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大家：中国古代最好的小说是哪一部？毫无疑问，白话长篇小说《红楼梦》；如果再问：哪部书与《红楼梦》形式上互补，成就上媲美？那当然是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聊斋红楼，一文一白，一短一长，形成中国古代小说的双峰。《聊斋志异》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骄傲，还是世界文库中的东方瑰宝，它经常让汉学家惊奇。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九迪·蔡曾对我说：现在美国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是教女人如何在男人面前保持性魅力，而在300年前封建闭塞的中国，蒲松龄竟然已经写出了像《恒娘》这样的小说！妻子利用性魅力打败竞争对手，把丈夫牢牢握在手心。17世纪中国作家写出可供20世纪美国妇女行为参考的小说，太神奇了。

　　《聊斋志异》是部神奇小说，其实它的作者蒲松龄的出生就有几分神奇。

　　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夜间，山东淄川蒲家庄的商人蒲槃做了个奇怪的梦，他看到一个身披袈裟、瘦骨嶙峋、病病歪歪的和尚，走进了他妻子的内室，和尚裸露的胸前贴着块铜钱大的膏药。

　　蒲槃从梦中惊醒，听到婴儿的哭声。原来，他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蒲松龄的父亲蒲槃本来是读书人，因为屡考不中，弃儒经商，成为小康之家。蒲松龄青年时代在父亲羽翼下安心读书，跟朋友张笃庆、李希梅、王鹿瞻组成“郢中诗社”，孝妇河泛舟，大明湖游览，青云寺读书。但好日子没过多久，25 岁时，他分家了。蒲松龄的两个哥哥是秀才，两个嫂嫂却是泼妇，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整天闹得鸡犬不宁。蒲松龄后来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泼妇形象，就因为他日常生活耳濡目染。家里闹得实在不像话，蒲松龄的父亲说：“此乌可居耶？”只好给四个儿子分家。家分得很不公平，好房子好地都给哥哥分走，蒲松龄分了薄田20亩，农场老屋3间，破得连门都没有。蒲松龄找堂兄借了块门板，带着妻子、儿子搬进去。他分到240斤粮食，只够一家三口吃三个月。

　　为了养家糊口，蒲松龄开始了长达45年的私塾教师生涯。私塾教师是得不到功名的读书人谋生的出路，但寄人篱下的生活很辛酸。蒲松龄写的《闹馆》里的教师和为贵向雇主承诺：我虽然是来教书的，但刮风下雨我背孩子，放了学我挑土垫猪圈，来了客人我擦桌子端菜烧火。简直成全能仆人了。这当然有点儿夸张，但身份低微的农村私塾教师生活确实艰难，待遇不高，一年能拿八两银子就算不错。而维持一户庄稼人最低生活得20两，这是《红楼梦》里刘姥姥算的。

　　蒲松龄30多岁时，四个孩子陆续出生，父亲故去，老母在堂，他到了“家徒四壁妇愁贫”的地步，有时不得不卖文为活，替别人写文章挣几个钱，比如说写封婚书，写篇祭文，报酬不过是一斗米，或者一只鸡，两瓶低档的酒。蒲松龄最犯愁的就是怎样按时交税不让催税的人登门。当时官吏为了催税，搞所谓“敲比”，就是把欠税人拖到公堂上打板子，有时活活打死。蒲松龄为了交税，要卖掉缸底的存粮，卖掉妻子织的布，甚至卖掉耕牛。他抱怨土地：怎么谷穗不直接长银子？蒲松龄多次写自己的贫困。有首诗写他看到市上卖青鱼，很想吃，但是没钱，只好“安分忘馋嚼”。青鱼很便宜，是属于平民

　　阶层消费的，但是蒲松龄吃不起。他的《日中饭》写全家没有干粮吃，煮了锅麦粥，几个儿子抢起来，大儿子先把勺子抢到手里，到锅底捞稠的；二儿子拿着碗叫着吵着跟哥哥抢；三儿子刚会走路，翻盆倒碗像饿鹰；小女儿站在一边可怜巴巴看着父亲。蒲松龄有首词《甲寅辞灶作》，写“到手金钱，如火燎毛”，一烘而尽，除夕祭灶，连肉都没有，他恳请灶王爷不要因为祭神不丰到天上说坏话，风趣地说：灶王爷看不过去，就请上帝赐给万钟粟、万两金，一家老小活得光鲜，祭神也有钱，岂不两相便宜？他的《除日祭穷神文》说：“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

　　在古代大作家里，蒲松龄的平民特点很突出，贫困使他和下层百姓同命运，共呼吸，使他对吏治黑暗有深刻认识。

　　“文穷而后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康熙十八年（1679）春天，蒲松龄40岁那年，《聊斋志异》初步成书，蒲松龄写了《聊斋自志》叙述创作过程。

　　《聊斋志异》初步成书这一年，蒲松龄到王村西铺毕家坐馆，设帐于绰然堂。东家毕际有是知州，蒲松龄尊称“刺史”，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是明代尚书，也叫“白阳尚书”，毕家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毕家甲第如云，家里有专门供尚书大人晾官服的“振衣阁”，有藏书丰富的“万卷楼”，还有个占地三亩、花木繁盛的石隐园。毕际有和地方大员、世家大族都联络有亲。蒲松龄教书之余，还要代毕际有应酬贺吊，接待宾客，代写信札，但宾主融洽，待遇也较好。随着儿子们长大，蒲松龄的生活基本摆脱了贫困。毕际有的儿子毕韦仲跟蒲松龄情同手足，毕际有去世后，毕韦仲一再挽留蒲松龄，蒲松龄在毕家整整待了30年，70岁才撤帐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