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国际 （2005年06月06日 10：17）

　　主讲人简介：淳子：上海东方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女作家。写有散文《白天睡觉的女人》、《上海闲女》、《名人访谈》等作品。1993年开始阅读和研究张爱玲，并写作出版了散文体学术专著《张爱玲地图》。

　　内容简介：她曾是一位青楼女子，在怡春院里饱受了生活的艰难；她曾两次远渡重洋，为了追求艺术的真谛；她曾遇到两个知音的男子，最后却走向孤寂的宿命；她一生中留下了两千余件作品，这些作品曾多次入选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沙龙展览，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20多个奖项。这些作品中大部分都是人体画。潘玉良为什么喜欢绘画人体，这些人体画对于潘玉良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旅居法国40年中，潘玉良在法国是怎样度过她这40多年的艺术生涯呢？她和潘赞化的情感是怎么样呢？从雏妓到小妾，从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到最后走向世界艺术的殿堂，潘玉良有着怎样的传奇的故事？

　　（全文）

　　曾经有这样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叫张玉良。当她叫张玉良的时候，她是一个青楼女子，后来有人把她救出来了，给了她一个自由的身子，不过这在当时也算不上稀奇。妓女从良在当时的年代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是稀奇在哪里呢？这个叫张玉良的青楼女子，她把脂粉化成了油彩，重新涂抹了自己的生命，然后最后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家，成为一个传奇。这样一个过程有点像中国的章回小说了，张玉良她是扬州人，我们一直知道这句话，扬州出美女，可是张玉良长得并不美，她一岁的时候父亲死了，两岁的时候她的姐姐死了，到她八岁的时候她的母亲也死了，于是她就成了一个孤儿，当她成为孤儿的时候，她的舅舅领养了她。这个舅舅是她的亲舅舅，但是她这个亲舅舅有一点坏，当张玉良长到14岁的时候，舅舅就不愿意养她了，舅舅就把她卖到了安徽芜湖的一个妓院里面。到了妓院里面我们知道，每一个妓女都要有自己的一个花名的，而张玉良那个时候在青楼里面她的名字就是张玉良。

　　到了张玉良17岁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人，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叫潘赞化，当时潘赞化是刚刚上任于安徽芜湖的海关监督，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这个海关监督这个官有多大呢？那就是一个科长。潘赞化当时虽然只是一个科长，但是他的身世是何曾了得的。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同盟会，是追随孙中山的，后来他又参了军，是跟随蔡锷将军一起参加过护国运动，并且还做了旅长，以后他又离开了军旅生涯，开始从政，于是就做了芜湖的海关监督。就是在这个时候，张玉良遇到了潘赞化。

　　有人说青楼女子看两样东西是不会看走眼的，一是看首饰，看珠宝是不会看走眼的；二那就是看男人，因为青楼里的女子她们是阅男无数，所以她们看男人是看得很准的。潘玉良在青楼里也是遇到过无数的男人，当她遇到潘赞化的时候，她就有一种预感，她觉得这个男人是可以救她的。于是她就冒着很大的危险去求潘赞化，要求潘赞化能够把她赎出来，也难得潘赞化一个官场上的人居然肯动恻隐之心，居然肯拿一个男人的荣誉来做冒险，潘赞化最后是把张玉良赎了出来。

　　本来也只是想把她赎出来还她一个自由身而已，而像这样一个女人，一个17岁女子，什么都不会的女子，当她从青楼来到社会上，她没有谋生手段的，很多女人出来以后又回去了，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潘赞化再一次动用了自己的善良，这个时候他是把张玉良娶为小妾，作为自己的妾，于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和自己住在一起了。

　　这个时候，潘赞化其实也是受到了道德的危机，因为潘赞化在乡下是有一个原配夫人的，原配夫人非常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娶一个妓女出身的小妾，这是其一；其二潘赞化一直是一个受“五四思潮”影响的，一个很有作为的年轻人，他一直是和陈独秀在一起办报的，这时候作为一个五四的新青年，他本身娶一个小妾，那又是有悖于自己的理想，有悖于当时的五四精神，反封建的精神，因为他又纳妾了，所以当时的潘赞化也是受到了一种道德的谴责。他也是在一种道德的困境当中。那么为了摆脱困境，潘赞化带着张玉良再一次地离开。这次离开是从芜湖到了上海。

　　他们到上海以后是住在渔阳里，我想很多读过党史的人对上海渔阳里会觉得非常熟悉，那就是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地方。潘赞化要养原配夫人，还要养张玉良，所以他经常在外面奔波，这个时候张玉良她只是作为一个小妾，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天天是待在家里的。而在渔阳里里面当时有一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叫洪野先生，洪野先生在家里作画的时候，张玉良坐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在画什么，她因为没有事情干嘛，她就天天趴在窗口呆呆地看着洪野先生画画，慢慢地张玉良就在洪野先生边上涂鸦，有口无心的画几笔。也是据刘海粟回忆，刘海粟说，张玉良她的绘画天赋是陈独秀发现的，当时陈独秀就积极地怂恿潘赞化，让潘赞化叫张玉良出去学画，于是就这样，张玉良成了她的邻居一位绘画教授洪野先生的学生。而这一画对张玉良来说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这样时间就是到了1918年，那个时候刘海粟是在上海创立美术专科学校，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很重要一笔的，也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个时候刘海粟，陈独秀都鼓励张玉良能够去投考美术专科学校，那么潘赞化也同意了，于是张玉良就开始去投考这个美专，当时她的成绩还不错，不是像有一些小说上、传记上写的，她是第一名，那是为了艺术的需要，为了情节的需要，她并没有考第一名，但是她的成绩还是可以的。但是那个时候教务主任却没有录取张玉良，为什么没有录取呢？因为当时的教务主任害怕有人说，我们学校接受了一个青楼女子，名声不好听，所以他拒绝接受张玉良。那么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刘海粟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马上拿了一支毛笔，到了发榜的单上，他写上了潘玉良，按刘海粟的说法，就是说送张玉良到潘玉良是他改的，这一个姓一改，有一个象征的意义，那就是一个女子，作为一个青楼女子的前世结束了，作为一个新女性的今生开始了。

　　就这样，潘玉良成为当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第一位女生。潘玉良爱艺术，视艺术为生命，这一张张画卷，都倾注了潘玉良的心血。当学校开设人体素描课时，潘玉良又开始作画人体画。以后她的作品多次入选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沙龙展览，获得二十多个奖项，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人体画。那么潘玉良为什么喜欢绘画人体画，这些人体画对于潘玉良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时美术学校里面就是因为刘海粟的坚持，已经引进了西洋画派，西洋画派是要画模特的，当时因为裸体模特的事件，学校是受到了社会强烈的攻击，甚至于是有关闭学校的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在学校里面，再要画人体模特是不可能了，那么潘玉良怎么办呢？有一次潘玉良去洗澡堂，上海的澡堂那个时候，无论是男澡堂，还是女澡堂，一般的百姓，一般的市民只能是支付得起那种混堂，基本上就是没有间隔的，就是一大群女人在一起这样洗澡的，于是潘玉良就拿了一个速记本，就在浴室里面开始做人体写生。这一章节在电影《画魂》里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等到要毕业的时候，潘玉良展出了她所有的习作，其中就有她在浴室里面的人体素描，当时把所有的学生都看呆掉了，刘海粟也呆掉了。刘海粟就问：你这些裸体是从哪里来的？于是潘玉良就说：我是去浴室，一是去浴室，二是有的时候当潘赞化不在家的时候，她对着镜子，自己对自己的人体进行临摹的。

　　当1984年的时候，潘玉良的作品，她的遗作从法国巴黎运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她的这些2000多件作品里面，有很多是裸体画，是人体的写真。为什么潘玉良会对人的裸体有这样一种感觉呢？其实这个也和她的身世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她以前是一个青楼女子的时候，她的饿躯体、她的肉体、她的人体只是泄欲的工具，是没有灵魂的。可是当她走进艺术院校以后，人体是成了一种艺术，人体是成了一种被人尊敬的对象，人体是有了生命的。所以作为这样一个人生经历的女人，她面对裸体的时候，她的感觉，她的心情，她的觉悟是不一样的。

　　但是问题是在这儿，张玉良对人体的意识，她对人体的觉醒在当时的旧中国是早了一步，她当时的裸体画再一次引起人们的议论，刘海粟面对她的画看了很久，最后把潘玉良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对潘玉良说：如果你能够去欧洲留学的话，可能对你的艺术会更有帮助，因为刘海粟已经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旧中国，在当时道德的环境里面，在当时传统的那样一种习惯势利下，潘玉良的绘画才能是要被扼杀掉的。于是这个时候，潘赞化再一次使用了他的良心。这个时候潘赞化做了一件什么事？潘赞化他是从安徽过来的，所以他当时就向安徽省教育厅申请了一个官费留学的资格。这样就是到了1921年的时候，潘玉良再一次离开，这一次离开，是从上海到法国，到巴黎。

　　这是潘玉良第一次离开祖国，远度异国他乡，对于潘玉良来说。从青楼女子到一个文人的小妾，从美术学校的学生到欧洲留学，每一次的变化，都是她人生的一个质变。就这样潘玉良开始了她在法国留学的生涯。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学油画的同时，她又去了意大利，她想通过她的油画基础去雕塑，她希望能够创立起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1927年她的习作油画《裸体》获意大利国际美术展览会金奖。这次获奖奠定了潘玉良在画坛的地位。就在这时潘玉良在异国他乡见到了老校长刘海粟，当老校长见到自己的学生有如此的成就，当下写了一份聘书，聘任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授。就这样潘玉良带着圆满和喜悦的心情学成归国，结束了9年异国漂泊的艰辛日子。那么潘玉良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就，那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上面，她和潘赞化的情感是怎么样呢？

　　我们说对潘玉良这样一个女人来说，她往往是一脚幸运，一脚蹉跎的。她幸运的是，她的艺术道路，她蹉跎的是，她个人情感的道路。我翻阅潘玉良的年表，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她的年表几乎每一年都是有内容的，但是就是在1919年和1921年她出国之前这一段是空白的，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一段时间她正好是在美术专科学校读书，应该是空白的，但是后来到了1984年的时候，当潘玉良的遗作包括她的书信运回中国的时候，我们在那些书信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那就是在那一段空白的年代里面，潘玉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她是青楼女子，青楼女子是没有办法生育的，在当时的旧中国，我们都知道，女子无后为大，她不愿意潘赞化因为她而永远没有孩子，而永远没有办法做父亲，所以当时她做了一件事，就是以潘赞化的名义给潘赞化在乡下的原配大太太写了一封信：就是说我想念你，我要接你来上海住。那么大太太接到这封信当然是很高兴了，大太太就来了。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太太和潘赞化生活在一起，使他们终于有了惟一的一个儿子，就是我们后面说的潘牟。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女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潘玉良对潘赞化一直是有一种感恩在里面的。那么中国传统的女人，当她对一个男人感恩的时候，她最容易作出一件事，一，就是以身相许，其二，当一个小女子她感激一个男人的时候，她不能以身相许的时候，她一定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报答这个男人的。而当时潘玉良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愿意通过这样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圆满一种旧式家庭的情感。所以当我们考证潘玉良和潘赞化的这样一种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关系是半新半旧的。

　　1929年的时候，潘玉良有一段时间生活在上海，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南京，这个时候她作为一个传统女性的意识是很强烈的，她非常希望能够把潘赞化惟一的一个儿子叫牟儿，牟取的牟，把潘牟能够接到城里来，能够接到上海或者是接到南京读书，她希望能够通过抚养大太太的儿子，来化解她和大太太的矛盾。因为一直以来，大太太都没有接受过她。潘玉良回国以后，她一直要求能够回到老家，回到安徽去见一下大太太，但是潘赞化始终没有带她去，带她去安徽了，但是没有带她回家，潘赞化为什么没有回家呢？我相信潘赞化一定是有难言之隐，而这个难言之隐是不必说出来的，潘玉良自己也明白，那就是大太太的坚持的不接受她。结果是这个原配，这个大太太的儿子，潘牟是和潘玉良和潘赞化他们三个人共同生活了有八年到九年之久。在这个时候，在1931年的时候，我们在潘玉良的画册当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叫我的家。我的家里面画面是这样的，潘赞化依旧是戎马生涯的装束，非常魁梧，这也是根据生活原形塑造的一个人，潘玉良是面对镜子，坐在镜子前，然后旁边站了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是大太太的孩子。这幅画是画于1931年的，这幅画一直保存在潘赞化那儿。我们从这幅画上面可以看到，潘玉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期待，她期待自己在这个家能够有一个位置，她期待能够有一个关系和谐的家，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来，潘赞化是不是太懦弱了？他为什么不选择离婚呢？他既然给了潘玉良新生了，他为什么不能给她一个合情、合理的，在家庭当中的位置呢？我们说，这往往就是一种道德的悖论，因为当潘赞化如果和大太太离婚，他对潘玉良是道德了，但是对大太太却是非道德的，而他要对大太太实行他的仁慈，实行当时的道德的话，而对潘玉良来说，又是非道德的，所以这是潘赞化当时道德的困境，是在那样的一个旧时代里面一个男人无可奈何遇到一个道德的困境，而这个道德的困境由于潘赞化没有能力解决，而潘玉良也同样是没有能力解决。

　　由于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潘玉良只有把自己的心血投入到绘画事业，随后潘玉良在上海先后举办了四次画展，这些画展震动了中国画坛，事业上的成就给潘玉良带来了心理的慰藉。但是就在潘玉良潜心钻研画艺，坚持“融中西画于一炉”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开，再次客居他乡。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了潘玉良再次选择离开？

　　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那就是在1935年、1936年的时候，潘玉良在中国举行了她的第五次个人画展，在这一次的画展上，她画了一幅画叫《人力壮士》，这个画面是一个肌肉非常发达的男子，然后他用他非常有力的双臂努力地搬开一块巨大的岩石，让下面脆弱的小花能够绽露出它们的笑脸来。这幅画是有一个象征意义的，因为当时日本人已经是侵占了东北三省，她画这一幅画，她是要表达中国人那种抗日的决心，只是那块巨石等于就是日本侵略者，搬开巨石就是解放受蹂躏的中国民族，非常有象征意义，并且当时看到过原作的人，包括刘海粟都觉得这个《人力壮士》画的那个肌肉的线条画得特别有力。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潘玉良她已经是受过了法国油画的专业训练，并且她已经是在意大利接受了雕塑的训练，所以她画这样一个人技艺是非常娴熟的。当时教育部部长来参观这个画展的时候，当场就把这幅画定下来，按照潘玉良自己私底下的意愿，她这幅画是要自己保存的，可是教育部长那么喜欢这幅画，等于是给自己面子，不好不卖，于是就接受了1000块钱大洋的定金，但是讲好了，是要等到画展结束以后才把这幅画送过去。就在付定金的当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整个画展受到了冲击，许多画被撕掉，有些画被偷掉，那一幅被订购的《人力壮士》不仅被撕毁，而且在上面贴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深深也伤害了潘玉良，这张纸条是这样写的，这是妓女对嫖客的歌颂。那么多年过去了，将近20年过去了，潘玉良以为，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她通过自己人生生命的质变和蜕变，她通过自己绚丽的油彩，已经可以把自己的前世涂抹掉了，但是没有，在那个旧时代，旧的道德不允许一个女人把自己的过去，把自己不愿意提起的过去涂抹掉，就是不断地被人提起，这是第一个伤害。

　　第二个伤害，就在画展风波之后，有一天她正在上课，她接到了潘赞化的一个电话，说她来了，就是大太太来了。从这个电话的语气里面就听到了一种严重性。那么下了课以后，潘玉良回家，回到家里，她马上就感到了家里压抑的氛围。在电影《画魂》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场面，当她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就听到大太太在说，我不管她是不是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不管她是不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她在家里就是妾，妾就得给大太太下跪，请安。这个细节是否真实，我们没有办法考证，但是作为这样一个旧式家庭里面的小妾，她所受到的委屈，她曾经的出身被人受到不断地诋毁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细节也许是不真实的，是为了当时的电影，为了情节，但是氛围，她在家庭地位的描述是非常真实的，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潘玉良为了不让潘赞化为难，她就啪的一下跪在地上给大太太请安了。但是内心是委屈的。

　　那么大太太来了，大太太的到来不仅给潘玉良带来了压力，同样也使得潘赞化感到了左右为难。那么这个时候在艺术上的受挫，就是不被艺术所接受，不被当时传统的环境、道德的语境所接受，已经是让潘玉良非常压抑了，而回到家里同样又不被大太太所接受，那么在这样一种双重的压力之下，在一种道德的传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潘玉良再一次选择了离开，而她这一走就是40多年。

　　1937年，由于潘玉良在艺术上的受挫和在感情纠葛的双重压力下，潘玉良借参加法国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的画展的机会，再次离开了这个令她心力交瘁的祖国，客居他乡40年，作为外国人眼中有艺术天分的中国人，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选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沙龙展览，并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举办过个人画展，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20多个奖项。那么潘玉良在法国是怎样度过她这40多年的艺术生涯的？

　　在法国40年，这40年是怎么样渡过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去想像的，一个女子孤独地在那儿。据当时她的同学说，她根本是不可能住在巴黎的中心，因为在巴黎的中心那个生活费用是太高了，她只能是住在巴黎的郊区，依旧是一个阁楼上面。并且她到了法国以后，她是非常有名的三不女人，第一是不恋爱，第二是不入外国籍，第三是不签约于画廊。她的不恋爱是源自于她对潘赞化的感情，这个感情里面有很深的感激、感恩在里面。因为从一个张玉良变成一个潘玉良，一个姓氏的改变，其实不仅仅是人生的改变，是一个生命质量的改变，也就是说叫张玉良的时候，她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当她叫潘玉良的时候，她美丽的衣服里面有一颗灵魂了，所以潘赞化对她的重新命名，对她来说是要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怀的，所以她用自己绝不恋爱的坚持来报答潘赞化。这是其一。

　　其二，决不入外国籍。一直等到她人生暮年的时候，等到她80多岁的时候，她一直说，我想回来，我想回来，她一直等着这边有人写信请她回来，但是蛮奇怪的是这样的，刘海粟是让她回来过的，后来她的学生成为外交大使的黄镇先生也是请她回来过的，但是我们在所有的信息里面，我们所有的她的家信里面，却没有看到她最感恩的，她的丈夫潘赞化请她回来的信息。也许她一直是在等潘赞化请她回来的信息吧，但是她却是一直没有等到。

　　远在异国他乡的潘玉良无时无刻地思念自己的丈夫，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能邀请她回来，但这时的潘赞化在国内因家境贫寒，常要靠潘玉良卖了画，转道香港寄钱回来养家糊口。这样的家境，潘赞化是不情愿让潘玉良回来的。到了1960年，当潘玉良把她获得的巴黎市市长亲自颁发的“多尔烈”奖和颁奖的照片寄给潘赞化时，潘赞化已经在安徽病逝。

　　而这个时候由于潘玉良这样一个人生的阅历，由于她在法国巴黎的她的艺术的地位，当时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在1937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法国巴黎中国文化协会的会长了，由于她的地位，她感动了一个当时在那边开餐馆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叫王守义，这个王守义一直是被称为潘玉良在法国巴黎的一个情人，说情人其实是她的一个仰慕者，这个王守义处于对潘玉良的仰慕，仰慕的不仅是她的艺术，还有对她人生经历尊敬在里面，所以他一直去照顾潘玉良。因为潘玉良是三不主义嘛，一是不入外国籍；二是不恋爱；最重要的是不和画廊签约，不和画廊签约就意味着你没有固定的收入。因为有收入的作家，能够拍卖的作家一定要进入画廊，而那个时候潘玉良一个小女子居然有这样的勇气，不入画廊，所以她的生活，她为了要坚持自己艺术的独立，包括人格的独立，她的生活就成了问题。于是王守义就一直在她的身边帮助她，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帮助她。

　　那么当潘玉良的这个遗物送回来的时候，人们在她的遗物当中发现了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项链，那就是在她结婚的时候潘赞化送给她的，那个项链就是很西方式的，有一个鸡心盒，啪，一下打开，里面有一男一女两张照片，一个就是潘玉良，一个就是潘赞化的照片。还有是一个怀表，这个怀表是很珍贵的，是当年蔡锷将军送给潘赞化的，而当潘玉良去法国留学的时候，潘赞化就把蔡锷将军送给他的这个金表作为一种信念，作为一个信物，作为一份诺言给了潘玉良的。

　　40多年过去了，这两样东西潘玉良一直是攥在手上没有丢弃过，从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的一种感情了。所以她临死之前，她是托付王守义的，就是说我的作品，我的这两样信物，你一定要给我交到我的儿子潘谋的手里，因为她就害怕她猝死，她的东西没有办法回中国。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潘玉良对自己在中国的亲人，对自己的祖国一直是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的，所以她最后她的遗愿就是希望她自己的身体，希望她自己的作品能够一起回来。

　　当潘玉良的作品回到祖国的以后，她的生平、她的自新、挣扎向上的历程开始受到世人的关注，就在人们欣赏潘玉良作品的同时，人们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潘赞化为什么会不顾自己的声威来搭救、帮助潘玉良呢？潘玉良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子？

　　因为很多人都受到了电影和电视剧的误导，电影是巩俐演的潘玉良，电视剧也是一个香港第一美女李嘉欣演的，所以所有的人说到潘玉良都希望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于是英雄救美，潘赞化是一个很正直的、很魁梧的、很有文人气质的一个男人，然后把一个美女从妓院里面救出来，然后又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她塑造成一个世界知名的艺术家，这样非常符合一般市民的那种审美心理。

　　但是当我们看到潘玉良照片的时候，当我们通过当事人对潘玉良回忆的时候，我们总是有那么一丝遗憾，潘玉良不仅不好看，按照有些人的回忆，甚至于是难看，也就是说，潘玉良的长相没有符合一般市民的审美观，也不符合一般英雄救美，王子加公主的，那样一种浪漫情怀。所以当我们看到潘玉良照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吃惊、会有一些惊讶、也会有一些遗憾，有人就会说，这样难看的一个女人，潘赞化为什么对她那么好，这样的疑问，这样的理解，我就觉得太浅表了，也太生理化了。其实女人吸引男人的，除了美貌以外，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格的魅力。

　　我曾经考证过一部小说叫《海上花》，这部《海上花》也是上海的女作家张爱玲非常喜欢的，张爱玲也是为这部小说做过注解的。在这一部描写当时青楼女子的小说里面，张爱玲是写过这样一段话的，张爱玲说：在那样一个旧时代里面，在那样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新旧时代里面，反倒是在青楼里面更有爱的空间。因为你到青楼里面，你会找自己喜欢的女人，你要和她接触，然后慢慢的这样一来一去容易产生感情。可是在我们中国封建的婚姻里面，那个女孩长得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连小手都没有摸过就进洞房了，所以当时那种传统的，封建的婚姻，爱情是被扼杀掉的。所以从当时的那个旧时代的环境来看，我们现在来看这是爱情的悖论，就是明媒正娶的反倒不容易产生感情，和青楼女子反倒容易产生感情，那就是一个封建社会对婚姻的一个悖论。

　　前不久有过一次拍卖，潘玉良的一幅画大概拍了90多万人民币，应该说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这真的是对潘玉良的作品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价码了，那么它为什么会拍到这么一个很高的价码呢？我们来考证一下梵高，梵高他每一幅画的拍卖都是创出了画廊的新高，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梵高苦难的历史，苦难的人生参与了拍卖，人们给他一个高价是对他苦难的一种补偿。而现在的拍卖行里，对潘玉良的画给出一个高价，不仅仅是对她苦难的一种补偿，更重要的是，对她作为一个女性，作为那个旧时代的女性，能够一步一步的自我完成，生命的自我完成，女性尊严的自我完成的一种尊敬的表现。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潘玉良的这样一个人生的蜕变，从一个脂粉楼里的女子一步一步走出来，从妓女、小妾、美校的学生，留学生，大学教授，然后做了一个自我放逐和她的艺术一起去流浪40年的海外客居的生活，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潘玉良她完成得非常好。

　　法国的学者女学者波夫瓦她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被造就的，女人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整体所造就的。那么这样一个旧时代是很难造就出潘玉良这样的新女性的，所以潘玉良最后走出了自己女性的局限，完成了自我，这样一个历程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的。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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