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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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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极一时的东西方交往(2)
然而，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于他“百万牛皮”的成见，至今仍然没有消除。1981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伍芳思（Frances Wood）女士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表示质疑。1995年，她的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在英国出版，进一步论证她的观点。她的结论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任何接近中国的地方，在历史上不朽的《马可·波罗行纪》完全是杜撰之作。她的这种见解，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也得到几位研究中世纪史的专家的支持。
中国的元史专家杨志玖首先表示异议，针对伍芳思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他在《环球》杂志1982年第10期发表文章予以回应。他指出，中国历史书籍中确实没有发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是并不是没有一些可供考证的资料。例如，伊利汗阿鲁浑的妃子死后，派遣三位使臣到大都，请忽必烈大汗赐给他一个与王妃同族的女子为妃。元世祖忽必烈同意把阔阔真公主许配给他，三位使臣邀请马可·波罗护送，从海路回国。这些在《经世大典》中有明确的记载，人名、时间都和马可·波罗所说相符。伊利汗国历史学家拉施都丁的《史集》也有相同的记载。这决非偶然的巧合，表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此外，《马可·波罗行纪》中提到镇江附近有两所基督教教堂，在瓜洲附近的长江中的寺院，即著名的金山寺，都可以在《至顺镇江志》中得到印证。这些目击的记录，决不是“没有到过中国”的人可以“杜撰”得出来的。又如，《马可·波罗行纪》有一章专讲元朝的纸币，说它通行全国，信用程度之高，“竟与纯金无异”，“伪造者处极刑”。这点由1963年河北出土的“至元通行宝钞”的铜版所证实，铜版正中刻有“伪造者处死”五个大字。
1997年，杨志玖针对伍芳思的著作，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全面论述了他的观点：伍芳思虽多方论证，但说服力不强，《马可·波罗行纪》中确有一些错误夸张甚至虚构之处，但准确可考之处也不少，若非亲见便难以解释。
以后有的中国专家为此写了专著，全面反驳伍芳思的结论。现在看来，说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显然过于武断，难以令人置信。
元朝的东西交流，除了频繁的陆上交通之外，海上交通也十分发达。蒙古重视色目人的政策，促进了阿拉伯商人渡海东来，东西方贸易日趋繁荣。当时的泉州港，与阿拉伯世界的巴格达港，遥遥相对，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商港。泉州外国商船云集，号称“番舶之饶，杂货山积”。在泉州经商的阿拉伯人蒲寿庚最为有名，世代经营海上贸易，南宋末年曾经出任主管泉州对外贸易的职务——提举市舶使；投降元朝后，先后出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福建行省左丞，负责与海外各国的通商事宜。此后蒲寿庚父子从事海外贸易达三十年，富甲东南，成为传奇人物。泉州也因海外贸易的发达，吸引各国商人前来居住，城南的“番坊”是各国商人、教士居住区，阿拉伯侨民数以万计。他们中许多人与当地人通婚，死后安葬在那里。今日泉州一带蒲、丁、郭等姓，就是当年阿拉伯人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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