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安死后，慈禧听政已无任何障碍，无冕女皇名副其实。然而，光绪帝却在一天天长大，且“学识德业”俱佳。恋栈权力的慈禧，岂能甘心让皇权回归？！
一
按照中国古代宫廷的惯例，皇帝十四岁就应该亲裁大政了。清朝也延续了这一惯例，无论是六岁登基的顺治帝，还是八岁登基的康熙帝，都在十四岁亲掌朝政。然而，到了同治帝，就像清朝本无“母后垂帘”而慈禧仍然能将“垂帘听政”实施下去一样，什么“惯例”、什么“祖制”，慈禧都能找到打破的借口。同治帝直到十八岁才得以亲政，除了因为同治帝“学识俱劣”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客观实情之外，慈禧恋栈皇权、不愿撤帘归政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光绪十年（1884），光绪帝十四岁了，无论是按照历史的惯例，还是按照清朝的祖制，光绪帝都应该临朝亲政。可有慈禧所创造的同治帝十八岁亲政的先例，亲政的问题朝野上下无人敢于提及。慈禧独揽皇权的欲望早已被大小朝臣洞悉，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无形之中，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帝十六岁、十八岁甚至二十岁上，因为大家知道，慈禧这位“老佛爷”善于创造历史奇迹。
光绪十二年，光绪帝十六岁。如果说同治帝十六岁的时候，由于顽劣、不成器，慈禧可以用皇帝“典学未成”、“读折不成句”为由，推迟归政的时间。可是，现在十六岁的光绪帝，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以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光绪帝性情宽厚、沉毅静穆。在老师翁同龢的指点下，读了清朝开国以来的历史和列祖列宗的圣谕圣训以后，他变得更加懂事，责任感和使命感陡然而增，“自欲振励，勿用人扶”（《翁同龢日记》）。为此，他汲汲渴求新知，读书尤为刻苦。他每天黎明前即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光绪皇帝御笔
每日如一，即使下了书房后，他也是行立站卧皆诵读诗书，连慈禧也不得不承认：“皇上实在好学。”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帝一病数月，“日服药五剂，尤诵书不止”（《翁同龢日记》），身体刚刚恢复，又进书房学习。翁同龢每每忆起同治帝典学时期的顽劣与师傅们每每挥泪劝学的情形，他就为光绪帝的好学所感动，他似乎在光绪帝的身上看到了王朝未来的希望，“上（光绪帝）体犹未平，仍日日来书房，勤学如此，非人间所及”（《翁同龢日记》）。此时，诸王亲贵、枢机群臣，乃至于慈禧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礼法、祖制，还是光绪帝的“学识德业”，似乎再也没有推迟归政光绪帝的理由了。
时间在分分秒秒地与慈禧的权力欲进行挑战！
二
早在十二年前，慈禧强立不足四岁的载湉为帝。为了笼络人心，慈禧曾经公开做出两项保证：
(1)待光绪帝生子即为同治帝立嗣；
(2)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然而，对于慈禧来说，二次垂帘的十余年如白驹过隙，兑现诺言的时刻倏忽之间临近。尽管，为同治帝立嗣的保证由于光绪帝还没有大婚，可暂且不提；然而，归政一事，即使百般不愿，可到底已是迫在眉睫。此时，她心如烛照：对于归政一事，既已“早经降旨宣示中外”，如果“旋即反复”，将“使天下后世视予为何如人也？”（《光绪朝东华录》）但是，操控皇权二十余年，她早已习惯了发号施令、驾驭臣工。可以说，慈禧为了经营与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费尽心机，一朝放弃，岂能甘心！因此，为继续巩固她无冕女王的地位和权威，她就不能不为归政后继续操纵朝局做好一切准备。
慈禧准备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军机大换血！
军机处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王朝大政方针运作的机要部门。现有的军机处所有成员进行全部撤换！
紫禁城军机处一般认为军机处大约组建于雍正七年（1729）。当时，正值雍正对西北准噶尔用兵，往来军报紧急频繁，必须迅速而缜密地处理。可是内阁距宫禁太远，往来不便；而且耳目又多，不利于保密。为此，雍正帝便在宫内隆宗门附近建板屋数间，称军需房，办理机密事务，后来又改名为军机房、军机处。
隆宗门内便是养心殿，清代自雍正帝开始，将皇帝日常办公地点从乾清宫搬到了西路的养心殿。西北用兵告毕，军机处并未裁撤，因为它已成了皇帝得力工具，职权反而大大扩充。军机处的板屋，也改成今天我们所见的砖瓦房。
雍正帝及其以后的历代皇帝都十分看中军机处的作用，乾隆帝称由于有了军机处“权衡悉由朕亲裁”。究其原因是军机处的特殊职能和办事方式符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的需要。
军机处的特殊表现在它不是清朝法定的、独立的政府衙门，而是直属皇帝领导。它无官署（只有值班办事的地方，称“值庐”，隆宗门旁的瓦房便是）、无定员、无专官、无属吏。人员由皇帝自己从亲王、重臣中拣选，均是兼职，按资历地位分别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统称“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人数不定，少时三人，多时六七人，内中为首者，称为“领班”或“首枢”。起初，每日只有“领班”见皇帝。军机大臣一般是六七十岁的人，更有年过八旬的。
军机处办事是迅速而机密的。每天清晨都要谒见皇帝请旨，并迅速处理军国大事。军机处昼夜都有人值班恭候，以备接见，从不误事。皇帝外出巡幸、谒陵、避暑，都有军机大臣相随，因此像隆宗门旁那样的军机处值庐，别处也有。每日折奏无论是几十件或上百件，一律当天办完，从不耽搁。“密谕”的传递速度，十分可观。只要军机大臣在信封上注明，一日便可行三百里、五百里，甚至“加快六百里”，快捷程度，前代罕有。军机大臣掌握机要之事，因此皇帝接见他们时，左右太监一律退出。可是，进出门时不是要掀帘子么？这件事也只得由军机大臣中的末一位来担任，因此当时有“挑帘军机”之称。军机处的值庐是机密重地，不准闲人窥伺。内中使用的杂役人员，都是十五岁左右不识字的幼童，俗称“小么儿”。皇帝经常派人在军机处附近稽查、监视，嘉庆时还传旨：自亲王至满、汉大臣都不得到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说，违者严惩。军机处后院有一扇小门，也特旨堵死，大概是防止有人“走后门”吧！
慈禧联合奕䜣发动政变以后，奕䜣一直领导军机处，虽然期间经历了同治四年慈禧的打压，被革去“议政王”的王位；经历了同治十二年同治帝的肆意打压，险些革去亲王王位与一切职务。但二十余年的用人行政足以证明奕䜣不是素餐尸位的庸碌之辈。他练达的能力、相对开阔的视野以及一定的外交能力，是慈禧执政中不可缺少的干将，无论慈禧怎样打压他的势力，领班军机的职位一直由他担任，这充分体现了奕䜣不可或缺的才干。然而面对归政光绪帝时间的迫近，慈禧心中隐忧丛生，她决心在归政前一定将奕䜣驱逐出权力核心！
慈禧这样做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1）从根本上铲除奕䜣力量。光绪帝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归政后，自己能否依然操控自如？这是非常令慈禧担忧的。尤其令她不放心的是，奕䜣统领的军机处是掌管军国大事运作的中心所在，如果自己撤帘归政，谙熟朝政运作的奕䜣势必如脱缰的野马，到时自己将鞭长莫及，又如何暗操皇权？此时，对于慈禧而言，如果能够组建一个由自己的嫡系组成的军机处，就可以在军国大事的运作上贯彻自己的主意，由此就可以达到自己长久把持朝政，而根绝奕䜣东山再起的可能。
（2）要切实建立自己独立操纵的军机处。更换军机、免除奕䜣的职位，留下来的权力空缺正好可以安插慈禧认可的、即使光绪帝亲政以后也不会无视自己存在的亲信宠臣。这样，不仅可以操纵亲信挟持光绪帝继续按照自己的旨意办事，可以保证自己虽撤帘却仍在幕后，保证自己操纵朝局目的的实现。
决心已定，慈禧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了。
三
中法战争进行期间，慈禧找到了良机。
光绪九年(1883)，法国一方面不断向越南调兵遣将，并大举北进；一方面利用外交手段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力图用武力恫吓逼迫清政府满足它的侵略要求。面对法国所制造的西南边疆严重危机，朝野上下“战”、“和”分歧十分明显。
主战者以醇亲王奕、军机大臣李鸿藻以及湘系官僚左宗棠、刘坤一等为代表。他们强调抗法的必要性：就利害关系而论，中越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法国侵越，“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中法战争》），所以中国断无坐视之理。
主和者主要是淮系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其代表。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封公函，从士气、战术、装备、训练等方面分析法军优越于清军的状况，要奕䜣或者避战求和，或者下令前线避开阵地战，展开丛林战和游击战，方能取胜。这封公函表达了长久以来李鸿章一直主和的缘由。
作为当时最高权力的控制者，慈禧在对法交涉的“战”、“和”态度上游移不定，迁延不决。相当长的时间内，慈禧没有明确的态度。她把处理这一严峻局势的全权交给李鸿章，命其“相度机宜，妥为筹办”（《中法战争》）。很明显，慈禧态度的含混，表明她对中法战争存在极大的侥幸心理。而此时，身为军机领班的奕䜣，对“战”、“和”这样关乎国家命运与未来的大问题上也不置可否，甚至动辄请假或不入朝，不和不战、麻木不仁。奕䜣的态度，令当朝诸臣十分不解，翁同龢更是心急如焚：“如何如何，愤懑填膺也。”（《翁同龢日记》）
人们不禁要问：那个纵横捭阖的奕䜣哪去了？此时的奕䜣身心俱疲，锐气全消，孤立无援。
1身体欠安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与慈禧联手扳倒八大臣以后，奕䜣就入值军机处，这一做就是二十余年，内忧外患的国家政局，使得奕䜣几乎没有片刻闲暇。光绪八年，长期的劳累奔波，日积月累，奕䜣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下降，经常感觉倦怠。八月以后，更是感觉身体不支，有时甚至几天不能入值军机，且经常便血，无奈请长假在家养病。十二月初一日（1883年1月9日），鉴于奕䜣病情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总理衙门许多事亟待处理，慈禧太后正式谕令李鸿章代理该衙门有关外交大事。次年二月（1883年3月），奕䜣病愈，但仍精神不振。慈禧召见，见其依然难堪繁巨事务，于是又赏假一个月，让他安心调理。直至该年六月（7月），奕䜣才重入军机。而此间正是法国不断在西南边疆挑起事端、朝野上下“战”“和”难决的时候。
2锐气全消
奕䜣在与慈禧二十余年的合作中，对于慈禧的专断擅权、阴险毒辣的领教，早已非止一二。每一次的挫折都使他的锐气有所消磨。同治初年，奕䜣意气风发，大有挽江山于既倒的胆识与魄力，朝野上下好评如潮，“恭王任事，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待达者不为遥制”（《祺祥故事》）。然而，奕䜣势力的异军突起，使慈禧无法容忍，于是就有了慈禧在同治四年以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参劾为口实的全力打压，不仅削去了“议政王”的名号，而且还致使骄傲的奕䜣经历“双膝跪地，痛哭谢罪”的蹉跎。同治十二年，又因在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问题上拍案而起，被同治帝削去王号，罢免本兼各职。虽经两宫太后做主，撤销了处分，仍主持军机，但鼎力任事的魄力已远不如任事之初，凡事多有回避，很少建言。
3孤立无援
光绪七年，慈安暴病身亡，两宫垂帘骤然变成慈禧独裁。虽然慈安生前，朝政的掌控也是慈禧为主，但毕竟有慈安的牵制，慈禧还有所顾忌。伴随着慈安的故去，奕䜣势单力孤，更不敢轻易与慈禧面折廷争。
中法战争爆发前后，他对言战颇感犹豫，对言和又颇多顾忌。遭受多次打击和大病初愈的奕䜣此时尽量保持少言说的态度，不断揣摩慈禧的意向。当他觉得慈禧似乎以妥协、议和为得策时，就在各军机大臣们主战的情况下，仍“不欲轻言战”（《清史稿》）。当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10月）底，在国内外主战的强烈呼声下，慈禧态度变得强硬起来的时候，奕䜣也随之附和“言战”。然而，他对中法战争的犹豫不决和对慈禧的一味应付，终于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和慈禧的愤怒。奕䜣似乎也感觉到了慈禧的不满，为讨好慈禧，奕䜣为半年后慈禧寿典一事煞费苦心，企图博得慈禧的好感。
《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十年三月初四日（1884年3月30日）“恭邸述醇邸语请旨，则十月中进献事也（为慈禧祝寿事），极琐细不得体。慈（慈禧）谕谓本不可进献，何用请旨，且边事如是，尚顾此耶。意在责备。而邸（恭王）犹刺刺不已，竟跪六刻，几不能起”。
此时的奕䜣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果敢与睿智。
四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从肉体到心灵，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是由权力所组成的。来自于任何一方的挑战，乃至于一丝一毫的碰撞，都会引发她的全力反击。即使是潜在的力量，她也绝不姑息。更何况奕䜣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慈禧都把他视为权力的威胁，她岂能姑息？慈禧缺少的就是借口和机会。光绪十年初，中法战争连续失败，朝野舆论哗然，慈禧找到了难得的借口。
年初，不断传来进入越南的两支清军连连战败的消息，一支是广西巡抚徐延旭统领的粤西防军约六千人，另一支是云南布政使唐炯统领的滇省防军约八千人。御史们开始纷纷谏言，要求追究战争责任。按律最先逃跑的前敌将领应处死，统兵大员当拿问。慈禧震怒，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均革职拿问。任命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谁来承担失败的主要罪责呢？
奕䜣！慈禧不会错过这个置奕䜣于死地的机会。
三月初八（4月3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不失时机地为罢免军机大臣改组军机处制造舆论。她在分析战争责任时，大谈特谈官员因循守旧，应对不力。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今日入对时，谕及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言辞颇为严厉，所指非常明确：军机大臣不得力，不惩办无以对祖宗。
在慈禧的舆论导向下，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上《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处交部严议》奏折，严厉弹劾张佩纶、李鸿藻，同时敦促恭亲王奕䜣和军机大臣宝鋆等，不要蒙蔽视听，诿卸责任，而要戴罪图功。
张佩纶像
慈禧如获至宝，将折子留中不发，她要不露声色地安排一切。首先，她要把奕䜣支开。恰好第二天，即三月初九日（4月4日）是清明节，慈禧派奕䜣去东陵祭祀，主持慈安皇太后三周年祭典。往返东陵需要一些时间，她完全可以借此机会逐一安排。然后，频频召见亲信宠臣。随后，慈禧以祭奠九公主的名义前往九公主府并留下用膳(九公主也称寿庄公主，奕的同母妹，排行第九，一个月前逝世，当时慈禧已经赐祭过一次)，此次，她又以祭奠为借口，不露声色地制造了一次单独召见奕的机会，两人进行了秘密的商讨。十二日，慈禧在召见军机后，相继密见了孙毓汶和奕。
一切准备停当，慈禧发出致命一击。十三日，奕䜣办理完祭典相关事宜后回来，本应召见，但这一天，慈禧只召见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军机大臣一概未得召见。就在奕䜣和诸军机大臣耐心等待召见的时候，忽然传出太后懿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了一惊！这是一份革除奕䜣及全体军机大臣的上谕，宣布将奕䜣为首的军机处全班撤换。奕䜣被革去一切职务，并撤去恩加双俸，令家居养疾，处罚最重。跟随奕䜣二十多年的宝鋆也被开去一切差使，仍以原品休职；李鸿藻和景廉降两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用，退出军机，仍在毓庆宫行走，继续为光绪帝授读，处罚最轻。
上谕加给奕䜣等人的罪状是：“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雍蔽，或劾其萎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清代通史》）
同日又宣布了新军机处的人员组成：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慈禧完成了军机处大换血，建立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枢机构。这次高层人事大变动，借口之恰当、行动之迅速、更换之彻底、安排之巧妙、反响之微弱，确实出人意料。
光绪十年是甲申年，历史上又把这次重大的人事变动称为“甲申易枢”。
这次奕䜣惨遭罢黜，反对之声寥寥无几，与同治四年那次弹劾风波引起的反响完全不同。那次慈禧在举朝的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收回成命，只是削掉奕䜣“议政王”的封号。而这一次罢免反对的呼声甚微，仅寥寥数人上疏。前后十九年，同样是罢黜奕䜣，反差如此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