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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全局的战略原则
《孙子兵法》中阐述得最多、也最出色的是关于如何在战争中制胜敌人的战略和战术。一般说来,战略是关于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战术是作战的技术和方法,往往带有局部的性质。但是在《孙子兵法》中,战略和战术往往混杂在一起,是很难分开的。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只能作一个大致的区分。这里,先谈孙武对于战争全局所设计的战略。
(一) 战前充分准备
孙武主张,在战争之前,对于双方的情况,必须摸清摸透,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经之以五事",就是要考察"道"、"天"、"地"、"将"、"法"五件大事;"校之以计",就是要比较"主孰有道?将孰有能?"等七方面的情况。在出发之前,先要在庙堂上举行会议,谋算战争中的各种条件:兵力的众寡,道路的远近,战争的时间,粮饷的多少,等等。这就叫做"庙算"。孙子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计篇》)显然,庙算的事物多,全面而周到,就易于取胜;庙算的事物少,或者根本不作庙算,就不能取胜。
在庙算的同时,还必须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才有胜利的把握。孙子强调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形篇》)李筌注曰:"夫善用兵者,守则深垒,多具军食,善其教练;攻其城则尚撞棚云梯,土山地道;陈则左川泽,右丘陵,??为不可胜也。"张预注云:"审吾法令,明吾赏罚,便吾器用,养吾武勇,是立于不败之地也。"这些注解,对孙武关于战前须作充分准备的战略思想,作了具体的阐述。由于战前缺乏充分准备而导致战争失败的事,在春秋时代比比皆是。公元前638 年,邾人出师攻鲁。鲁轻视邾,"不设备而御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结果两军战于升陉,鲁师大败。鲁公的头盔亦被邾人所获。公元前582 年,楚人伐莒。莒"无备","不修城郭",故只十二日"而楚克其三都"(《左传·成公九年》)。莒国几乎被灭。公元前562 年,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晋因秦师少而"弗设备"。结果"秦、晋战于栋,晋师败绩"(《左传·襄公十一年》)。由上述多次战例可知,孙武关于战前要"经"、"校"、"索"和"庙算",要"先为不可胜"和"立于不败之地"的论断,是多么高明而有远见!
(二) 贵以智谋取胜
在战争的策略问题上,孙武崇尚以智谋取胜,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用智谋胜敌,是为上策;硬拼硬打,甚至攻击坚守的城池,乃是下策,为善用兵者所不取。他强调:"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孙子还告诫说:"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行军篇》)这里,孙子明确指出,用兵并非越多越好。他不主张搞人海战术,也反对恃武冒进,莽撞蛮干,而要求凭藉智谋,并力料敌,巧取敌人。
应当指出,孙武这种崇尚以智谋巧取敌人的战略思想,特别是他强调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等命题,往往被一些军事学著作指责为"唯心论"的表现,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国外,也有人把巧妙地运用各种方法,避免大的冲突和流血的方式,利用敌人本身的弱点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主张,看成是"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参阅克劳塞雏茨《战争论》第一卷第300 页)。这是必须辨别清楚的。其实,孙武在论述中已讲得很明白,他所崇尚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善"的"用兵之法"、"谋攻之法",它的途径是通过"伐谋"、"伐交"等各种手段,其目的在"料敌、取人"。显然,孙武主张运用谋略,不通过激烈的搏斗,巧妙地制胜敌人,这并不是唯心论或幻想,而是切实可行的。
春秋时代就有不少运用谋略,"全国"、"全军"而取得战争胜利的实例。公元前634 年,齐师伐鲁,鲁公便使展喜以酒食犒劳齐师。齐孝公问展喜:"鲁人何恃而不恐?"展喜答道:"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工。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
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一席话说得齐孝公羞愧难言,只得引兵而还。公元前627 年,秦师偷袭郑国,临近郑国时,被郑商人弦高遇见。弦高急中生智,一面佯装为郑君所派的使者,用四张牛皮和牛十二头犒劳秦师;一面急速派人报告郑国,使郑国及时清除了住在"客馆"中的奸细。秦帅孟明见此情景,只得叹道:"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以上是用道义和智慧使来犯的敌兵罢退的实例。如果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而运用适当的谋略,那么,孙武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更有把握了。
(三) 掌握战争主动权
孙武主张,在作战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应掌握主动权。他指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孙子阐述道:"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这就是说,用"利之"、"害之"等各种办法调动敌人,使其疲于奔命,从而陷于不利的境地。孙武认为,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必须处于进攻的态势,他说:"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同上)在孙子看来,防备敌人是防不胜防的,防前则失后,防左则失右,到处设防则兵力分散,到处都是薄弱环节。只有进攻,"使人备己",才能摆脱被动的困境。
由于调动敌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因而造成有利的局势,以致获取战争胜利的,在春秋时代已经有这一方面的成功战例。公元前478 年,越国攻吴,两军相御于笠泽,"夹水而陈"。越国把自己的军队分为三部分:左右两军称为"句(勾)卒",是发动佯攻以调动敌人的;中军由越王所亲近的"君子"组成,是越军的主力。"及昏,(越王)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夜中,乃命左军、右军涉江鸣鼓中水以须。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将以夹攻我师。'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师,将以御越。"吴师被越军的"左右句卒"调动,向左右分散,中间就变得空虚。这时,"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越之左军、右军乃遂涉而从之,又大败之"(见《左传·哀公十七牟》、《国语·吴语》)。这一仗,越军主动进攻,在调动敌人后形成出击的有利形势,因而获得大胜,充分显示了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战略思想的巨大威力。
(四) 打运动战
两军对垒,孙武主张,攻守都不要固定在阵地上:攻则可选其薄弱而要害的环节,从而引出敌人的救兵,在半路上袭击它;守则可避其锋芒,迅速退却,使敌人来不及追赶;还可示以饵兵,引诱敌人前来,再袭击消灭它。总之,必须在运动中与敌周旋,消耗歼灭其力量,这是孙武的又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他指出:"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虚实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侍之。"(《势篇》)这些都是在运动中对付和战胜敌人的好方法。上述打运动战的策略,在春秋时代的历次战争中,有不少国家已经采用。公元前707 年,周王率领一些诸侯国的军队攻打郑国,郑出兵抵御。周王的军队分为三军:周王亲自统帅中军,虢公林父统帅由蔡人、卫人组成的右军,周公黑肩统帅由陈人组成的左军。郑公子突观察敌军的形势后分析说:"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支),固将先奔。既而革于王卒,可以集事。"于是,郑师先击"莫有斗心"的左军。果然,"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左传·桓公五年》)。郑师选择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然后使工军全线崩溃,这是运动战的主要策略。公元前632 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采取同样的方法:晋"胥臣蒙马以虎皮,光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接着,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部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于是"楚左师溃"(《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军用先击薄弱的楚右师,冉诱出楚左师而"横击之"的运动战略,赢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到战国时代,孙膜指挥齐军"围魏救赵",在桂陵之战中取得大胜,则是把孙子"攻其所必救"的运动战略进一步运用于实践。
(五) 打速决战
在孙武的战略思想中,兵贵神速,任何战争都要求速战速决。只有速战,才能取胜而得利;战争持久,必然耗费巨大,带来不利的后果。他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篇》)这里孙武强调一个"速"字,力戒一个"久"字。在孙武看来,只要"速",即使笨拙,也会对战局有利;如果巧取敌人而时间却要"久",那是从来没见过的。
孙武在战略上主张速决而反对持久,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当时的国家疆土都比较小,财力、物力、人力都不是很充足的,而且国家林立,兼并战争频繁,战争拖的时间久了,不但兵源不继,粮草匮乏,其他诸侯国更会乘机袭击,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当时诸侯国间的大战,如晋楚城濮之战。晋秦崤之战、晋齐鞍之战、楚晋之战,都在几天内便见分晓。大国灭小国的战争,也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迅速解决。如公元前518 年,楚人为舟师巡逻边疆。吴人跟在楚师后面,乘"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以上事实证明,孙武关于"兵之情主速"的速决战略,在当时是切实有效的。
但是,如果战争不是速决,而是旷日持久,打上数月,甚至一二年,则往往会有不利的后果。公元前506 年冬,吴国伐楚,经过五战五胜而攻人楚都郧,楚昭王出奔。但吴国并未就此罢休,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而是赖在楚都不走,继续与楚广大人民为敌。到第二年夏天,越国乘吴国内空虚,攻入吴国境内;楚申包肯至秦讨来救兵,与楚人联合,大败吴师;吴王阖庐之弟夫概,又乘吴危乱之际,自立为王。这一次吴伐楚入郢,由于时间呆得太久,没有采取速决战略,以致弄得不堪收拾。又如公元前595 年九月,楚围攻宋城。至次年五月,宋城还没有攻下。由于旷日持久的攻战,宋城内"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楚军亦仅有"七日之粮",遂"引师而上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由此可见,孙武主张打速决战,认为"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甚至"诸侯乘其弊而起",这些论断都是当时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高明的战略方针。
(六) 行动神秘莫测
在作战过程中,行动应该尽量诡秘,不让对方知道,这是孙武指出的又,一个战略原则。他在《虚实篇》中说:"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在《军争篇》中,他又说要使自己军队的行动"难知如阴"。张预云:"如阴云蔽大,莫睹辰象。"我军的行动神秘莫测,就能使敌人被动挨打,陷于困境。为了不泄漏军事秘密,孙子主张,在决定作战行动的时日,要"夷关折符,无通其使"(《九地篇》),即封锁关口,折毁符信,不让使节通行往来。
孙武关于作战行动必须严守机密的战略思想,也是当时战争经验的总结。春秋时代的历次战争,凡是作战行动能严守机密,使敌方感到神秘莫测的,就往往能够取胜;反之,行动计划败露,或在敌人的预料之中,则常常导致失败。如公元前585 年,晋楚绕角之战,晋人听从析公的计谋:"多鼓钩声,以夜军之",结果"楚师宵溃"(《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人乘势袭击蔡、沈等楚的与国,获得大胜。公元前575 年。晋楚鄢陵之战,晋人又听从苗责皇的谋略:"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必克二穆,吾乃四革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按照这一作战方案,果然"楚师大败"(同上)。再如公元前628年冬,秦出师偷袭郑国。到次年春天行至滑(今河南偃师县南)时,被郑商人弦高发现,使郑有了准备,秦师只得罢退而还;在返回途中,晋人预料秦师要经过崤(今河南洛宁县西北),便在那里进行狙击,结果大败秦师。以上战例充分说明,作战行动能否神秘莫测,不为敌方所知,实为战争胜败的关键。
(七) 将帅指挥不受君主干扰
孙武一贯主张,带兵将帅在作战时必须有充分的指挥权。这种指挥权应该相对独立,不应受到国家最高统治身君主的干扰,这是战争取胜的重要条件。他说:"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四变》解释道:"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显然,将帅是受命于国君的,应该听从国君的命令;但君令如果违反"途有所不由"等战场上的"四变",将对军事带来不利时,则此令将帅可以不执行。孙武对国君干预军队的指挥权十分反感,指出:"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那些不懂军事的进退权变,而硬要干预军队指挥的国君,是一定会把事情弄糟的。因此,孙武一再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谋攻篇》)他甚至主张将帅在指挥作战时,可以违背君主的旨意,只要符合君主的利益:"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篇》)据《史记·孙子传》,孙武在吴王面前使宫女练兵时,也表达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主张。
"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司马穰苴,事见《史记·司马穰苴传》,时间略前于孙武。原来在春秋早期,战争时一般都由国君亲自统领军队出证,国君对军队的统帅权与指挥权是集于一身的,但到后来,随着战争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文臣武将逐渐分开,国君就不一定每次战争都亲自出征,而是委任将帅去指挥作战。这时,就产生了将帅在战争中如何对待国君命令的问题。在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还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孙武等思想家提出"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主张将帅的指挥权须相对独立,不应受到远离战场的国君的干预,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将帅的智慧和灵活应变的能力,对保证战争的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春秋中后期的有些战争,就是依靠将帅的勇敢与智谋而取得胜利的。如公元前589 年的晋齐鞍之战,晋帅部克受伤而坚持在车,御者解张顶替克击鼓指挥,终于大败齐师。到了战国时代,将帅的作用更加重要。凡是将帅能力强而君主义不加干预的,就往往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如燕昭王时用乐毅为将而攻齐,大破齐军,并长驱直人齐都临淄。在留齐继续作战的数年间,乐毅攻下齐国七十余城。但到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后,因猜忌而使骑劫代乐毅为将,结果被齐田单击败(见《史记·乐毅列传》),前功尽弃。再如赵惠文王时,用廉颇、赵奢为将,不断攻取齐、魏两国的土地,连连得胜。到公元前262 年,廉颇率领大军与秦对峙于长平。廉颇采取坚壁不战的方针,秦军奈何不得。但后来,赵孝成土听信秦之间计,用赵奢的儿子赵括代廉颇为将。结果,赵军被打得一败涂地, 40 多万人全军覆没(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孙武关于将帅应有充分的指挥权,国君不得横加干涉的主张,以及"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论断,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以上七条战略原则,是孙武拟订的指导全局的作战方针。在这些战略原则中,关于战前必须作充分准备的思想,在战争中贵以智谋取胜、切忌硬打硬拼的思想,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去调动敌人、以造成有利形势的思想,攻守都不固定方位和阵地、在运动中打垮敌人的思想,与敌周旋采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思想,作战计划必须严守机密、使敌神秘莫测的思想,将帅指挥权应相对独立。国君不得横加干扰的思想,都是历史上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孙武创造性探索的结果。这些战略思想,不仅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可以在战争中作为座右铭使用;即使对现代战争,它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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