袋的事！你什么都没说，我们也什么都没听见。快散了，那帮兵老爷过来了。”
日子在骊山脚下居民的猜测中平静的过去。那些当官的走后，骊山脚下又押来了许多囚犯、奴隶，一个个光着膀子，在骊山北麓挥锹舞镐，不管冬夏，都干得热火朝天。一车车的木料从陆上、渭河水不断地向这里运来。等到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这里已经初步奠定了陵寝工程的规模和基本格局。
这26年对中华大地来说可谓是天翻地覆：秦王政九年（前238）九月，嬴政的母亲子楚夫人与嫪毐通奸并生下二子的丑闻东窗事发，嬴政怒不可遏，车裂嫪毐、放逐母后，并迁怒于一手导演了此事的吕不韦。后在群臣的解劝之下，才强压怒火，暂且作罢，只是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之位。等到了第二年十月，年已27岁的嬴政颁下问罪诏书。吕不韦畏罪，服毒自尽，被葬于河南北邙山。
吕不韦死后，嬴政开始了一统中国的脚步：秦王嬴政十七年（前230），秦军攻破韩都新郑（今河南新郑），韩王举国投降；十九年，大将王翦破赵；次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失败，嬴政震怒，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燕国，二十一年，燕都蓟城（今北京）落入秦手；二十二年，秦军掘开黄河大堤，河水倒灌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王束手就擒，当场处死；二十四年，王翦率倾国之兵，横扫楚国，楚王被迫投降；二十五年，秦军北进，将燕与赵的北逃政权彻底绞杀；二十六年，独立无援的齐国在秦军重重包围下作了拼死一搏，但终挡不住秦军的铁骑，为战国时代做了最后的谢幕。
此时，脸上已经挂不住的汉武帝强忍羞愤，询问身边的史官司马迁，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司马迁算不得大官，一个太史令，吏禄只有六百石，却直言以谏：
首先，李陵是一位国士（只有一国之中最优秀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国士）！他一心想的就是报效国家。
另外，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与数万匈奴军队奋战多日。虽然战败了，但是，他立下的战功足以告慰天下。
再有，李陵这次迫于形势“诈降”，他是留得一命，日后见机报答汉朝。
司马迁还未说完，逆耳之言已让汉武帝怒不可遏，立即将司马迁投入监狱，定为死罪。
本来这场朝议是商量李陵之事，为什么汉武帝要迁怒于司马迁呢？
原来，汉武帝任命李广利出征匈奴，本就怀有私心，想让李广利立功封侯，自己好向爱妃李夫人卖个人情。可是，李广利这次率三万军队出兵，杀敌一万多，损失近两万，这样的战果让汉武帝无从加封。司马迁此时盛赞李陵，在汉武帝看来，就是借李陵之功指责李广利无能，讽刺他误用李广利。
司马迁被捕入狱，定罪“诬上”。诬陷皇上，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当处死刑。司马迁秉性耿直，贸然为李陵开脱，招来劫难。
汉武帝时代，触犯死刑的犯人，有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自请“宫刑”（指阉割男子的生殖器）。拿钱免死需要五十万，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拿不出五十万为自己赎罪免死。因此，只剩下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死刑，二是“宫刑”。如果选择死刑，已经开始著述的《史记》必将夭折；如果接受“宫刑”，一个“刑余之人”，必将被天下人耻笑为贪生怕死。
司马迁却最终选择了宫刑。
西汉时期，很多人甘愿一死也不愿接受宫刑。司马迁也深知，屈辱的生比惨烈的死更加可怕。因为：
身份另类，终身受辱。
接受宫刑之后，就成为不是太监的太监，再不能入士大夫之列，这对于一个血性男人、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都是奇耻大辱！
司马迁最为可敬的一点是，为了撰写《史记》，决然选择宫刑，去承受人生屈辱的极限。
“自宫”（自请宫刑）不仅仅是身体的伤残，更是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从此之后，羞辱与难堪将伴他一生。用司马迁的话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自宫”之后，他的肠子一天到晚在转，坐在家里精神恍惚，外出常常不知道该去哪里；一想到“自宫”的耻辱，背上的汗立刻将衣服浸透（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才命相违，动辄得咎。
司马迁自视甚高，抱负极大。但是，“自宫”之后，即使有珠玉般的才华，圣贤般的品行，也因为戴罪之身、刑余之人，再不能以此为荣耀了（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司马迁的“才”和“命”形成了极大的悖反，让他深感锥痛，以至于“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动不动就受到无端指责；不做事则已，做了事反而更糟糕。可以想见，司马迁后半生背负着“自宫”的重负，如何孤苦飘零，无所适从！
伟大灵魂成就历史地位
“自宫”之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了，而激扬文字的太史公新生了。“新生”的太史公突然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开始以饱受歧视的、社会最底层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看待人生，看待历史。对那些是非成败、灰飞烟灭、否泰强弱、日月盈亏，司马迁难免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感喟和智慧。从此，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儿女情长的项羽，还是老谋深算的刘邦；是出使西域的张骞，还是抗匈建功的卫青；是工于心计的王美人，还是不露痕迹的汉景帝；都因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而血肉丰满，这就是所谓“成一家之言”。
这种改变后的“一家之言”，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1.生死观。
脍炙人口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源自司马迁《报任安书》。而《史记》之重，亦重于泰山。司马迁置屈辱、生死于脑后，成就史书中的“王者之作”，更是作出了“重于泰山”的人生选择。
《史记》有一篇《季布列传》写道：
季布原是项羽手下的一员虎将，多次打败刘邦，刘邦对他恨之入骨。项羽兵败自杀之后，刘邦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并且宣布：胆敢窝藏季布者灭三族。季布躲到当时的大侠朱家家中当奴隶。朱家为了营救季布，亲自到京城拜见刘邦最信任的太仆夏侯婴。朱家对夏侯婴说：两主相斗，各为其主。季布作为项羽的部下，尽心尽责，那是他的本分。皇上能把项羽的臣下都杀光吗？如今，皇上刚得天下就报私仇，怎么能显示宽广的胸怀呢？真把季布逼急了，他逃到北边匈奴或者南方越人处，岂不是拿壮士资助汉朝的敌人？刘邦听后，立即赦免了季布，并封季布为郎中（皇帝的侍从）。汉惠帝时，季布当了中郎将，阻止了吕后对匈奴用兵。汉文帝时，季布又担任了河东太守，成为汉朝一代名臣。
在《季布列传》结尾，司马迁说：在项羽那样以勇猛著称的名将面前，季布能凭自己的勇敢显露名声，可以称得上是壮士。但是，季布为了保全性命，在朱家家中当奴隶，这是多大的耻辱啊！为什么季布不选择死亡呢？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才，他把受辱不当作是一种耻辱，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
可见，司马迁对季布的认识、评价正是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终生追求，何惧屈辱？能成大事者，在这一点上，概莫能外。
2.金钱观。
司马迁面临宫刑之时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以钱赎罪。武帝时期，许多参加对匈作战的将领犯了死罪都以此买命。司马迁拿不出五十万钱而惨遭宫刑，这使司马迁对金钱有了新的看法。
司马迁继承了荀子的思想，承认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务实的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认为：追求富有是人的天性。司马迁说：天下人忙忙碌碌，都是为追逐利益而来。拥有一方土地的王侯，还嫌自己不够富有，何况是天下百姓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我们民族的传统一向重义轻利，儒家提倡安贫乐道，言利者会被人们不齿。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有一段名言：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赞赏颜回安于清贫，也就同时贬斥了物欲和金钱。然而，不衣不食，何谈礼仪廉耻！司马迁似乎有所洞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只要是“取之有道”！
3.犀利深刻。
司马迁刻画历史人物，入木三分；原因在于，司马迁从自己的经历中读懂了许多历史人物，读懂了许多他过去认识不深刻的东西。
从来史官对本朝皇帝都十分敬畏，司马迁是个例外。高祖十年（前197），陈豨被逼造反。刘邦亲率大军平叛，吕后利用陈豨事件诛杀了韩信。刘邦得知韩信“谋反”被诛一事后，派人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萧何五千户，还派五百士兵作为警卫。文武百官得知萧何加封，纷纷前来祝贺。原秦朝东陵侯召平却前来吊丧。萧何大惊，询问原因。召平说：相国的大难从此开始了！你想，为什么皇上在外风餐露宿地平叛，你奉命镇守关中，不受征战之苦，反而受到加封？因为韩信刚刚谋反，皇上怀疑你也有反意，所以加封你。希望你不要接受任何封赏，把全部家财捐出来作为军费，皇上一定很高兴。萧何赶快依计行事。刘邦对萧何的这种做法有什么反应呢？《史记》中《萧相国世家》写了四个字：上乃大悦。
萧何是什么人？他是刘邦早年在沛县时的上司，一向对刘邦关爱有加。刘邦起兵反秦，萧何带领全族人一直追随刘邦。刘邦当了皇帝，功臣争封，大臣们都主张曹参的功劳第一；唯独刘邦坚持萧何的功劳第一。刘邦说，所有的功臣都是猎狗（功狗），唯独萧何是指挥猎狗的猎人（功人）。（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可见，刘邦对萧何多么信任！但是，韩信事件之后，刘邦对萧何也不放心了。“上乃大悦”四个字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刘邦对开国功臣的猜忌之心。把一个开国皇帝的心事剖析得如此深刻，二十四史中唯独《史记》能做到！
唐人刘知己说，写史要具备“三才”：史才，史学，史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史识。史识是史书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史书只是材料的堆砌。《史记》固然离不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开创之功，离不开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博闻广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铸就司马迁修史的伟大灵魂。真正让司马迁区别于其他所有史家，让《史记》有别于其他所有史书的关键，是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正是这种不幸遭遇，造就了司马迁的史识，铸就了司马迁的伟大。
遭受宫刑之前，司马迁一心要当一个皇帝的忠臣、宠儿（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但是，惨遭宫刑之后，他沦落到太监般的尴尬地步，被开除出社会正统之列。至此，他不再书生之见，不再人云亦云，而开始有所怀疑有所批判，拥有了充满个人意志的识见和胆略，千古不朽的《史记》横空出世。
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戕害，改变了司马迁一生的命运，也成就了一个伟大史学家和一部卓绝的史学著作。这个让司马迁生不如死又死而后生的汉武帝，到底是草菅人命还是天威难测？如此性情中人，是通过怎样复杂的斗争登上权力顶峰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