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婚后，光绪帝开始了他的“亲政”生涯。垂帘听政近三十年的慈禧，将怎样开始撤帘归政的生活？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她又将怎样度过六旬大寿呢？

　　一

　　光绪帝既已大婚，自然就该“亲裁大政”了，与此同时，慈禧也在表面上撤帘并回归幕后。一晃五年过去，转眼间已是光绪二十年（1894），这一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

　　慈禧太后庆寿是清宫的重要典礼之一，其隆重程度与元旦、冬至并列。皇太后的生日叫圣寿节，按照惯例，皇太后、皇帝同到慈宁宫受贺，慈禧垂帘听政以后改为养心殿。具体的做法是：

　　“王、公、二品以上官，集慈宁门外，三品以下集午门外，朝鲜使臣列西班末，按班行礼，不赞。唯遇大庆年，俟皇太后升殿后，增用宣表例。”（《清史稿》）

　　逢旬寿时，即满十年的生日，往往比较隆重，尤其是六十岁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六十是一轮花甲，祝寿的规模与形式，超过以往，属于情理之中。康熙皇帝的六旬整寿（康熙五十二年，1713）和乾隆皇帝的八旬整寿（乾隆五十五年，1790）都曾举办大规模的“万寿庆典”活动。仅仅就慈禧作为皇太后而言，办一次规模盛大并隆重的六十庆典，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可问题是慈禧六旬生日正值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之时。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是收敛私欲，同仇敌忾，奋起抗敌；还是为逞一己的贪欲，而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前者，是品德高尚、懂得利害轻重的人；后者则是民族的罪人，应大加挞伐。慈禧选择了后者，她的六十庆典非比寻常，竟然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十二月初二日，光绪帝即颁下上谕，提前近两年的时间为慈禧六旬生日做准备：

　　“甲午年，欣逢(慈禧太后)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著派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额勒和布、张之万、福锟，户部尚书熙敬、翁同龢，礼部尚书崑冈、李鸿藻，兵部尚书许庚身，工部尚书松溎、孙家鼐，总办万寿庆典。该王大臣等其会同户部、礼部、工部、内务府，恪恭将事，博稽旧典，详议隆议，随时请旨遵行。”（《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

　　从光绪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个问题：

　　(1)上到皇帝下到臣民，普天同庆；

　　(2)中枢大臣全员上阵；

　　(3)重要的行政部门协同作战。

　　光绪十九年（1893）春，又成立庆典处，专司办理庆典事宜。

　　随后，一切为庆典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油饰庆典场所，添置庆典所穿的服饰，令江西烧造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各种吉庆图案的餐饮具。全国各地贡献的圣寿礼品以九为基数，九九为最多，寿礼囊括人间稀罕之物。为显示“圣寿”的隆重豪华，慈禧还下令设计《万寿点景画稿》，计划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数十里路上用彩绸搭建六十多处彩棚、戏台、牌楼、经坛和各种楼阁等点景工程（后因甲午战争爆发，点景工程未实现）。现存于故宫的慈禧六十万寿六十段点景画稿真实地再现了慈禧大搞庆寿活动的情景。

　　颐和园大戏楼已经亲裁大政的光绪帝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何还如此支持慈禧隆庆六十寿诞？

　　二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亲裁大政”的光绪并没有摆脱慈禧的控制：

　　第一，慈禧在制度上规定了归政不退养的执政方针。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1889年1月2日），慈禧为了在光绪帝大婚后还能够遥控光绪帝，经策划，由礼王世铎亲自操刀，制定了一个旨在规定光绪帝亲政以后皇权行使的细则——《训政细则》：

　　“一、中外臣工奏折，应恭书皇上圣鉴，至呈递请安折，仍应于皇太后、皇上前各递一份；一、各衙门引见人员，皇上阅看后，拟请仍照现章（即“训政”章程），于召见臣等时请旨（懿旨）遵行。”等等（《光绪朝东华录》）

　　表面上看，光绪帝似乎拥有了一半接受臣工奏折的权力，然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细则依然坚持在朝廷的大政方针上“秉承慈训，始见施行”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光绪帝即使大婚亲政以后，仍然是慈禧控制朝廷军政大局。

　　第二，光绪帝无法超越慈禧的全权。

　　光绪帝大婚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慈禧表面上似乎退养后宫，间或小住颐和园，然而，光绪帝必须依然按时问安、请示。慈禧住在宫内，光绪帝依惯例每日请安；如果住在颐和园，他也必须间日或数日一问安。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光绪帝对此是心甘情愿还是百般无奈，但有一个事实可以确认，慈禧十几年中对于光绪帝立威严与传孝道，使光绪帝断然不敢无视这尊“老佛爷”的存在。慈禧这个无所不在的主宰，像枷锁一样束缚着光绪帝的手脚，迫使他只能谦恭自抑、谨慎恭维、拿捏分寸，处理好无关大局的朝中琐事。

　　对此，翁同龢洞若观火，他在日记中记载道：“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者请懿旨。”（《翁同龢日记》）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浩司在他们所著的《慈禧外纪》中，更加一针见血地分析道：“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

　　此时，光绪帝无法超越慈禧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威严。

　　第三，慈禧威严无人能敌。

　　归政以后的慈禧，应该住在哪里？按照宫中的惯例，慈禧应该住在慈宁宫，因为这里是专供过世皇帝的遗孀们居住的地方，是宫中的寡妇世界。依封建礼仪，皇帝不能与前朝妃嫔同居东西六宫。为了安置业已归天的老皇帝的妃嫔，特地建造了慈宁宫供她们居住。于是，慈宁宫就成为皇太后的正宫。

　　慈禧理应住在这里。

　　但是慈禧不愿，因为依慈禧的做事原则来判断，慈宁宫无以显示自己的威严。

　　慈宁宫从孝庄皇太后开始就成为历代皇太后、太妃、太嫔们了却残生之地。慈禧认为自己与碌碌无为的她们不同，自己是这个男人世界的主宰，不应与历代皇太后一样在慈宁宫中掩藏光芒，她应该住到能够彰显她的与众不同的处所。

　　慈禧看中了宁寿宫！

　　宁寿宫是乾隆帝为自己年老归政后辟出的一个养老之地。只不过，乾隆退居太上皇以后，并没有立即移住到宁寿宫来。他之所以推迟入住宁寿宫，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体依旧硬朗，朝廷依然需要他继续在养心殿主宰乾坤。乾隆皇帝谢世以后的一百年间，宁寿宫一直无人入住。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座修缮一新的福寿宫殿，是宫中专门为太上皇准备的。由此，宁寿宫就为未来的主人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功盖乾隆帝，至少也应为太上皇。试想想，这样的门槛，有谁敢入住？又有谁能够入住？从乾隆皇帝之后的百年间，没有哪一位皇帝能获得这种资格，也没有哪一个皇帝敢于入住这里。

　　然而，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以后，本应移居慈宁宫养老的慈禧，却偏偏选中了这令皇帝们都高山仰止的宁寿宫。她要在这里向光绪帝以及大小朝臣昭示：她虽为皇太后却犹如太上皇；她的秉政成就堪比乾隆帝伟业；她有资格循乾隆帝至死归政不归权的先例。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判断光绪帝虽然已经亲政，但他却没有操控全局的能力，大政方针的制定还取决于慈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慈禧六旬庆典筹备和进行中，无论是作为“皇儿”的孝心，还是慑于皇太后的积威，光绪帝对于实权在握、高高在上的慈禧的花甲寿诞不能有丝毫怠慢，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光绪帝却不得不率领朝臣大张旗鼓地为慈禧六旬寿诞做着精心的准备。庞大的颐和园工程不断地吞噬着王朝的财政收入，而对日备战军队的编练、沿海的防卫也无一日不亟需款项，可慈禧的寿诞庆典又接踵而至。在王朝库帑空虚，战争将至的危殆时刻，庆典的费用又如何筹集？

　　三

　　举国兴办如此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六旬庆典”，巨大的开支犹如压在光绪帝身上的一座大山。就在筹备庆典的同时，为了应付军费开支，户部刚刚向国外银行借贷。

　　据《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记载：

　　由于战局恶化，为了军事需要，清政府向英国、德国订购了几艘快艇，又向阿根廷订购了十三艘快艇，共计需款四百余万两；

　　为了应付战局，军队的开拔、招募和编练、沿海的防御，总计需款三百九十余万两。

　　“致远号”中国官兵（中立者为邓世昌）如此巨大的军事开支，短期内集结在一起，令国库空虚、靠借贷度日的清政府难以为继。百般筹措，依然无果，不得已户部只得再举外债。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也就是慈禧寿典的筹备接近尾声之际，户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一千万两，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后还本，十年中利息银四百二十万两。

　　前线战事愈演愈烈，军费的筹措尚且需要举借外债，那么庆典的费用又将如何筹措？毫无疑问，从已经寅吃卯粮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用于慈禧庆典的费用，只能是挪用、拼凑与搜刮，此外绝无他途。据《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资料记载，费用主要来自二个方面：

　　(1)“部库提拨”：从“筹备饷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一百万两，从铁路经费中挪用二百万两；

　　(2)“京外统筹”：即向京内外臣工摊派的银两。据档案记载，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共计报效银两二百九十八万余两。

　　这笔费用来源是《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中有据可查的银两，至于不见于账面的隐性费用还不知有多少。此外，慈禧索取的贡品，不可胜计，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在慈禧“六旬庆典”铺天盖地的准备过程中，清军与日本军队的海陆作战屡遭败绩。慈禧六旬庆典的正日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而是年的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八月十八日，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挑起了黄海大战，北洋海军顽强抵抗，统帅丁汝昌负伤，“致远号”等四艘战舰被击沉，几百名北洋海军官兵壮烈殉国。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

　　四

　　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而慈禧却为自己的生日庆典大肆挥霍，朝中部分官员产生不满情绪，他们纷纷上书，呼吁停止庆典工程，将祝寿费移作军费。户部尚书翁同龢更是在奏折中历陈户部筹款之艰难，请求停止“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翁同龢日记》）。

　　此时，慈禧心中矛盾重重。

　　首先，慈禧心有不甘。

　　从咸丰十一年垂帘听政开始，慈禧一直执掌着清朝最高的权力，即使期间经历了同治帝、光绪帝的亲政，但她从未离开政治舞台。在清朝的历史上，她的执政时间仅次于康熙帝与乾隆帝，虽然没有文字记载慈禧曾经自比两位先帝的伟业，但仅从归政以后自恃有资格入住宁寿宫一事，就足以证明。既然，康熙帝有规模宏大的六十寿诞、乾隆帝有声势浩大的七十庆典，那么自己也完全可以享受花甲之年的普天同庆。尤其是慈禧一直对自己的生日逢十不顺耿耿于怀：二十年前，四十岁生日刚过，意想不到的是，儿子同治帝死于天花；十年前，五十岁生日，虽想筹办一个开心的五十大寿，可中法之战，又搅得她昼夜不宁。六十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极度膨胀的贪欲已使她无法客观面对现实。为应对战争而放弃自己的一时私欲，慈禧心有不甘。

　　其次，慈禧心有压力。

　　进入慈禧庆寿之年后，为了讨好这位当朝的老佛爷，在慈禧的指使下，从上到下都把庆寿作为王朝中压倒一切的大事来做。即使战火已燃至家门，光绪帝及大小臣工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为大清朝当家三十余年的慈禧，不是不知道中日之间剑拔弩张，当下最为紧要的开支应是军费；她也十分清楚举借外债一千万，意味着此后十余年间，大清王朝将背负着沉重的还债压力。而自己的六十庆典就在这多事之秋进行，朝野间的议论就会接踵而至。特别是黄海大战，北洋海军惨遭败绩，朝野哗然。臣下们纷纷建言，矛头直指庆典工程。慈禧感到事态严重，若继续一意孤行，自己必然陷入舆论的汪洋之中。慈禧颇有压力。

　　放弃不甘心，一味坚持又压力重重，慈禧进退两难。于是，在坚持庆典继续进行的同时，慈禧表面上对庆典的规模进行了限制。

　　八月二十二日，慈禧匆忙发布懿旨：“着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出内币银三百万两，交由户部陆续拨用，以收士饱马腾之效。”

　　八月二十六日，慈禧又发懿旨：“所有庆辰典礼，着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光绪朝东华录》）八月二十九日，慈禧又发懿旨：一切点景俱暂停办。工程已立架油饰的不再添彩绸（《翁同龢日记》）。

　　这也许是慈禧最大的让步吧，正当臣下为慈禧懿旨“额手称道”的时候，慈禧为敷衍舆论而采取权宜之计的策略暴露无遗。因为，从九月二十五日，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呈进万寿贡物，拉开了慈禧六旬庆典的序幕。从十月初一起，内外臣工“穿蟒袍补褂一月”，隆重的祝寿活动正式开始了。自此，宫里日日有隆重的庆祝活动，直到十月十七日六旬庆典才告结束。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六旬庆典的高潮。这天，宁寿门外至皇极门外设慈禧皇太后仪驾。辰刻，慈禧御礼服，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神武门、进北上门，至寿皇殿列圣前拈香行礼。又至承乾宫、毓庆宫、乾清宫东暖阁、天穹宝殿、钦安殿、斗坛等处拈香行礼毕，还乐寿堂。巳初，慈禧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养性门，升皇极殿宝座。礼部堂官引光绪帝于宁寿门中门入，诣慈禧前跪进表文，宫殿《点石斋画报》之“太后圣寿”监侍一员跪接表文，安于宝座东旁黄案上。光绪帝步行至宁寿门槛外拜褥上立，率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还宫。随后，接受皇后、瑾妃、珍妃、荣寿固伦公主、福晋等参拜。礼毕，慈禧还乐寿堂，升宝座，光绪帝诣慈禧前跪递如意毕，皇后率瑾妃、珍妃等诣慈禧前跪如意毕。慈禧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至阅是楼院内降舆，光绪帝率皇后、瑾妃、珍妃跪接、进膳、进果桌、看戏。戏毕，光绪率皇后、瑾妃、珍妃跪送，慈禧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还乐寿堂。

　　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亲身参与庆典的翁同龢瞠目结舌，在日记中他写道：“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而这一天，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国土沦丧、重镇失守、民众惨遭屠戮的危殆时刻，慈禧却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接连赏戏三天。这是一个怎样腐败的统治者，这是一个怎样无能的政府！

　　慈禧太后赏戏班银单当一个王朝把最高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的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就走向了毫无希望的穷途末路。据后来史料披露，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光绪二十年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李文忠公电稿》）慈禧的六旬庆典在日军肆意侵略的战火中徐徐落下帷幕，朝野上下群情激愤，后来人们撰写对联来表达对慈禧所作所为的愤慨之情：万寿无疆普天同庆　三军败绩割地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