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人,不但有八大姓,还有八旗制度。每一个满洲人都应该是在旗的,和珅的家庭也不例外。
说起八旗制度,我们的读者并不陌生。
八旗制度起源于牛录制。其前身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时期(1125~1234年)实行的“猛安谋克制度”。满洲人(其前身为女真人)出兵或打猎,按族党屯寨进行。每人出一支箭,十人为一牛录(汉语“箭”的意思),其中有一首领,叫“牛录额真”(汉语译为“佐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建立了黄、红、白、蓝四旗,分别打黄旗、红旗、白旗、蓝旗。四十三年(1615年)扩大为八旗。原四旗名称冠以“正”,另四旗名称以黄、红、白、蓝冠以“镶”,即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新增的四旗的旗子,镶黄旗的旗子在黄色旗上镶红边,镶白旗的旗子在白色旗上镶红边,镶红旗的旗子在红色旗上镶白边,镶蓝旗的旗子则在蓝色旗上镶红边。
每旗原则上应该包含二十五个牛录,每个牛录有三百人,共计七千五百人。但是实际上,每旗的牛录数量都是不一样的、都不是固定的、都是随时可以按照皇帝个人的爱好而不断变更的。如努尔哈赤在位时期的八旗牛录数量大致是这样分布的:正黄旗四十五个牛录,镶蓝旗三十三个牛录,镶红旗二十六个牛录,正红旗二十五个牛录,正白旗二十五个牛录,镶黄旗二十个牛录,正蓝旗二十一个牛录,镶白旗十五个牛录。
牛录的长官叫牛录额真。五个牛录为一个甲喇(汉语“队”的意思),首领叫甲喇额真(汉语译为“参领”),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汉语“旗”的意思),首领叫固山额真(汉语译为“都统”)。每个固山设左右两个梅勒额真(副都统)。一个固山即为一旗。八旗的最高统帅叫“汗”,先是努尔哈赤,后是皇太极。固山额真由其子侄担任。努尔哈赤与各旗旗主都有精锐卫队,叫“巴牙喇”。
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政治制度。牛录额真(“佐领”)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又是战斗的指挥者,其所属的每个成员都既是生产者又是战斗者。作为军事制度,有前锋、骁旗和护军之分:前锋披坚甲,持武器冲锋在前;骁旗披轻甲,从后冲击;护军是精兵,相机行事。
八旗制度还是一种经济制度:各种行政经费是按牛录为单位分摊。每个牛录派男丁十人和牛十头在空地上种粮食,收获的物品都要归公。
八旗制度还是一种行政制度:各级大小官员除是生产的组织者、战斗指挥员外,还是行政官员,八旗充当了国家机构。
努尔哈赤创建了满洲八旗,皇太极又发展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一共有二十四旗。以后又将达斡尔、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编入“布特哈八旗”,也就是打胜八旗。但是,这些都通称八旗。入关后,八旗成为军事组织,并分为京师八旗与驻防八旗,分给土地,发给兵饷。八旗士兵的待遇,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物质上,都要比绿营士兵优越得多。
入关前,皇帝统管两黄旗,代善(清太祖次子)统管正红旗;庄亲王舒尔哈齐的儿子济尔哈朗统管镶蓝旗;清太祖十四子多尔衮与清太祖十二子阿济格统领镶白旗;清太祖十五子多铎统领正白旗;代善长子岳托统领镶红旗;太祖五子莽古尔泰掌管正蓝旗。
入关后,八旗逐渐有了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上三旗是指镶黄、正白、正黄三旗,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归皇帝自领,地位高贵,人多势众,构成八旗的核心;其他是下五旗,是诸王、贝勒、贝子等宗室贵族的分封之地,发展到后来旗主权利被削弱,八旗全归皇帝统领。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治,造成了正身旗人社会地位事实上的差别,是八旗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明显标志。
上三旗守卫皇城,挑取侍卫,皇帝外出时担任扈从,是皇帝最依重的亲军。下五旗除守卫京城外,被大批派往各地驻防戍卫。圣祖幼年即位时,以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为四辅政大臣,均出身上三旗,说明上三旗人在参预政治方面也享有优势。
为了破除上三旗人与下五旗人的隔阂,鼓励下五旗人为皇帝建功立业,特别建立了“抬旗”制度。“抬”意即由下往上升。由“满洲下五旗,抬入上三旗者,谓之抬旗”。其本支子孙准一同抬旗,同胞兄弟仍隶属于原旗。皇太后、太后母家在下五旗的均准予抬旗。
以后,抬旗的方式多样化,上三旗的汉军可以抬入同一旗下的满洲旗。圣祖生母孝康皇后一家,佟佳氏,原隶镶黄旗汉军,后抬入镶黄旗满洲,后族抬旗自此始。另外,包衣旗人可以拔出内务府抬入满洲旗。不同形式的“抬旗”,成为清代满、蒙、汉军旗人间、上三旗人与下五旗人中、正身旗人与非正身旗人间成分流通的一种特殊途径。
和珅的家庭,属于满洲正红旗人。正红旗的名人除了我们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大贪官和珅的家庭外,还有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
满洲正红旗原来居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的东部,是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为旗色为纯红而得名,正红旗属于下五旗,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至清末是八旗中人口最少的一个旗,规模为下辖七十四个整佐领,兵丁两万三千人,男女老少总人口约十一万五千人。
清军入关以后,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官兵,都居住在北京内城。
顺治年间,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该四旗称为“左翼”。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该四旗称为“右翼”。当时,分居于北京内城的清八旗官兵,形成明显的但不甚规则的圈层结构,其中满洲八旗分居于皇城四周,为最内一圈层,其外为蒙古八旗,再外为汉军八旗。这种状态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不同族属的官兵信任程度的差异。
康熙年间,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官兵,又开始居住在北京城外。
康熙年间,清室开始营建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先是在已荒废的明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基础上兴建起畅春园(在北大校园西边),作为康熙皇帝和皇太后避暑休闲的场所。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又在畅春园北修建圆明园,并赐予皇四子胤禛。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驾崩后,雍亲王胤禛继位,建元雍正。此后以至乾隆年间,又大规模地扩建圆明园,并在东侧水磨村增建长春园,又将圆明园东南墙外的以交辉园为主的几家私园归并改造,改名为绮春园。这样一来,由紧相毗联的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就构成有“万园之园”盛誉的优美辉煌的皇家离宫—圆明三园。自雍正以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几朝皇帝,每年都要在圆明园居住几个月,并上朝理政,圆明园遂成为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座皇宫。为了护卫圆明园的安全,于雍正二年(1724年)始设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在圆明园周围修建营房八所,每所营房建有官房一千五百余间,并有垣墙围绕,从北京城内的满洲八旗中挑选部分官兵前往驻扎。其中,镶黄旗营房在圆明园后树村西,正白旗营房在树村东,镶白旗营房在长春园东北,正黄旗营房在圆明园西北角外的萧家河村北,正红旗营房在北安河桥西北,镶红旗营房在玉泉山东北,正蓝旗营房在海淀东,镶蓝旗营房在清漪园(颐和园)南蓝靛厂。除正白旗另有一处小营房外,其他各旗都集中驻扎一处。每处营房驻有官兵四五百名,按照军职高低分配住房,多者十三间,少者三两间。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圆明园八旗营房都无一例外地演变成村落民居,散布于圆明园遗址周围,只有蓝旗营、镶白旗、正黄旗、镶红旗等地名宣示着这些村庄的来历。
乾隆年间,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官兵,都开始大规模的居住在北京城外。
乾隆十四年(1749年),于香山设立一营“特种兵”,专门训练官兵爬云梯、攻城池的技艺战法,名为健锐云梯营。健锐云梯营的官兵都是此前征剿大小金川战役中的精锐之旅,骁勇善战。当时有八旗官兵千余名,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有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右翼有正黄、正红、镶蓝、镶红四旗。左翼建有四层碉楼十四座,三层碉楼十八座;右翼建有五层碉楼二座,四层碉楼十座,三层碉楼二十四座,供训练官兵爬云梯、登城头的技能使用。健锐云梯八旗官兵后又增加千余名。乾隆十五年(1750年)到香山静宜园时,专门赐健锐云梯营军士饭食,以示犒赏和关怀。后来,乾隆皇帝多次到香山健锐营检阅练兵状况,并大加赞扬。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在他所写的《御制阅武诗》中描述到:“八旗子弟兵,健锐此居营。聚处无他诱,勤操自致精。一时看斫阵,异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师颇著名。”由此可知,在乾隆平定新疆回部时,健锐云梯营的官兵发挥了威力,“所至奋勇先登,屡奏攻坚陷阵之捷,遂成大功。”而香山健锐云梯营八旗的营房就散布在香山东麓。这就是今香山公园前为什么有团城、阅武楼和有镶黄北营、镶黄西营、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等村庄与地名的缘故。
不过,今天的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地名却与满洲的八旗制度无关。它们源于明朝的军制。
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几个村庄的形成与得名,是明代有部分军队在这一带牧马的结果。明代的军制是在一些要害之地设置卫或所,以尽保家卫国之责。一般地说,一个卫有五千六百人,一个千户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一个百户所有一百一十二人。每个所统领两个总旗,十个小旗。每个小旗有十名兵卒,每个总旗有五十名兵卒。可见,明代军队的编制,最基层单位也称为“旗”,犹如今天的“班”。明代为了抗御蒙古势力卷土重来,在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同时,还在长城沿线设置九个镇,也称“九边”,统领大批卫所官兵保卫边防。为了供给沿边驻军所需的战马,在内地设立了许多牧马草场和马房,抽调部分官兵专门牧马养马,甚至民间也承担繁重的为官府养马的任务。有明一代,北京地区的牧马草场和马房很多,其中在西三旗东边的黄土店就有一处,称为黄土店马房。那时候,在黄土店周围没有几个村庄,到处是青草茂盛的空旷之地,被分派到黄土店马房牧马养马的官军,按照所编的小旗散布其间牧马。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村庄就是明代牧马的各小旗官军的驻地,后来演变成村落,并以当时小旗的编号和所处方位命名。在今清河镇东边、清河北岸有个村庄名为“马房”,则是明代清河马房的遗存。而在昌平小汤山的南边、温榆河北岸也有一个“马房”村,则是属于小汤山马房的范围了。明代北京地区马房之多,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