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以血腥的镇压终结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她残忍地杀害了变法义士，囚禁了光绪帝，也就此开始了她执政生涯中的第三次垂帘。

　　一

　　慈禧发动了政变以后，就将光绪帝囚禁在西苑的瀛台。

　　瀛台始建于明代，称南台。它位于西苑的南海里(今中南海内)，四面环水，实为一小岛，北部有一木桥与陆地相连。中心建筑为涵元殿，并有许多亭台楼阁和奇石古木。它初建于明代，命名为南台，清顺治年间修葺扩建后，改名为瀛台。这个建筑的主要功用是作为皇帝避暑、游览之地。每年皇帝祭社稷坛，礼成后都要到瀛台更衣；上元节皇族都到瀛台观看烟火；康熙帝、乾隆帝都曾在此听政、赐宴。

　　慈禧将光绪帝囚禁在这里的原因，我们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但验之于以后的历史发展，不难看出其中所包含的寓意：

　　1、与世隔绝，便于控制因为瀛台四面环水，唯一通向陆地通道是北部的木桥。光绪帝被软禁于此后，他只能在这四面环水的孤岛中寂寞度日。服侍光绪帝的太监，均经慈禧的心腹李莲英亲自挑选，对光绪帝名为服侍实为“管教”。据说某年的冬季，南海水面已经结冰，一天，光绪帝微服出行，孰知刚走不远，便被守门人发现，即被“跪阻”返回。事后，慈禧太后闻知，居然命人把水面瀛台石桥旧影瀛台涵元殿的冰凿开，以防光绪帝逃走。此说是否具有演义的成分，我们还需史料证明。但我们查阅宫中档案，在内务府的《记事簿》中，记载了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一件事：“瀛台周围沿边河面，现已冻冰，急派人赶紧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并由明日起派拨人夫进入镩打，不准冻上。”从此，瀛台岸边每日近乎于徒劳破冰的举措，不厌其烦地进行着，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为了防止光绪帝履冰而出。这位依然在位的大清帝国的皇帝，不仅被剥夺了执政的权力，而且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与身陷囹圄的囚徒几无二致。

　　2、皇家御园，适合对光绪帝进行幽禁在清朝的历史上，只有皇帝为受责罚的嫔妃在后宫设置冷宫，而没有专门为皇帝安排受软禁处所的先例。“冷宫”无固定地址，关禁王妃、皇子的地方，便俗称“冷宫”。查遍所见明、清史料，紫禁城无“冷宫”匾额，冷宫并不是某一处宫室的正式命名。

　　慈禧要强行幽禁光绪帝，但是地点的选择必须有所顾忌，毕竟光绪帝是依然在位的皇帝，他居住的环境应该与他的身份相符。瀛台景色秀美，波光映目，水色山光，亭台楼阁的琉璃屋瓦掩映在碧树浓荫之中，令人有置身蓬莱仙境之感。建筑规模虽不如紫禁城，却也是皇家园林，富丽堂皇，符合光绪帝皇帝的身份，而且光绪帝也时常住在瀛台的涵元殿，因此，关押于此免得臣下有微词。

　　慈禧将光绪帝幽禁在瀛台后，似乎还不足以泄愤，为了彻底将光绪帝与外界隔绝，在政变后的几天里，又陆续把过去侍奉光绪帝的太监全部发落，或处死，或从军，无一人幸免。更对珍妃痛下狠手，再次施以杖责之后，撤去簪环，囚禁于钟粹宫后景祺阁北边的北三所（现坍毁）冷宫中，这地方就在今天珍妃井西边的山门里。如果这一出自太监之口的传闻属实，则此地算得一处“冷宫”。

　　从此，瀛台便成为囚禁光绪帝的一座“水牢”，光绪帝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带枷锁的囚徒。而对这一切，他无从改变，他只能无奈地慨叹“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三海见闻志》）。

　　二对慈禧而言，在权力与亲情的天平之上，她会义无反顾地将力量的砝码倾注在权力之上。虽然，她已经将光绪帝置于囚徒的行列，然而她依然心存隐忧。因为：

　　1、光绪帝依然有重操大权的可能。戊戌变法虽然已被镇压，“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国外；光绪帝被囚禁。然而，她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自己已经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妪，即使保养有方，但体力和精力仍然大不如从前。可光绪帝只是几近而立，一旦自己百年，光绪帝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清皇帝。这样的事情随时可以发生，这不能不使慈禧心存担忧。

　　2、三次垂帘难合家法。如果说在同治朝与光绪帝亲政前自己蒙混视听并坚持垂帘听政似乎还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光绪帝成年并在位时却依然三次垂帘，不合家法，亦无法平息舆论。要继续垂帘听政就必须尽快找寻一个新的办法，既可以被人视之为合法，又能借此巩固和完善自己的权力。

　　幽禁珍妃的景祺阁东院

　　因此，慈禧有了废掉光绪帝皇位的计划。

　　没有史料记载慈禧对于废掉光绪帝皇位可行性做过怎样的考量，或许在慈禧的心中就根本无须任何考量。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她人生的轨迹是围绕权力的掌控形成的，把握人生取舍的唯一标准是最大可能地把握权力。二十多年前将皇位赐予不足四岁的载湉是为了自己能继续把持皇权；二十余年后剥夺他的皇位是为了自己能更好地继续把持皇权。

　　《崇陵传信录》中所记载的她与亲信大臣荣禄的对话，非常说明问题：

　　“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行者。”

　　一句“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行者”，虽有亲信荣禄恭维慈禧之嫌，但也折射出慈禧的强权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不可置疑事实的存在。慈禧对于皇位的予与夺，完全取决于自己对权力的摆布和需要。何时夺和怎样夺，只看自己安排，她所要尽心而为的就是怎样能使废帝计划进行得顺理成章罢了。

　　三

　　首先，慈禧尽情地折杀光绪帝在臣下面前的威严。

　　庆亲王奕劻慈禧指挥镇压了变法以后，她多次组织大臣围攻和训斥光绪帝，为光绪帝罗织罪名。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政变当天光绪帝被围攻和惨遭训斥的场面。

　　这一天，慈禧把奕劻等王大臣召集至便殿，令光绪帝跪于案旁，并置竹杖于座前，用心营造了一个威严的气氛。然后，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帝厉声呵斥：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任，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慈禧在群臣面前，将“离经叛道”、“变乱祖法”等等罪责加在光绪帝的头上，于是在慈禧的怒骂声中，光绪帝遂成为不折不扣的“亡国败家”的祸首！

　　隔两天，慈禧依然怒气未消，再次将群臣召集至便殿，继续对光绪帝进行斥骂。并将在皇帝寝宫、书房和康有为住所中查抄的奏折文稿逐条讯问，逼迫皇帝“认罪”。

　　其次，大肆制造皇帝患病的声势。

　　慈禧一方面在群臣面前不断地训斥光绪帝，为他罗织种种不可饶恕的罪名；一方面大肆宣扬皇帝患病的消息。八月初十日（9月25日）光绪帝颁布了寻医的上谕：

　　“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德宗实录》）

　　上谕向天下人昭示：

　　(1)皇帝生病已四月有余，太医久治无效。既然连太医这样的天下名医都无计可施的病症，一定很重；

　　(2)遍召天下名医速来京城，一个“毋稍延缓”再次告知天下，皇帝病重矣。

　　随后，慈禧“令太医捏造脉案”（《德宗遗事》），并按时向外界公布，制造了一种光绪帝大病且不能理政的氛围。

　　上谕虽然是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但是却引起朝野上下极大震动。人们纷纷质疑光绪帝生病的真实性。众所周知，光绪帝四月份还在雷厉风行主持变法，此间未曾听说身体不适，缘何慈禧在镇压变法的同时突然昭示天下：皇上已患有重病，连太医都不可医治？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光绪帝的生病与慈禧又要制造什么阴谋联系起来。

　　第三，选择宗室近支之子立为大阿哥，为同治帝立嗣。

　　要废黜在位的皇帝，就必然要确立一个新皇帝。

　　一日，在慈禧与荣禄关于废立皇帝的对话中，反映了两个人的真实想法。

　　“荣曰：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承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崇陵传信录》)。

　　在被慈禧称道的荣禄建议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个用意：

　　(1)在近支宗室中选择皇嗣；

　　(2)将皇嗣育之宫中以待承统。

　　光绪帝已近而立之年，虽然大婚十年，但依然无子，且其身体日渐衰弱。从表面看，择一皇嗣，无可厚非。然而，清朝自雍正朝开始已不立太子，史载：

　　“康熙末年，诸皇子阴谋夺嫡，理密亲王再立再废，诸子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圣祖因此忧愤而殂。泰陵既已智数登大宝，有鉴于前，遂垂永不建储之谕，臣下有请者立斩。”（《崇陵传信录》）

　　处处标榜以家法为准绳、以祖制为规矩的慈禧，此时似乎已经忘记了早在雍正朝既已确立了“永不建储”的家法，她悍然违背“家法”的实质，无非是为废黜光绪帝的皇位而做的精心准备。

　　慈禧又将把这个“幸运”赐给谁呢？

　　四

　　端郡王载漪既然是给同治帝立嗣，那就应该在“载”字辈之下的“溥”字辈中挑选。慈禧环顾近支宗室子弟，有资格的有几个，但符合老佛爷心意的却寥寥无几。最终，慈禧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

　　第一，其父载漪受到慈禧的重用。

　　载漪是道光帝第五子奕的第二子，他自幼好武，曾统领过由八旗子弟组成的神机营，在宗室子弟纷纷钻营文职以寻求发展的时候，独独载漪衷情于舞枪弄棒，并在统军中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因此，很早就引起了慈禧的关注，由此长时期统领朝廷禁军--神机营、虎神营。在戊戌变法期间，载漪坚决站在慈禧的一边，成为慈禧势力的骨干。

　　“戊戌政变前夕，庆邸（奕劻）、端邸（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清廷戊戌朝变记》）

　　第二，溥儁的年龄符合慈禧的心愿。

　　与溥儁同时有资格成为继承人的人选还有几位，但慈禧都不中意，因为他们已经成年。如溥伟，恭亲王奕？？过继的孙子，十九岁，一旦继承皇位就应该亲政，慈禧无论如何都不能选择。而溥儁时年十四岁，符合慈禧立幼主而实施垂帘听政的条件。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正式宣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1900年1月31日），慈禧派溥儁代光绪帝行礼，并将其接入宫中。

　　五光绪帝患“重病”以及立溥儁为大阿哥的消息散播以后，朝野上下种种议论蜂起，慈禧企图废帝的阴谋也随之被人洞穿。保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令慈禧应接不暇。但意料之外的两种势力的反对，却使慈禧陷入被动的泥沼。

　　首先，国内工商人士联名致电慈禧。

　　大阿哥溥儁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谕旨颁发以后，上海于次日下午获悉。二十六日，诏谕见于日报。于是，上海人情鼎沸，志士云集。上海的电报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绅商市民一千二百余人，立志谏阻慈禧废黜光绪帝企图与行为，他们以电奏力求保皇：

　　“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居易初集》）。经元善，浙江上虞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后随父至沪，学习经商理财。光绪四年（1878)，盛宣怀在沪创办电报商局，经元善招股三十万两，被委为会办，不久升为总办，管理电报局。经元善主张学习西方，发展工商实业和女学。变法推行期间，他积极支持光绪帝的变法主张。他认为，维新变法，为今日急务，故应“仿效西法”。他相信光绪帝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所以，当慈禧立嗣以废黜光绪帝目的之谕旨颁发以后，经元善拍案而起。经元善之举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电奏发出后，全国各地响应，反对立储的通电、公告如雪片般飞向北京。无疑，这给慈禧施加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由此，经元善也得罪了慈禧，他遭到通缉，家产被抄，被迫于二十九日乘英轮南逃澳门。

　　其次，各在华列强势力反应强烈。

　　变法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复旧势力全面控制朝局。此时，在华列强势力强烈地感到，慈禧的复旧活动有可能是排斥外国势力的回归。他们担心中国“有可能回复到四十年前排斥外国人的时代”（《戊戌变法资料》）。

　　出于维护在华侵略利益的需要，在华列强认为或许支持光绪帝建立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对自己在华利益的发展更为有利。于是，他们对光绪帝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当获悉光绪帝“患重病”的消息后，他们一再要求觐见，力图摸清光绪帝病情真伪与下落。

　　“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安，并叩致病之由”（《戊戌变法资料》）。

　　在列强代表不断地追问下，庆亲王奕劻不得不向英国公使窦纳乐郑重承诺：光绪帝依然健在。然而，窦纳乐当场表示，消除他疑虑的最好方式是“请一位外国医生为皇帝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帝的健康证明书”。

　　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一位名叫多德福的法国使馆医生，提着自己的药箱，走进了在外国人眼里充满着神奇色彩的紫禁城皇宫大门。多德福此行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非比寻常。他不仅仅是以西方医学之代表的身份来为中华帝国的皇帝检查身体，更重要的是此举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没有史料记载慈禧为什么会同意西医来给光绪帝诊病，或许慈禧认为光绪帝一直身体虚弱，不怕你瞧不出病来；或许慈禧想借助西医的诊病，来为自己废黜光绪帝的举措增加砝码。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慈禧同意了这不合常情、完全出乎外交常规的非分要求，也是出自于她对外国在华势力的无奈。长期以来，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防御对付外来侵略的军事活动屡战屡败，外交活动不断受挫，几乎是“畏夷如虎”。因此，明知是非分要求，也不敢表示强硬的抗议。

　　多德福诊病的结果：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病。

　　慈禧“看到了国内舆论人情的反抗”（《戊戌变法资料》），也感受到了列强的强硬态度，此时的慈禧不能不有所顾忌，虽然她依然坚持认为作为清朝最高主宰废立皇帝纯属“家事”，然而对外战争屡战屡败的事实，以及群情激愤的国内舆论的发展，会直接威胁自己的统治权力。宠臣荣禄的担心，也反映了慈禧的隐忧，“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崇陵传信录》）。于是，慈禧暂且收敛了废帝活动，在幽禁光绪帝的同时，继续利用光绪名号发号施令，以徐图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