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朴素而丰富的哲学观点



　　在阐述军事理论和政治主张的过程中，司马穰苴也表露了他的哲学观点。这些哲学观点，是零星的、朴素的。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而只是闪烁的思想火花。不过，它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有的观点还颇有兴味和价值。兹仅就所见，略述于下。

　　（一）　唯物论

　　同春秋战国间的许多军事理论家一样，司马穰苴十分重视作战的地形气候条件、进攻和防御的武器、军队的耐力和士气等。他指出："凡战：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历沛历圮，兼舍环龟"（《用众》）；"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甲固，以兵胜。"（《严位》）这里把风、高、险、沛、圮、环龟、马车、甲兵、力、气等物质因素，都看作是战争胜负的条件。他认为，战争时应该"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为五虑"（《定爵》）。此"五虑"中的天（气候）、财、众、地、兵等，也都是客观物质条件。在许多地方的论述中，他直接用"物"这个词来说明，如"方虑极物（详细考虑计算，极尽物力之用）"；"人习陈利，极物以豫（预），是谓有善"；"堪物简治（胜任事物，检查治理），见物应卒（看见突变的事物反应敏捷，卒通猝），是谓行豫（预）"；"然有以职（如此人人都有担当之职），是谓堪物；因是辨物，是谓简治"；"物既章，目乃明。"（同上）文中之"物"，都是战争中各种物质条件的概括。

　　由此可以肯定，司马穰苴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属于唯物主义的。不过有时，他也相信用龟甲占卜的迷信活动。如他说："凡战，有天??。时日不迁，龟胜微行，是谓有天。"（《定爵》）这里，他对"龟"甲占卜的"胜"利看得十分重要，认为占卜而得的"时日不迁"，就可以依靠"天"的保佑，他把这种迹象叫做"有天"。显然，所谓"有天"的"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在唯物主义观点的论述中，夹杂有一些神学迷信的东西，这在孙武、孙膑的哲学思想中，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二）　辩证法

　　在现存的《司马法》中，司马穰苴的辩证法思想表现得比较充分，有相当丰富的内容。这里择其主要的几点，略作剖析。

　　1.对立面的选择互补在司马穰苴看来，世界上的事物充满着矛盾对立。这些对立的事物有：大小、多少、远迩、迟速、众寡、轻重、进退、先后、长短、生死、赏罚、行废、烦暇、利害、攻守、击避、上下、左右、本末、坚柔、胜败、善恶、治乱、疏密、动静，等等。司马穰苴认为，在这些对立的事物中，必须作慎重的选择。如他说："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轻胜"；"上烦轻，上暇重"；"击其大惧，避其小惧"。（《严位》）这种对立面的选择，司马穰苴称之为"权"。他论述道："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执略守微，本末惟权，战也。"（同上）所谓"本末"，大体相当于孙子的"正奇"。"本"是用正常的策略去打，即下文所说的"执略"；"末"是用奇妙的方法偷袭，即下文所说的"守微"。在战争中，用"本"还是用"末"，需要经过"权"衡才能确定。他又申述："人有胜心，惟敌之视；人有畏心，惟畏之视。两心交定，两利若一，两为之职，惟权视之。"（同上）"大小坚柔，参伍（交错变换）众寡，凡两，是谓战权。"（《定爵》）这里他认为，事物都有对立的两面（"凡两"），人们必须在"两"类事物中进行"权"衡选择。不过，两类事物的矛盾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它们往往各有短长，可以互相补充，交错使用。例如关于长兵器和短兵器这两种武器，他就指出："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同上）再如关于兵员和行进的轻重问题，他又说："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严位》）这里的意思是，以轻兵而行动轻捷，则易被敌人倾覆，故有危险；以重兵而行动持重，则进展迟缓，故无功；以轻兵而行动持重，则易被敌人围困，故必败；以重兵而行动轻捷，则能产生强大的威力，故战而能胜。司马穰苴最后得出结论：战争中轻、重两个对立的方面，不能偏用一面，排斥另一面；而必须互相调剂配合，"战相为轻重"，"筹以轻重"（同上），方能取得成功。

　　2.事物在数量上必须有度为了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稳定，司马穰苴认为，一 切事物不能走向极端，而必须有度的限制。例如兵器的长短轻重，他说；"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天子之义》）显然，兵器的各种属性，在数量上有一定限度，才能便于使用。再如对人民施加威力的多少，他指出："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并解释说："多威"会使"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而"少威"又会使"诈慝"、"勇力"、"犯命""暴行"者横行不法，"陵之有司"（同上）。因此，"多威"、"少威"都时稳定政治秩序不利，有效的方法是对人民施加的威力要适中有度。他还论及战争发动的时间先后和战争中的休息问题，说："凡战，先则弊，后则慑；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慑。"（《用众》）他认为，先动则易于力弊，后动则易于畏惧；休息则会怠情，不息亦会力弊，但休息久了反会畏惧怕战。因此，有利的方法是，发动的先后适中，休息的时间有度。司马穰苴这种凡事要求适中有度的辩证法思想，与同时代的孔子主张"中庸"，认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很有些相似。

　　3.根据客观情况而随机应变战争中客观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因此对付的措施也要相应改变。司马穰苴在阐述军事理论时运用这种方法是比较自觉的。例如关于如何布阵，他指出，须"称众、困地、困敌令陈"（《定爵》），即根据我军的众寡、地形的险易、敌人的虚实而下令布置用不同的阵法。战争时要特别注意敌人的动态而作出相应的反映。他一再阐述说："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敌）侍则循而勿鼓，待众之作；攻则屯而伺之。""凡从奔勿息，敌或止于路，则虑之。""敌若众，则相众而受裹；敌若寡若畏，则避之开之。"（《用众》）《太平御览》卷三一八引后句而注曰："敌众我寡，则依利道而受围，以坚众心，分其四向而受敌，则众以死为生，故能冲逐四出，以克胜也；""敌以少弱畏惧者，则开去道，无令为穷寇必死战也。"这里且不论其应敌的措施是否正确，仅就其"视敌而举"、灵活应变的原则，即可见他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唯物而又辩证，值得借鉴和参考的。

　　（三）　认识论

　　关于认识事物的重要性，如何认识事物的规律，以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司马穰苴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在战争中，必须使用间谍或自己直接观察等方式，了解敌我双方和远近距离的各种情况。他说："凡战，间远，观迩"（《定爵》）；"远者视之则不畏"（《严位》）；"凡战，??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猝），致其屈。"（《用众》）可见只有知晓敌我远近情况，才能"不畏"，乘势袭击而"致其屈"，获得战争的胜利。这些议论，应该是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论断的先导。至于如何布阵才能致胜，这一知识的获得，司马穰苴认为，只有通过实践。他指出，在战前必须"人习陈利"（《定爵》），即人人演习怎样布置战阵对我有利。他并强调"知易行难"，说："凡战，非（知）

　　陈之难，使人可陈难。非使可陈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严位》）他的意思是，知道布阵的方法，这并不难；难的是把这种阵法见诸行动，付之实践，而"使人可阵"、"使人可用"。这里他指出，获得知识仅仅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步；接着就应该把这种知识拿去施行，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第二步是比第一步更难的。他还主张在战争之前，应该根据双方的物质条件，预先谋划战争的打法。他论述道："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堪物简治，见物卒（猝）应、是谓行豫（预）"；"极物以豫（预），是谓有善。"（《定爵》）显然，行动之前根据物质条件预先谋划，就能取得好的结果。孙武关于在战前要进行"庙算"的主张，很可能是受了这"行豫"思想的启发的。

　　（四）　人性论

　　春秋时代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已相当热烈。子产曾议论人性有君子之性和"小人之性"，认为"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这种把人性分为君子和小人的做法，只能是一种剥削阶级的偏见。孔子则论述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所谓"上知"，是"生而知之者"；"下愚"，则是"困而不学"者。另外，还有"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

　　（《论语·季氏》）孔子虽然肯定"性相近，习相远"，认为由于接触各种事物而使人性不同，具有唯物主义的一面；然而他又把人性分为"上知"和"丁愚"以及其他各等，并强调"上知"与"下愚"是先天生就，不能改移的。这就倒向了唯心主义。司马穰苴提出了一种与子产、孔子都不同的人性论。他说："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严位》）这种人性"州异"的观点，是一种倾向于唯物主义的学说。因为各州地域水土不同，因而造成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性格气质，经过教育感化，都能形成良好的习俗。显然，司马穰苴的这种人性论，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较之子产和孔子的观点，剥削阶级的偏见较少，在当时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五）　历史观

　　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和社会发展还处在早期阶段，古代人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只能根据传说和记载，作一些推测和议论，往往是比较幼稚和肤浅的。在春秋末年，流行着这样一种历史观点，即认为在遥远的古代十分美好，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秩序愈来愈乱，道德日益沦丧，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趋势。孔子曾盛赞尧舜时代的社会，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对于禹、汤、文、武、周公，他也有不少赞美之同。但到了近世，孔于认为"天下无道"，"礼乐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礼记·礼运》曾记载孔子关于远古尧舜时代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而自禹、汤至周公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的言论。这段长篇的言论，虽然见诸时代较晚的记载，但其思想观念的素材应该是出自孔子的。①同时代的思想家老子又认为，古代民性质朴而现代奸伪丛生。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十八、三十八章）总之，时代愈后，道德愈坏，一代不如一代。

　　与孔子，老子这种历史观相仿，司马穰苴对夏、殷、周三代的情况也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他又说："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天子之义》）上述这种道德一代比一代衰退，赏罚一代比一代加重，用兵一代比一代增多的历史观，朦胧地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在远古的原始社会里，人们群居在一起狩猎耕作，没有阶级对立和剥削压迫，自然也很少用兵刃和赏罚；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国家的出现，道德观念发生改变，战争日益频繁，赏罚的手段也不断加强。不过，司马穰苴不可能了解这种历史变化的真正原因，他对这种历史变化的描述也是不确切的。特别是说到"夏赏而不罚"、"殷罚而下赏"更是信口乱编，与历史事实不符。后来到战国末年，韩非对这种历史观作了补充和修订。他寻找这种历史变迁的原因认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财有余"，而现今是"人民众而财富寡"。因此，"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蠢》）显然，韩非的解释比较详细而有说服力，他把司马穰苴以及孔子、老于的历史观向前推进了一步。

　　综上所述，司马穰苴的哲学思想，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性论、历史观方面，都有一些进步的观点和卓越的见解。他的唯物论，用了许多"物"字来陈述，直截明快，这在先秦时代的哲学家中是很少见的；他的辩证法，讲对立面的选择与互补，事物在数量上必须有度和根据客观情况而灵活应变其方法，也很有特色；他的认识论，谈到认识事物的重要性，行动之前的预先谋划，以及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颇耐人寻味；他的人性论，提出"性州异"的观点，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见解；他的历史观，叙述了一代比一代"德衰"的看法，也可以与孔子、老子的历史观相参阅。总之，司马穰苴的哲学观点，虽然保存的资料甚少，但从以上简略的分析，己可见他思想中的熠熠光芒，是值得认真总结和思考的。

　　匡亚明

　　① 参见《孔子评传》中《关于<礼记·礼运>篇是否反映孔子政治理想 问题》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