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2日 14:15

　　主讲人简介：

　　刘扬忠，1946年生于贵州大方县。1968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任中学语文教员近十年。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吴世昌先生，专治唐宋诗词。198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

　　现任该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遗产》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兼搞诗词创作以词学研究成果为多。现已出版13种著作：《稼轩词百首译析》《宋词研究之路》《辛弃疾词心探微》等。

　　内容简介：

　　钱钟书除小说《围城》的创作外，一生致力于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上，他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名家名作也不放弃，以至有人说能受钱钟书的肯定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钱钟书也因此落了一个傲慢的名声。钱钟书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狂傲吗？在钱钟书的一篇演讲《诗可以怨》，您将看到一个谦虚的钱钟书。在演讲开始，钱钟书出人意料地讲了一个意大利的“他发明了雨伞”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说：有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有事出门，路上突然遇到下雨，他碰巧拿着一根棍子和一块布，人急智生，用棍子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被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觉得对人类做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听说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地拿着棍子和布，赶到城里，到局里去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专利局的职员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了个仔细。

　　钱先生讲这个笑话的用意，是向同行表明一种在学术问题上谦虚谨慎的态度，说是自己有点像那位孤陋寡闻的意大利乡巴佬，没有见识过雨伞，今天拿着棍子和布来撑在这里，是向诸位求教来了。由此可见，有些人说钱先生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态度“狂妄”，“瞧不起人”，甚至很“尖刻”，这是不合事实的。同样在这篇演讲里，您还可以看到钱钟书文学批评的另一面，比如他兼顾中西、打通古今的知识结构，是现代学者无一能比的。详细内容请关注《百家讲坛》10月21日播出的从《诗可以怨》看钱钟书。

　　（全文）

　　往往谈到钱钟书先生的时候，我们单位的一些钱先生的晚辈、同事，都有这个感觉。觉得不好谈，他那些东西很深，但是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那些著作，包括他的那些选本《宋诗选注》等等，或者他的大部头的著作《管锥编》还有《谈艺录》这些，还有一些其它的一些文章，除了小说创作之外的那些文章，其实主要就是搞文学批评，就是对中国和外国的文艺现象文学作品来谈他的看法，来进行他的审美鉴赏和评判。需要谈的东西很多，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只想举他的一篇文学批评的文章，叫做《诗可以怨》。这篇文章不是很长，但是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先生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批评的个性，我们知道批评是要讲个性的，那么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不少，但是像他这样有鲜明的个性，有独特的见解和渊博的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的，那是少见的。那么这篇文章就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他的个性，并且反映出他博通古今，打通中西的这么一种知识结构。同时又表现出他平常的为人，既很俏皮、幽默，又很风趣、机智。同时在文学批评的态度上很谦虚、很诚恳。我觉得这篇文章全面地反映出他的个性和他的水平。《诗可以怨》它是1980年11月20号钱先生去访问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叫文学教授恳谈会上做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的记录稿后来把它作为一篇文章就发表了。面对的对象是日本汉学界的一些专家、文学教授。按说钱钟书对汉学的造诣，那些听众应该说没有一个水平是比得上他的，但是他做这个演讲的时候，一开头就表现得非常诚恳，非常谦虚，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国内一般都是这个印象，说钱先生这个人很傲慢，他的学问也很高深，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如神仙中人。但是他在这个恳谈会上，在这篇文章里边，在这个演讲里边，一开头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本色了。在学问、在学术、在面对同行和学者的时候，他是那样谦逊，一开头他就说了一些并不是客套话的一些很诚恳的话。他说到日本来讲学呀，即使不必浑身是胆，也需要有斗大的胆。他说为什么呢？你们日本是汉学很发达的国家，你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卓越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我来到这儿以后呢，我面对你们，我心里是惴惴不安的，面对着你们这样一些日本的汉学的同行。他就打了个比方，这表现出他一贯的幽默俏皮的性格。他说我就像面对你们这个很大的宝箱，我像一个穷光棍，想来拿一点东西，但是没有号码锁，不懂开号码锁。只能看着这个大保险箱，眼睁睁地发愣。讲到这儿以后呢，实际上我觉得，好像那个意思谦虚地向日本同行求教的态度已经表达得差不多了，他又出人意料地讲了一个意大利的笑话。他说意大利有一个笑话叫做《他发明了雨伞》，他说意大利乡下的一个农民，有一次出门办事，路上碰到下雨。他找不到避雨的工具，情急之下，刚好身上带着一根棍子，包里有一块布。临时把这根棍子撑着这块布，就挡在头上，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回到家，很庆幸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高兴庆幸之余，突然一下就兴奋起来，他说我发明了雨伞。我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他就打听，打听知道城里有个发明品专利局。于是呢，他就拿着这根棍子和这块布，去申请专利，赶到城里，到了专利局以后，他说我发明了雨伞。专利局的官员觉得很奇怪，也很好奇。说你表演来看看，他就把这个棍子和布撑开了，你看好不好，这个官员哈哈大笑，打开保险柜，拿出雨伞，你自己看个够吧，这是你的发明吗？钱先生说这个笑话，他的意图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乡巴佬，到这儿来还要给日本同行讲学，讲点新鲜的东西，实际上讲不出来，那么只好拿着这块布，这根棍子在这儿来撑着，撑个门面，希望诸位不要笑话。当时据陪同他去访问回来的我们院我们所的同事讲，说到这儿，在座的教授全都哈哈大笑，乐了。但同时对钱先生非常佩服，从这篇演讲一开头，就表现出他的文学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非常谦逊，非常大度，非常诚恳，这是第一点。

　　那么这个演讲有了客气的、很俏皮的、很谦虚的这么一个开场白以后，他转入正题的时候，就首先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和说法来开头。这点也是在一般的文学批评里边很少见的，他一开头就发挥他兼通中西的长处，就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引用谁的观点呢，尼采的。他说尼采曾经把母鸡下蛋。母鸡下蛋以后要叫，把它和写诗和诗人的歌唱诗人的吟唱相提并论，诗人的吟唱就像诗人在愤怒在痛苦的情况下写出诗来，就像母鸡很费劲地生了蛋以后，要啼叫一样，把它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是尼采的一个观点一个说法。钱先生引了这个以后，他就说“这个家常而且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边的一个流行的意见，就是说痛苦比快乐更容易更能产生诗歌”。中国传统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者穷愁的表现，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是一种发泄，是对自己的愁苦、烦恼不顺畅的心绪一种发泄。《诗可以怨》这个命题就是这个意思，钱先生一方面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他把这个理论的阐述，他给通俗化了。他说这个巧妙的比喻无非就像母鸡下蛋那样。另外一方面，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大量引用西方的诗人、文学家、美学家，他们的诗句、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理论来一起进行比较，来说清这个问题。在这个短短的文章里边，我们很惊奇地发现，钱钟书对西方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和西洋人写的诗歌，了解得那种深刻和那种广博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他就举了很多人的话，都是西方的名家，比方说格里巴尔泽、福楼拜、墨希格、海涅、豪斯门、弗洛伊德、歌德、雪莱等等，这些都是在西方响当当的名震文学史的大人物。他对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这就表现了他兼通中西的情况，那么你读了这一段文字以后，你对钱钟书文学批评的水平只有赞叹的份，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引用这么多的东西来进行评论。这是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钱先生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熟读中国古代的典籍，广泛地阅读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光是《全唐诗》，他就读过五遍，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同时他又不是单单地沉溺在古典文学里边，他对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也非常感兴趣，研究古典文学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一个目的，就是要总结古代的文学创作的经验，来为当代的创作提供借鉴。其实钱先生谈《诗可以怨》这个题目，他的目的我想也是为当代的诗歌创作、当代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提供经验。他自己也是一个作家，大家知道，他的《围城》，那是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硕果。还有他的《人·兽·鬼》等等这些短篇小说集他都有。所以他作为一个创作家兼批评家兼研究家，他为什么要打通古今呢？就是要古代的东西来为当代服务，那么所以他的研究文章，批评文章里边，他就致力于把古今来进行打通。

　　他在《诗可以怨》里边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的原则，就是说不管是抒情文学作品，还是叙事文学作品，其实贵在一个“真”字。意思是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真实地书写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诗可以怨”这样一个现象，从先秦出现以来，历代的诗人都把它作为一个创作的套版，其中真真假假都有，有的人是写自己真有穷愁的感情，真有对现实怨愤的情绪，写的是真的。但是也有人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就是说装假，无病呻吟，这种现象也不少。那么钱先生在这篇演讲里边就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原则，要真。他在这一段文字里边，他连续地举了四个例子，也就是讲了四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他说北宋的一个著名的诗人，叫秦观，他是个诗人也是个词人，你可以看到他满纸都是愁，他的诗他的词，都是喜欢写忧愁忧伤的感情的。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是著名的大才子，他的遭遇在后期确实是不大好，曾经被贬官、被流放，最后死在广西了。所以他的有些诗歌有些词写穷愁痛苦的情绪那是真的，但有很多是假的，别人不知道。他的朋友也就是同样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就这么取笑他。钱先生就引了张耒取笑秦观的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我看好多好的文章都是出于穷愁潦倒的文人之手。所以后来写文章的人都喜欢写一些描绘穷愁潦倒状态的东西。但是你秦观，我和你是朋友，我就知道，你本来没有什么忧愁，你却写了这么多忧愁感伤的作品，你是不是学那些并不穷困却硬要写自己如何穷困的人？把秦观问得哑口无言，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他是引用了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大家知道辛稼轩，写的一首《丑奴儿》的词，钱先生引了，这首词是这样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钱先生引了这首词以后呢，做了个解说，他说辛弃疾的这个词，他写了装假、装病、装愁的这种现象，但他本身不是装假，而是说明了两个问题。他说这个词的上半阕是正好用来说明什么叫无病呻吟，什么叫不愤而作。就是说这个少年的词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愁，但是为了写一首新的作品呢，就假装愁，就“为赋新词强说愁”。下半阕刚好说明了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缄默，闭口不说话。哪种情况下闭口不说话呢？就是不管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那么都意味和暗示着已经非常痛苦，非常非常悲愤了，这种情况下，反而就不说了。

　　第三个故事，陆游，大家知道的，宋代的大诗人。还没有人说过陆游装假，陆游无病呻吟，但是陆游自己揭露自己，陆游写过一首诗叫《后春愁曲》。他在这首诗里边自己承认，他说“当时说愁如梦寐，眼底何曾有愁事”。他的朋友另外一个大诗人叫范成大就取笑他，说他“闭门自造愁”，就是本来没有愁，关起门来自己造出愁来写出诗。那么这三个例子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的例子。第四个例子最精彩，但是偏偏是一个不出名的一个诗人的故事。钱先生很渊博了，直到现在我没有查到这个故事的来源。钱先生有很多笔记本，读了书就抄在上边，然后做演讲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就引上去。这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故事，但是最能说明问题，他说有个诗人叫李廷彦，他因为不出名就非常想出名，就写了一首一百韵的五言长篇的排律，呈送给他的上司请教。他的上司说我这个下属很有才气，一写就是一百韵。一百韵就是两百句，两百句的排律那是很长的，就很认真地读，读到其中的有一联，叫做“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读到这儿上司很感动了，一下站起来，深表同情，哎呀，想不到你的遭遇这么惨，哥哥和弟弟都死了，那赶快去吊丧，我都要去。他吓坏了，他赶快站起来给他的上司打躬作揖，他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是做假的，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我哥哥也还健在，弟弟也没死，我只是贪图对对子对得工整，对得亲切，才这么写的。上司就很失望了，我还以为你写的是真的。那么这个故事就可见有的人，为文造情，就来假的，这个故事传出去以后在当时就成为一个笑柄，有人还续了两句来挖苦这个李廷彦，“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哥哥也死，弟弟也死，两重丧。那么钱钟书引了这个故事以后，大发了一通感慨，具体他怎么发感慨，大家去看《七缀集》里边这篇文章就知道，就是借此来抨击了诗歌创作中的无忧而为忧者之词的现象。所以钱先生他坚持了这么一个原则，提出了这个原则，就是说虽然古今中外的诗歌，是以书写忧愁的感情的作品为最好，为最工。但是我们总不能为了写出好作品来而去假造感情。写真实和虚构和艺术想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为了写真实就不允许虚构，不允许驰骋诗人想像的翅膀呢？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有很明确的原则，有很通达的看法。记得六十年代的时候呢，我们文学研究所有过这么一件事，就是山西永济县，在黄河边上不远的地方，有个著名的名胜，就是唐朝时候的鹳雀楼，唐朝诗人王之涣，写了一首名篇《登鹳雀楼》，这首诗三岁小孩都能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二十个字，关千古登临者之口，以后登鹳雀楼的人写出来的诗没有一个人写得有这么好的。就是这么一首诗，遭到了永济县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的质疑，他写信到文学研究所来，问我们文学研究所的唐诗研究专家，我就是鹳雀楼这儿的人。我的学校就在鹳雀楼旁边，但是我对王之涣这首诗我一直读不懂。我怀疑他是在做假，为什么呢？他说从这个鹳雀楼向西边望，西边根本就没有山，东边才有。但是王之涣为什么说“白日依山尽”，“尽”就是太阳从西边落下去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写？结果这个信拿来在我们所里传开了，大家要解释一下好给他回信，结果有人提出这么一个很勉强的解释。他说西边没有东边有，这不是写的日落，是写日出，这就更勉强了。日出怎么“尽”啊，“尽”就是落下去了，连光线都没有了。说不服大家，只好说那只有钱先生能解答这个问题，问他，钱先生一看马上说，哎呀，这好解释呀！钱先生说诗人眼前无山，不等于他心中无山，他可以驰骋想像嘛。就像第二句“黄河入海流”，山西离海那么远，谁看见黄河入海了，但是钱先生说诗人可以想像，黄河就流进我想像中的那个东海了。所以可见，钱先生所谓主张写真实，他是有原则的，他指的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和你内心的感情的那种真实性，而不是排斥艺术想像、艺术虚构。你拿他那个小说《围城》你也可以来解释这个问题，《围城》所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都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些人，但是它本质上是真实的。你读了《围城》以后，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在那些地方生活过的人，在中国那个环境生活过的人，你读了你就知道，确实这就是我们生活环境里边的人。不管方鸿渐也好，唐晓芙也好，就是那个环境当中，可能产生的人，那些事也就是那个环境中应该产生的事。从生活的本质来讲，它是真实的，但是从具体的事件、人物和形象来讲，它又是虚构的，虚构不等于虚假。这个和《诗可以怨》规定的那种不要装假，不要无病呻吟是一致的。所以钱钟书在文学批评的原则上，他是深深地懂得文学创作的规律、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文学创作的原则的，而且他在他的批评文字里边，一直是坚持这些原则的。

　　有人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不单单是他一个人提出来，很多钱钟书著作的读者，钱钟书的崇拜者爱好者都有这个印象，就是说他的文章，他的著作由于大量地引用外文，大量地引用古典，所以一般人确实不大看得懂，更谈不上消化和接受他的观点和他的理论。就提出他的这些东西几乎成了象牙之塔里的学问，一般人欣赏不了，怎么能够对当代的文化建设起作用呢？其实这种看法，我认为不一定对，因为它包含着对钱钟书治学风格的误解，其实你真正读懂他的作品，了解他的作品以后，你会有这个感觉，他并不是故作高深，并没有成心地卖弄学问，卖弄他的渊博。他只是为了说清楚问题而旁征博引。其实你具体读他的一些篇章一些段落的时候，尤其是读《诗可以怨》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就是说他为了让普通的群众，普通的读者能够接受能够领会他的观点，他还经常引用文学史上流传得比较广，一般群众都知晓的一些作品和一些文学史上的事件。比如《诗可以怨》里边，一开头他就声明，我今天所引用的都是一些最平常的例，例就是例证，就是一些单个的故事。都是一般群众，他认为是知道的，比方他说《诗可以怨》就是说好的作品都是穷愁潦倒，生活不顺畅的时候写出来的。他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举的那些例子其实都是一般的老百姓差不多都知道，比方司马迁就举过，他就拿司马迁举过的这些例子来举，都是大家知道的。比方说举到周文王囚禁于羑里，就写出了《周易》，但是这个《周易》是不是周文王写的，这个咱们不说。原来是有这个传说。孔子遭难就写出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就写出了《离骚》。左丘明瞎了眼睛，写出了《国语》，这些都是在困恶穷苦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写出好作品来的例子，都是常见的例子。谁说钱先生故作高深呢？谁说他是引用偏僻的典故，不是的。还有这个文章里边，还引用了其他的一些故事，都是中国民间老百姓家喻户晓的。

　　除了这篇文章之外，你翻开那个大部头的几大本的《管锥编》来看，你就知道，你很惊叹，钱钟书对通俗文艺情趣之浓，那是让人佩服的。他有好几十处就引用明清的通俗小说《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说唐》，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从古到今非常喜欢看的这些书，大段大段地引用这些小说里边的故事来说明问题，来进行文学批评的。甚至他对民间文艺对于口头文学了解之深，在他高深的学术著作里边引这些东西，这个现象也不少。你看他引用的无锡的民歌童谣，比方说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吃苹果你吃梨。还有什么藏头野鸡，缩头乌龟，这些都是无锡的民谚民谣。那么他引用这些，实际上我认为是为了使自己的著作能够走进普通的民众，他做出的这个努力，实际效果怎么样呢？还没有体现出来，但是随着我们国家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全民性的提高，随着钱学深入开展，钱钟书先生的这些高品位的高水平的精神劳动的成果，我相信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钱钟书这个人，连通他的作品会逐渐地走向民间，走向普通的民众之中。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