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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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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极一时的东西方交往(1)
大蒙古国横跨亚欧大陆，东起太平洋，西至波罗的海，南临波斯湾，蒙古大汗的金牌可以通行无阻地直达各地，东西方交往盛极一时。
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创建人普兰诺·卡尔平尼（Giovanni de Plano Carpini）大主教带着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出使蒙古。然后带着蒙古大汗贵由致教皇的书信，向教皇复命。这份书信的原件，现在还保存在梵蒂冈的档案中，用波斯文书写，上面盖着蒙古大汗的印章。这恐怕算得上是东西方外交史上最早的国书原件，弥足珍贵。
1253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圣方济各会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前往蒙古，在和林南面的冬季行宫谒见蒙哥大汗，然后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国书返回。不久，他用拉丁文写了出使报告《东方行纪》，成为了解13世纪蒙古的纪实文献。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指出，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而在此之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地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在谈到上述欧洲使节访问蒙古之后，汤因比说，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穿越往返的使团，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
在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中，最有影响的西方使者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60年前后，尼哥罗·波罗兄弟来到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不花剌（今乌兹别克的布哈拉）经商，以后跟随旭烈兀的使臣前往蒙古的上都开平，受到蒙古大汗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委托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马可·波罗跟随尼哥罗兄弟前往蒙古复命，沿着丝绸之路东行，到达蒙古的上都开平，以后侨居中国十七年。
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出任元朝官职，游历了大都（北京）、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对所见所闻作了生动的记录。马可·波罗一行凭借大汗发给的银质通行证，沿途得到食物、住宿和安全的保证。他的游记同其他中世纪传说一样，有着一些奇异的故事，欧洲人认为他把元朝中国的辽阔和繁华渲染得太过分，以为是在吹牛。当忏悔牧师在他临死时敦促他收回他的全部谎言时，马可·波罗回答说：我还没有讲出我看到的一半呢！
马可·波罗确实是在记录他的所见所闻，经过专家们的考证，他的记录基本属实。例如，13世纪末他来到昔日南宋的都城杭州时，不禁赞叹为“世界最名贵富丽之城”。当时南宋刚灭亡不久，劫后余生的杭州，依然人口众多，产业发达，市面繁荣。马可·波罗写道：
——“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
——“城中有大市十所，小市无数”；
——“上述十市，周围建有高屋，屋之下则为商店，零售各种货物，其中有香料、首饰、珠宝”。
正是由于他的记载在欧洲的传播，致使杭州这座花园城市闻名于世。其他的中国见闻记录也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况。例如，关于忽必烈时期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物产商业等，都带有很强的写实性。马可·波罗称中国为“契丹”，称南方的汉人为“蛮子”，称北京为“可汗的大都”，称杭州为南方汉人的“行在”，所有这些称呼，都带有宋末元初的时代特色。
1289年，伊利汗国的大汗阿鲁浑因妃子去世，派遣使者到大都，向元朝皇帝请求续娶，元世祖忽必烈同意把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为了稳妥起见，忽必烈命令马可·波罗随同伊利汗国的使者一起，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他们一行于1291年初从泉州启程，1293年到达伊利汗国。马可·波罗完成任务后，从那里动身回国，1295年抵达威尼斯。
不久，马可·波罗在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讲述他游历东方的见闻，被同狱的小说家记录成书，书名《世界的描述》（一曰《世界的印象》）。中译本以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流行最广，中国读者通过这本书，看到了13世纪中国生动活泼的各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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