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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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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封建”的本意(2)
领主土地关系的特征，是农奴无偿地替领主代耕公田，然后才可以把自己那块份地（私田）上的收获归于己有。这种方式当时叫做“藉”或“助”。《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左氏、穀梁、公羊三家的注释都说，在此之前没有“税亩”（征收土地税）这种方式，而是“藉而不税”。所谓“藉”，就是“借民力而耕公田”。由于这种方式愈来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周宣王即位以后，宣布“不藉千亩”，“初税亩”这种新的方式取而代之。井田制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后来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
后世儒家学者鉴于土地私有造成的贫富分化，对已经消失的农村公社充满向往、羡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韩婴《韩诗外传》对公社有许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组织生产之外，还保留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体主义互助习尚，“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于儒家学者对农村公社与井田制度的理想主义回忆。
这种理想主义与秦汉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小农经济是以土地私有为前提的，必然伴随土地买卖、兼并，以及贫富两极分化。首先发难的是儒家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深为不满，认为这是商鞅废除井田制度留下的后遗症。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药方，就是恢复井田制度。鉴于井田制度一时难以恢复，他提出一个折中主义的方案——“限田”，目的在于“塞兼并之路”，使得富有者占田不能超过一定数量，贫穷者不至于没有土地。在土地可以买卖的时代，“限田”不过是儒家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已，根本无法操作，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莽的带有农业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显示了儒家那种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政治的致命伤。他颁布的“王田令”，是以赞美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公社与井田为出发点的，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周礼》的井田制度模式，实行“均田”——平均分配土地。这种看似很“革命”的主张，其实是历史的倒退。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禁止土地买卖，是企图以国家行政手段向经济发号施令，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因此遭到全社会的一致反对。连农民也不买帐，这是为什么？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私有田产成为“国有”。王莽的“托古改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并未使后世的政治家引以为戒。
有宋一代，小农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伴随而来的兼并盛行，贫富分化加剧。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以为是“田制不立”的结果。于是乎，恢复井田制度的议论如沉渣泛起一般，几乎连绵不断。即使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对井田制度也百般美化，他在与宋神宗议政时，建议模仿王莽的“王田令”，“令如古井田”。他的“方田均税法”，似乎是这一主张的第一步。看来王安石与王莽是颇有一些共鸣之处的。新儒学大师朱熹也不见得高明，也主张恢复井田制度。他说：“田尽归官，方可给与民”，“而今要行井田，索性火急做”。所谓“田尽归官”，就是实行土地国有；所谓“索性火急做”，就是不要停留于口头议论，要雷厉风行地实施。
为什么人们的改革思路始终离不开井田制度，公社的幽灵如此难以摆脱？实在值得深思。
到了近代，“三农”问题尖锐化，上述思路再一次以高水平的形式重现。
令人尊敬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针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地权不均，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如果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分析的话，其中颇有一些问题。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以土地国有代替土地私有为前提的。极而言之，在孙中山思想中，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是合二而一的。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的党义第四条中，就有“主张土地国有”的规定。胡汉民在《民报》第三号，发表党义六条说明，把土地国有与古代的井田制度相比拟。这种解释有没有违背孙中山的原意呢？没有。
孙中山曾多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对井田制度及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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