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二十岁的同治帝，拖着恶疾缠身的病体，早早地撒手人寰。古人云，“王侯蝼蚁，毕竟成尘”，早死晚死，都是个死。不过皇帝的生死毕竟与芸芸众生大有区别，区别就在于百姓死了仅仅牵扯到一家人的感情，而在一个民族命运系于一人身上的时代，皇帝死了，那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继承大统啊。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主。”否则这个专制政权怎么维持得了？然而同治帝虽然后宫美女如云，竟然没给大清皇朝留下半个可供传承皇位的子嗣。那么这一国脉所系的头等大事究竟应该如何解决？
一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晚6时），同治帝晏驾了。这一突发事件又让刚刚退居幕后的慈禧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按照祖训，皇位继承应该采取秘密立储的方式，也就是皇帝在自己的皇子中进行全面考察，最后秘密确定一位皇位继承人，等老皇帝死后，依此颁布新皇帝的名单。这种方式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而成为定制。但是秘密立储需要几个前提条件：
(1)秘密立储最关键的环节是皇帝一言九鼎，政由己出。即他有百分之百的权力决定皇位继承人。这才能够保证他秘密观察，择“贤”而立，避免选非其人，诸子纷争。如道光帝在秘密立储之前，以他手中所操纵的绝对的全权，对于有希望继承皇位的儿子进行充分的考察后，按照他自己所确立的标准，最终选定皇四子为皇位继承人，这一过程谁也不得插手。
(2)秘密立储为当朝皇帝提供了灵活的选择权，但他必须生有多个子嗣。如康熙帝生育了三十五个皇子，成年的有二十位，然后在符合条件的皇子中进行选拔。咸丰帝生了两个皇子，二子出生当日而卒，咸丰帝死于热河的时候，只有长子载淳一人可继承皇位，这是天下共知的事实，也就没有了秘密立储的必要。
可在同治朝立储的问题上，秘密立储的方式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
同治帝没有高度集中与强化的皇权作为保障。虽然他在位十三年，可亲政以前皇权一直操纵在母亲慈禧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母亲手里的一个提线木偶——政治傀儡罢了。即使在亲政的一年里，大政方针也依然必须遵循母亲的意志，他不会拥有全权去秘密立储。
最要命的是他没有把一儿半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失去了秘密立储的基本条件。
所以，秘密立储对于他而言，既没有可能，也没有意义。
秘密立储已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这个方法受人推崇、令人瞩目。可同治帝死后，皇位继承没有了秘密立储作为保障，为慈禧在皇位继承权的重大问题上玩弄权术、上下其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这一偶然的因素，中国的历史再次被纳入慈禧意志的轨道，危险地滑行下去！
二
养心殿西暖阁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晚6时），同治帝死于养心殿的东暖阁。戌正（晚间8时），慈禧便与慈安在养心殿西暖阁紧急召见各亲王、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弘德殿行走等二十多人召开紧急御前会议。
毫无疑问，会议的主题就是确定皇帝继承人。
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而言，主持这样一个会议，心情一定十分复杂。
自然，慈禧中年丧子的那种切肤之痛是难以言表的，从徐珂的《清稗类抄》中可见一斑：
“（咸丰帝）即宾天矣。予见大事已定，心始安。然彼时虽极悲痛，以为犹有穆宗（同治帝）可倚。孰意穆宗十九岁，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
然而，她恰恰又不是一般的母亲，悲痛之余，她首先想到的是最高权力如何传承的问题，此事不决，天下大乱！
她所谓的“希望皆绝”，确是当时的实录。但其中的利害之计与感情纠葛孰重孰轻，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总而言之，此时的慈禧必须收敛痛苦，镇定和果断地确定立嗣大计，其他的一切都不在考虑之列。有多年垂帘经验的慈禧，总衡内外，操持朝政，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惊涛骇浪，早已锻炼成一个铁石心肠的“铁女人”了！眼下的政治危机与当年丈夫咸丰帝死后苦斗肃顺一党，夺权杀人的场面相比；与垂帘听政、打压奕䜣、使所有的皇亲国戚俯首贴耳相比；与扫平洪水猛兽般的“长毛”、“捻匪”相比；与和咄咄逼人的“夷人”虚与委蛇、转祸为福相比，废立一个皇帝又何足挂齿！此时此刻，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她为什么只有一个儿子。既然自己绝了后，那谁当皇帝就更得由我说了算！说不定这倒是个转祸为福的好机会呢。
同治帝无后，自己不是更可以说了算吗！
三
其实，在同治帝痛苦的弥留之际，宗室亲贵就已经在私下里围绕着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议论纷纷，当时出现了如下几种推测：
1在“溥”字辈中进行挑选
清朝的皇统一直是父死子继，可同治帝死后已经无法按此规矩办事了。那么谁有资格当皇帝呢？按照清朝的惯例和中国历史上的皇位继承制度，继承人选应该从比同治帝低一辈的“溥”字辈近支宗室中挑选，算是为同治帝立嗣承祧。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符合“父死子继”的传统。可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两人：溥伦和溥侃。溥伦十七岁，而溥侃只有八个月，他们都是道光帝长子奕纬的孙子。八个月的溥侃太小，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而十七岁的溥伦与八个月的溥侃相比，年龄可以，但考虑到血缘，问题又出现了。溥伦和溥侃的父亲贝勒载治都不是奕纬的亲生儿子，而是由旁支过继而来的养子，从血缘上追究不能算是近支宗室。因此“溥”字辈能否继立，还有待商榷。
2选“奕”字辈中的奕䜣继统
据恽宝惠《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记载：同治帝刚刚死去，两宫太后即命内务府大臣荣禄传旨，叫近支王公、御前、军机、内务府大臣，以及弘德殿行走等人入见。当时首先碰到奕䜣，传旨后，奕䜣说：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试问他为什么要回避呢？现在我回想起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同治帝病重，由师傅李鸿藻代为批答奏章，君臣每日必见。有一天，同治帝当面交出朱谕一道，大概说时事艰难，赖国有长君，可传位于朕叔恭亲王，并命到了时候再宣布；一说同治帝并无皇子，在近支内或溥字辈内找一人继任，则奕䜣的子孙可能性很大，所以他要回避。
这种推测虽然流传甚广，但仔细推敲，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奕䜣与咸丰帝是兄弟，如果奕䜣出任君位，那么将置咸丰帝与同治帝父子于何地？历史上很少有“叔王”继统的先例，即使有，又将置慈禧太后于何地？
其次，虽然奕䜣一直历练政务，为皇室宗族中最优秀的人物，且拥者如云，然而从同治朝十余年的政争过程来看，奕䜣的权力多次遭到慈禧与同治帝的摧抑，甚至在同治帝病重的时候，依然受到严词警告：“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指谏阻修圆明园的事情）。”（《翁同龢日记》）
如果说慈禧与同治帝在大政方针上不尽相同，但对于奕䜣的使用原则上却一脉相承，既利用又压制。也就是充分利用他治国上的韬略，但在权力上却一定要压制，不能让其羽翼丰满，威胁皇权。所以，同治帝病重的时候，不太可能有传位给奕䜣的想法。
另外，由李鸿藻来起草传位奕䜣的诏书也不近史实。同治帝生病之初，曾让师傅李鸿藻代为批答奏章。但同治帝的病情一直不见起色，于是在斥责奕䜣的当天，同治帝“拟求太后批答奏章，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翁同龢日记》）。自此，李鸿藻已经再无“草诏”的机会，这一让奕䜣继位的诏书也就无从谈起。
3从“载”字辈中推举
以“兄终弟及”为原则，在与同治帝同辈的近支兄弟中进行推举，也未尝不可。当时，“载”字辈中已有数人，除奕纬过继之子载治除外，奕䜣之子载澂、载滢（时刚刚过继给嘉庆帝的孙子奕谟为嗣）；醇亲王奕之子载湉（时不足四岁）。其他皆为远支，血缘较远，不应选择。
众人的议论和猜测不过是说说而已，最后的裁决还得听慈禧的。
四
养心殿西暖阁里的御前会议依然在进行，而各怀心腹事的亲贵权臣们也被迅速召集到养心殿，等待处理同治帝的丧事与迎接新皇帝进宫事宜，他们将期待和狐疑的目光投向西暖阁，那里将决定至高无上权力的归属。
很快，慈禧为天下人解开了这一“悬念”。
慈禧是怎样运筹帷幄，决定新君之位的，正史记载得很少，据亲自参加了西暖阁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中透露的消息，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
西暖阁会议刚开始，慈禧并未提出立嗣之事，而是先问以后怎么垂帘听政，这是一个大大出乎群臣意料的示意，但立即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解决立嗣问题。
慈禧反驳说：“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慈禧与慈安）同一心，汝等敬听。”
在谜底揭开之前，慈禧先做了一个铺垫，也就是对她即将做出的抉择来一个“合理”的解释。她的解释是，咸丰帝没有次子可以继立，而在“载”字辈中寻找年长的人继立，缺少早期储君教育，心有不愿，选幼小的人为皇帝，可以进行教育。于是，她适时地搬出了慈安以压服众人，“我二人同一心”，你们就敬听我们的安排吧。
这时，她才揭开谜底，“则即宣曰：醇亲王奕之子着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这个人就是载湉。
慈禧选中载湉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完全出于她的政治需要。玩这种政治杂耍的人历史上所在多有，并不新鲜，这么做，无非为了一个“权”字，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来说，她的这种选择应该在意料之中，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人们一直对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予以谴责，总觉得她的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总觉得男人当国比女人当国强得多，这不是，晚清的烂摊子不都是慈禧搅和的吗？换了男人当皇帝也许中国就不会这么倒霉了！
对此，我倒有另一种看法。
男人当国还是女人当国，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问题的关键是你慈禧当国之后打算干什么？是励精图治，革除积弊，放眼世界，重振华夏雄风；还是暗藏一己之私，抱残守缺，蝇营狗苟，醉生梦死，置天下苍生于不顾？
如果是前者，这个“帘”“垂”得；这个“政”“听”得！
君不见，在中国历史上，帝位之争曾上演过多少骨肉相残、流血火并的悲剧，引发多少次生灵涂炭的社会动荡。就清王朝而言，在乾隆帝即位前的几乎每一次皇嗣之争都伴随着一场刀光剑影的争斗。尤其是康熙末年，皇子争立，各树党羽，雍正帝虽然取得了皇位，但为了统治的稳固，也不得不对诸兄弟及其党羽大开杀戒。如此的手足相残，势必是亲者痛、仇者快，其结果是内耗了自己的力量。如何才能避免这不必要的仇杀与对立？没有一个铁腕人物行吗？
而慈禧恰恰就是这个铁腕人物。
问题是慈禧“垂帘听政”的目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这就让人扼腕切齿了，因为她的“垂帘听政”将把中国推向更危险的深渊！
她所以要“垂帘听政”，无非是要为所欲为，要过舒坦日子，仅此而已。
她要尽一切努力确保新皇帝继任以后她依然可以操纵皇权。
剩下的问题就是选谁当未来的皇帝对自己最有利了。
盘算来，盘算去，觉得如果选择“溥”字辈的人，姑且不虑血缘稍远的问题，仅仅对于慈禧而言就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威胁，那就是一旦“溥”字辈的人继承同治帝的皇位，慈禧将成为太皇太后，而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就是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嗜权如命的慈禧，怎么可能把权力拱手相让给他人？
如果选择“载”字辈中年龄接近成年的载澂、载滢，那么伴随着他们继承皇位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即可亲政。慈禧不仅无从再行垂帘，况且其父奕䜣也可为之出谋划策，更加有利于摆脱慈禧的控制。慈禧必须放弃对这兄弟两人的选择。
慈禧最后把目光聚到载湉的身上。
其一，载湉以咸丰帝儿子的名义继承大统，而他所继承的只是皇位，慈禧依然可以凭借皇太后的名义把持皇权，只有四岁的载湉离亲政还需有十余年的光景，慈禧依旧可以垂帘听政；
其二，载湉的父亲是咸丰帝的弟弟，而母亲又是慈禧的妹妹，从血缘亲情上看，在诸候选人中无人能比。
所以，慈禧只能选择他，而且必须选择他。
慈禧的决定令在场的人惊诧不已！
五
对于慈禧出人意料的决定，参加西暖阁御前会议的人们毫无思想准备，大家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而醇亲王奕的失常反应，又使在场的人于惊诧之中平添了几许慌乱。
《翁同龢日记》载：
“维时醇亲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醇亲王奕近乎夸张的表现，是他惊悉自己的儿子已成为大清皇帝瞬间的真实反应，他复杂的心情人们很难准确理解，更是语言难以确切描述的。在当时复杂的心境中，喜与忧的成分是最主要的。
首先，古往今来，皇位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是尊荣富贵的极致所在，更是所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倾心关注与竭力争夺的焦点。而慈禧的决定对于奕而言无疑是“喜从天降”，自己的儿子顷刻之间就成为万乘之尊的大清皇帝，眼前的一切亦真亦幻，他怎能不被这无比的幸运给砸晕呢？
其次，与此同时，奕也一定意识到这一决定对自己而言也许是“祸从中生”。从此，他深爱的儿子不得不离开家，离开自己的庇护与关爱，像同治帝一样成为慈禧操纵权柄的工具而被玩弄于股掌之中。自己虽为皇父，却不得不与儿子执守君臣之礼。更为可畏的是，他的言行将被万人瞩目，慈禧也会高度关注，自己将如何而为？
因此，手足无措的他自然是难以自持。
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并抚卷沉思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西暖阁御前会议仅仅是为我们记录了一段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历史过程吗？
其实，透过西暖阁会议，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二个问题：
1这一时期，慈禧所代表的“后权”力量甚嚣尘上
虽然慈禧以御前会议的形式召集了亲王、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亲王权贵来商议新皇帝的人选，但我们看到慈禧并没有给大家提供各抒己见的机会，她以自己的强势力量公布了人选，亲王权贵只有服从的义务。而在后权上升的同时是皇权的日渐衰落。此前，清王朝长期采取秘密立储的方法，也就是皇帝在自己的皇子中进行全面考察，最后秘密确定一位，死后颁布，储君继承皇位。确立皇位继承人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虽然同治帝的死非常特殊，匆匆而去，且没有留下皇嗣。但皇权在握的他，对于后事的安排，包括继承人的选择，似乎并没有全权决定的能力。而慈禧也根本不想听取皇帝的意见。
2慈禧采用了皇位传承与皇权传承相分离的方法
通常情况下，皇位的传承也就是皇权的传承，皇帝得到了皇位也就意味着拥有了最高统治权，比如雍正帝继承了康熙帝的皇位的同时，也就拥有了皇权。如果皇位继承人尚在幼年，势必出现皇位与皇权的分离，即由母后与大臣代行皇权。如顺治初年，由叔父多尔衮代行皇权，皇位与皇权暂时分离，这是为了确保皇权连续发展的权宜之计。然而，在同治帝死后，强烈的权力欲望使慈禧在决定嗣君人选的时候，不是考虑谁更合适继承皇位，而是处心积虑地要维护皇位传承与皇权传承的分离，以操控皇权。新帝只是慈禧行使皇权的傀儡而已。其性质已大为不同。
醇亲王府原址
面对慈禧强悍的决定，参加西暖阁会议的“诸王不敢抗后（慈禧）旨”（《翁同龢日记》），加上奕突然昏厥所引起的混乱，当太监们把奕扶上轿子回府准备迎接新皇帝进宫事宜的时候，西暖阁会议便草草结束了。在慈禧的指挥下，一部分大臣准备大行皇帝的“遗诏”和新皇帝即位的诏书；一部分大臣准备仪仗迎接新皇帝入宫即位。
《慈禧外纪》载：
檀香木“光绪之宝”“此时已过九点，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夜间极冷，但慈禧于紧要时机，不肯片刻耽延，立即派兵一队，往西城醇王府，随从黄轿一乘，用八人抬之，迎接幼帝入宫。”
不足四岁的载湉在睡梦中被唤醒，他哪里知道自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清帝国的皇帝，他哭着喊着被永远带离了自己熟悉的王府，离开了无限关爱自己的父母。长长的路，长长的夜，一路急匆匆的人马在寒风中直奔紫禁城而去。
《翁同龢日记》载：
“寅正（清晨四时）一刻闻呼门，则笼烛数支入自门矣。余等通夜不卧，五鼓出。”
当新皇帝被接入养心殿以后，人们揭开轿帘，小载湉在“舆中犹酣睡矣”（《翁同龢日记》）。
在举朝都为同治帝置办丧事和为新皇帝登基大典做准备的时候，慈禧也在加紧自编自导她的第二次“垂帘听政”。
十二月初九日，宣布以明年（1875）为光绪元年，光绪的寓意是：“缵道光之绪也”，也就是继承道光传下来的皇位。光绪元年（1875）一月二十日，光绪帝举行登基大典。就这样，载湉成为清朝历史上第十代第十一位皇帝。为什么是第十代第十一位皇帝？因为载湉虽然在同治之后继承皇位，但他是以载淳弟弟的身份继承咸丰帝皇位，因此第十代就有了同治帝与他两位皇帝。
至此，慈禧精心设计、苦苦经营的第二次垂帘听政徐徐拉开了大幕。相比第一次垂帘听政初期的不谙朝政、处处摸索而言，慈禧的第二次垂帘可谓游刃有余。她再不必手捧看图说话学习帝王治国之道，她要考虑的就是怎样把小皇帝打造成处处惟她是听的傀儡，确保她久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