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钱沣和刘墉

  





  敢真正与和珅斗智斗勇的人,还有曾经弹劾过国泰的御史钱沣。

  钱沣,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生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死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的进士,曾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制使,户部主事和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他一生以教书法闻名于世,出生于平民寒素之家,从小养成不媚时俗、不畏权贵的品格。为官清廉,刚直不阿,身为御史,一心效忠朝廷,勇于弹劾,敢为他人所不敢为,言他人所不敢言。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钱沣上书弹劾正在山东做巡抚的国泰,贪纵营私,索贿舞弊,使举朝上下为之震惊。

  案件的当事人是国泰。国泰的来头很大:他本人是皇妃的伯父,又与和珅关系极为密切;其父四川总督文绶又是刘墉的老上级。您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人,与乾隆皇帝、和珅、刘墉关系都极为密切的一个人,谁敢不拍他的马屁呀?所以他一路下来升迁得很快:先是泗阳县令,后又任刑部主事,再后任山东按察使,再后任山东布政使,1777年任山东巡抚,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

  他任山东巡抚之后,就伙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贪赃枉法,挪用库银,造成山东下属各府衙门的国库亏空,官场乌烟瘴气。不仅如此,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继续开征收税。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名。

  您说,这样的一个人,谁敢得罪他呀?还别说,还真有些人敢得罪他。不过可不是刘墉。这些人是谁呢?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和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

  1782年初,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上书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建议乾隆皇帝将他调到京师为官。

  乾隆皇帝一想,呦,弹劾到了我的伯丈身上来啦。不会吧?国泰不会干这种事情吧?找个人问问吧!找谁呢?还是找山东布政使于易简问问吧!

  乾隆皇帝找于易简,可是找对了人了!于易简这个人,是前任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因为国泰权大势重,平时就对其巴结逢迎。本来布政使与巡抚官阶相同,都是从二品,只是布政使是文官,巡抚是武将,但均为封疆大吏。于易简却对国泰极端献媚,甚至向国泰长跪禀事。

  这时于易简一见皇上询问,便极力为国泰辩白,坚称国泰没有贪婪横行庇护劣臣之事,只是对属员比较严厉。乾隆相信了于易简的话,两次下谕说,国泰并无劣迹,只是办事认真欲速见效之过,没有采纳阿桂的建议。

  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可是一个不怕死的主!他知道大学士阿桂的弹劾没有起到作用,就在四月初继续上书乾隆皇帝,再度弹劾国泰。您说,钱沣此时此刻的再度弹劾国泰是不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幸运的是,乾隆立即于四月初四日连下两谕,委派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立即前往山东,“秉公据实查办”。

  乾隆皇帝为什么会如此安排呢?派三个人前去山东查案!是不是显得自己更加重视此案呢?非也!

  您想,乾隆皇帝如此安排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和珅,与国泰的关系极好;刘墉,是国泰父亲文绶的老下级;工部右侍郎诺穆亲,是皇帝本人的亲属。这三个人,谁还不明白我乾隆皇帝要力保国泰安全过关的意思?

  不过,样子还得装一装,再下几个命令吧。

  四月初六日,乾隆猜想和珅必然会对自己的意思心领神会,肯定已经迅速对此案件的后事处理安排完毕,于是就对军机大臣下旨,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钱沣弹劾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致历城等州县的仓库亏空。今派和珅等“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和珅等逐一对比印册盘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索贿行贿之事,就比较难办,双方都不愿如实呈述,可对各官晓谕,若伊等供出实情,其罪可从轻处理。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谕和珅等人。

  四月初八日,乾隆又谕军机大臣:原任山东济南知府吕尔昌,系国泰用的人,推荐其任安徽按察使,必然知道国泰劣迹,著传旨令吕尔昌据实指控国泰、于易简的贪婪不法,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

  我们再说钱沣。钱沣怕和珅会预先做好安排,暗中动手脚,就与刘墉商议,他一个人微服先行,由刘墉稳住和珅。和珅、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则于四月初四日离京,前往济南。

  和珅果然对于乾隆皇帝的意思领会得很好。和珅判断,刘墉必然会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力保国泰过关的。不管怎么说,刘墉也是国泰父亲的老下级嘛!

  于是,和珅在去山东的途中,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教育、防范钱沣的上面了。他一方面极力袒护国泰;一方面威胁钱沣不要认真查讯。结果钱沣坚持秉公办案的立场,丝毫不怕恐吓。

  和珅看到一计不成,便又施一计。他秘密地通知国泰事情的前因后果,让他迅速做好防范准备。国泰知道消息后,赶忙向商人勒借银子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暂时掩盖了亏空情形。

  而此时的刘墉,居然一改平日小心谨慎、不敢过分得罪和珅的态度,一路之上经常与钱沣秘密的商议对付和珅和国泰等犯罪分子的对策。

  刘墉为何会一改平日小心谨慎、不敢过分得罪和珅的态度,要坚决查处国泰呢?

  根据我的分析,促成刘墉改变自己平日形象的主要原因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乾隆皇帝连续几封六百里加急的圣旨起到了作用。其实,这是刘墉对于乾隆皇帝真实想法的误解造成的。刘墉在这点上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矣。

  第二、本人家传的工作作风。刘墉的祖父和父亲一直都是极为清廉、对于贪官污吏一直是疾恶如仇的。刘墉在心底里也有着这个方面的遗传基因,只是在不合适的时机不敢表现出来而已。

  第三、强大的舆论工具的影响。这次弹劾国泰非比往常,前有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后有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继续追查,势头实在是太猛了。连皇帝恐怕也保不住国泰。这也正是自己露脸的好机会。

  刘墉就带着这种极端错误的想法走上了与钱沣配合、与和珅作对之路!危险啊!

  话说和珅一行到达山东后,就盘查仓库。和珅命令差役抽视了几十封银,数量和册籍所载相符,和珅便下令返回住处,实即表示已经盘查完毕,没有亏空了。

  应该说,国泰的贪污案就应该结束了。钱沣呢?他的弹劾,不是被定为诬告,便是以风闻言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结局。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刘墉的指点下,钱沣提议将库封存,和珅同意。封库之后,一行人员就回去了。原来,钱沣在刘墉的指点下,发现了所验证的银子、四品官的暖帽数量多少不等,银子的成色也不对;而国家仓库存放的银两,一律是五十两为一锭,银的质量很好,银色正常,而用来验证的,是商人的银子,一锭有多有少,银色也不正常,心知其中必然有诈,故建议将库封存。

  钱沣马上细心访问侦查,最后了解到是巡抚勒借商人银子,冒充官银,放入库中。钱沣便派人四处宣告,如果被借银存入库中的商人,不将银数呈告官府,请交归还,便将其银没收。

  第二天,三位钦差与钱沣一行,再到银库,打开库门,查验银的颜色和每锭银的数量,确实不对,不是帑银。这时,商人纷纷呈禀银子被借的缘故和数量,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使山东亏空帑银4万两的真相,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时的和珅迅速改变了脸色,他一想,得啦,我呀,我丢车保帅吧,别管他啦。和珅立即出卖了国泰,马上与刘墉、诺穆亲抓紧查审国泰贪纵不法案,结果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

  此时的和珅只能与刘墉一起如实报奏乾隆皇帝,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乾隆皇帝大怒,命令刘墉、和珅缉拿国泰回京,并开仓赈济山东百姓。

  此时的皇妃已经在乾隆皇帝面前为国泰说情;有一些了解乾隆皇帝性格的御史也从旁附合,建议减轻对国泰的处罚。乾隆皇帝呢?他现在处在骑虎难下的地步了,他从四月初四到四月初八前后五天的时间里面连发四道圣旨,在全体官员面前表示一定要从严查处国泰贪污案;查处的结果呢?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啊!乾隆皇帝心想,我还是得征求一下刘墉这个直接负责查处国泰案件的钦差大臣的意见。

  刘墉呢?他居然还没有搞明白乾隆皇帝的真实意图,还在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建议严厉处置国泰。

  乾隆一看,这个国泰,你让我把这个人丢尽了,你呀,你别活了!于是在三天的时间里连下四道上谕,宣布:国泰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押解于易简至京面审;革国泰、于易简等人官职。六月初,乾隆皇帝勒令国泰、于易简二人于狱中自尽。

  不仅如此,刘墉和钱沣为了能够趁此时机扳倒和珅,为国除害,还把缴获的国泰写给和珅的密信交与乾隆,等到他们三人回京复命,面见皇上的时候,乾隆突然断喝一声:“和珅,你可知罪吗?”和珅顿时慌了手脚,扑通跪倒在地说:“皇上明察,臣此去山东,小心谨慎,秉公办案,深恐有负皇恩,求皇上明鉴。”

  乾隆将钱沣呈上的密信交与和珅,看他如何反应。和珅一见密信,心中猛的一惊,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装作不知就里,缓缓地打开信,一字一句细细读着,尽量地争取时间,好想出应对的言辞,他确实机智过人,心思一转就镇定下来,装出一副义正辞严的样子对乾隆说:“臣没有接到这封密信,倘若接到,臣一定会更加严惩国泰。”

  话一出口,不利于和珅的局面马上有所好转。乾隆的语气也和缓下来,转而问刘墉和钱沣,办理国泰一案时,和珅是否曾经从中作梗,阻挠办案,由于和珅为了以防万一,早就留好了退路。办案过程中,很少插手,刘墉只得据实禀报,说和大人严词拘讯,并没有私情,乾隆顿时高兴起来,说国泰这是一厢情愿,和珅国之大臣,料也不会作出这种不轨之事来。一场风波,就因此转危为安。

  从国泰被弹劾罢官一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在这里利用了他心目中的官场游戏规则中的第七、八两条。

  第七条 对于太强硬的对手,该妥协时就妥协。

  第八条 对于扶不起来的朋友,该出卖时就出卖。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的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次在与以大贪官和珅为首的贪污集团的较量中,以刘墉为首的正义人士终于大获全胜了一回!这对于和珅为首的贪污集团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是,我们知道,干什么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事后的代价恐怕就不是刘墉当初想得到的了。以和珅为首的贪污集团会轻易放过刘墉么?刘墉将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刘墉与和珅,正义与邪恶,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要想了解以和珅为首的贪污集团的下一步动作,必须首先了解乾隆皇帝的想法。这个时候的乾隆皇帝,难呀!难在何处呢?

  我们说,乾隆将国泰、于易简二人赐死,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您想啊,当时乾隆皇帝处在多么困难的境地呀!先是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国泰,只是建议将国泰调动职务而已,完全可以说是给足了皇帝面子,也为国泰留好了后路,可是自己不相信,非要询问于易简不可,结果于易简担保没事。乾隆皇帝在此情况下还是留了一点后手,又派刘墉、和珅这两个与国泰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查处此案,本来的意思是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向所有大臣表明自己的皇妃家人的确从来没有贪污索贿的行为发生。即使有这样的贪污索贿的行为发生,也会被刘墉、和珅这两个满汉大臣盖住不是?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说明自己对于处理贪污索贿行为的重视程度。结果呢?一箭双雕的目的没有达到!自己还被别人装进去了!被谁装的?刘墉!这个该死的刘墉!

  这时候的乾隆皇帝心想:我怎么向皇妃交代呀!虽然,从理论上讲,是绝对用不着交代的。但是,人家皇妃求你那么半天,您也答应下来了。转眼说话就不算数啦?就被这几个大臣给逼得将皇妃的伯父赐死啦?国泰贪污索贿数额巨大不假,但是再大的数额,看皇妃的面子上,还不能让他留下一条小命?这个笨蛋刘墉,你就真的不知道我派你去的用意?我非得找他算账不可!就凭你刘墉?我收拾你还不容易?你等着吧!

  诸位,想一想,乾隆皇帝的这种心理活动,他能瞒得过精明超过常人的和珅么?况且,我们前面说过,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比和珅更加了解乾隆皇帝的了。所以,此时的和珅非常明白乾隆皇帝的心思。他想,我一定要充分利用乾隆皇帝对于国泰贪污案的事后反思,合众人之力,共同对付这个可恨的刘墉。不除掉刘墉这个绊脚石,他早晚还会查处到我头上来的!

  此后的刘墉面前,有三个人—乾隆皇帝、皇妃、和珅—时刻都在想着如何利用一切机会全力以赴地打击刘墉。

  今后,刘墉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刘墉,他还会继续坚持自己过去的做法么?

  此时的刘墉遭到了三个人的反对:一是乾隆皇帝;二是皇妃;三是和珅。您想一想,这三个人,谁是好惹的呀!这三个人,一个每天都想着我要处置刘墉;一个每天都想着我要提醒皇帝每天都要想着处置刘墉的事;一个每天都替乾隆皇帝想着应该如何处置刘墉!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我们三个人想收拾你一个人,还不容易!?刘墉,你等着吧!我们想一想,这回,刘墉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刘墉查处国泰贪污案后的遭遇吧。

  1787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当时另外两个大臣评价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ch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1787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弹劾。

  1788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学生向监考老师送礼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但是,当时御史祝德麟本来弹劾的是具体的监考老师黄寿龄受贿,而且祝德麟在奏折中还夸奖了刘墉一番。说,“国子监考试惟刘墉、邹炳泰二人清介素著,诸生不敢向其馈送营求”。此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乾隆皇帝借题发挥,刘墉受到了不应该有的处分。

  1789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刘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1793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

  1796年(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不提拔就不提拔吧,还做贼心虚地发表了一篇上谕,在上谕中毫无来由的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1797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从刘墉这一期间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在这里利用了他心目中的官场游戏规则中的第九条。

  第九条 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刘墉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非常善于反省的人,他的家庭早就教会了他这些。他知道,这是乾隆皇帝在故意找茬收拾自己;他也知道,和珅在这中间,没有起什么好的作用。怎么办呢?只能是一方面努力安抚怒气冲冲的乾隆皇帝,另一方面极力与和珅等贪污集团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