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的发起者安禄山,出身于营州柳城,即现在辽宁朝阳。他因平定契丹,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同伙史思明本是胡人出身,后因到长安奏事,博得了唐玄宗的欢心,被赐名思明,官至平卢兵马使。安禄山野心极大,他多次来到长安觐见玄宗,通过种种手段赢得玄宗的信任,并在长安、宫廷中安插耳目,对日益腐败的朝政真相了如指掌,逐渐生发起兵灭唐的谋反之心。经过长达十年秘密的准备,安禄山认为已具备了灭唐的力量。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声称奉密旨讨伐奸臣杨国忠,起兵范阳,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军队十五万人,南下直取洛阳、长安。唐玄宗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叛乱,军事上毫无准备,当叛乱的战鼓震动大明宫的时候,他才匆忙布置防御。一时间大唐王朝狼烟四起,战火弥漫,百姓逃亡,生灵涂炭。
此时,怀有安邦治国之志的李白希望自己能向皇帝献上灭胡之计,拯救危亡的局面,于是携妻子宗氏奔赴长安。同时派门人武谔奔赴东鲁照顾自己的子女。在北行的途中,他写下《奔亡道中五首》,记录了人们在战争中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哀痛及自身的处境:
苏武天山上,田横海岛边。
万重关塞断,何日是归年。
(其一)
亭伯去安在,李陵降未归。
愁容变海色,短服改胡衣。
(其二)
谈笑三军却,交游七贵疏。
仍留一只箭,未射鲁连书。
(其三)
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
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
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
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
(其四)
淼淼望湖水,青青芦叶齐。
归心落何处,日没大江西。
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
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
(其五)
这五首诗是我们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李白行踪最重要的材料之一,通过研究他的行踪,我们对李白参加永王李军队的缘由就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在这些诗中,李白先后引用涉及苏武、田横、崔、李陵、鲁仲连等很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诉说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表达了自己遭逢国家变乱之时的思想情感。
当时,唐朝的守城将士战死的战死,投降的投降,李白像当年被困匈奴的苏武、被困海岛的田横,也被困在沦陷区内。他与妻子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装,趁着茫茫的月色,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长安,显然,他奔走的方向与众多逃亡人的方向恰恰相反。自己所面临的情势虽然万分危急,但李白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到达长安,觐见玄宗,献上自己的灭敌大计。战国时燕将据守齐国聊城,齐国攻克不下,齐人鲁仲连射一箭书信入聊城,燕将见信之后自杀,聊城不攻自破。李白将自己比做鲁仲连,认为自己尚有救国良策,希望能够为玄宗所用。但是,还没等李白到达长安,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奔亡道中五首》(其四)来看,李白的立足点在函谷关内(西),诗的意思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被安史乱军占领,所以洛阳之水、嵩山如同边疆的易水、燕山。自己本想效法申包胥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可是现在函谷关以东尽为敌军所得,形势万分危急。李白不得不从华山经商洛大道转道江南,又经溧阳、杭州、金陵,隐居庐山屏风叠,静观形势的变化。
在逃亡过程中,李白还写下《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猛虎行》、《扶风豪士歌》等诗歌,记录了战争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
太白昼经天,颓阳掩馀照。
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
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
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
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
(《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
战端起始之时,安史叛军铁蹄横扫中原,国土沦丧,将士捐躯。这首诗表现了民众在大难来临之时混乱甚至于绝望的心理。诗中呈现的不再是浪漫主义的浓墨重彩,而是严峻的现实主义的惨淡颜色;融入画面的也不仅是诗人怀才不遇的郁闷,而是广大下层民众盼望早日平定叛乱、返回家园的共同思想感情。李白此时的笔触已经完全脱离了个人的感伤忧愤,而伸向广阔的现实世界,集中反映国家和人民的苦难。这样的诗作,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可比肩于杜甫的“三吏”、“三别”。
李白一方面描绘战争带给国家民众的深重灾难,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人生的迷茫。他从过去“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满怀激情逐渐转向怀才不遇的悲叹、深沉哀婉的思考: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
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
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颠倒。
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
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
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
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
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
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
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
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
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
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
昨日方为宣城客,掣铃交通二千石。
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
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
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
萧曹曾作沛中吏,攀龙附凤当有时。
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茫茫愁杀人。
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飞梁尘。
丈夫相见且为乐,槌牛挝鼓会众宾。
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
(《猛虎行》)
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春,李白因避“安史之乱”,离开宣城奔赴剡中,途遇书法家张旭于溧阳,因作此诗。这首诗先写乱军攻陷洛阳,国家多难、生灵涂炭的惨景;接着借张良、韩信故事,抒发自己身遭乱世,却不能为君主所用,只能南窜避难的感慨;末两句说他要学《庄子》中的任公子用粗绳装上大钩,以五十头牛作为诱饵在东海钓大鱼,意指要做一番大事业。诗中的主人公为国家的残破、为人民的苦难、为自己报国无门而慷慨悲歌,毫不掩饰地将一颗久经压抑的赤子之心呈现给我们。
诗中不仅有感性的抒情,也有对战局理性的分析。诗人指责玄宗临阵弃将怒杀高仙芝,一味听从杨国忠的错误意见,迫使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导致潼关失守,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趋于恶化。李白当然渴望立刻投笔从戎、报效祖国,可是长安被逐的经历使他怀疑,玄宗、朝廷究竟会不会听信、采纳他的平乱之策,只好暂时收起这颗火热的报国之心。显然,当国家处在危亡的关头,自己却报国无门的时候,诗人是极其痛苦的。李白虽然依旧在庐山隐居,但他的心,他的目光一直都在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变化,随时都在等待时机,出山为国效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