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仕与师承 　　《太史公自序》曰："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集解》引臣瓒曰："《百官表》无太史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大史令。"太史公即太史令②。《自序》又载，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但他的生年、表字、确切的出仕之年，以及怎样出仕，《自序》均失载。文献无征，我们只能作一些合理的推论，用以充实司马谈的传记，以待查考。 　　《茂陵中书》，简称《茂陵书》，它是汉武帝置茂陵邑产生的户口簿。 　　茂陵为武帝寿陵，于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司马谈属籍茂陵，他以太史丞职分参与修陵工程，因"勘定陵址，预卜吉凶"，正是太史、太卜职分以内的事。那未司马谈应在建元二年之前即已出仕，但又不能越出建元元年。也就是说，司马谈于建元元年出仕。考汉武帝初即位，于建元元年十月举贤良，罢除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拉开了独尊儒术的序幕。但这时临朝称制的窦太后尊奉黄老，所以在这次罢黜百家中没有罢黜道家。司马谈思想倾向道家，是一个有渊博学问的人，当在是年举贤良而出仕。初为大史丞，元封三年至元封六年之间升为太史令，于是在京师供职。 　　司马氏远祖世守天官和世典周史，但自春秋时司马氏去周适晋，失其守而中衰四百余年，史官文化的家学实已不传。司马谈立志重振家学，他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他勤奋学习而作出了显绩，所以说他是一个天才而博学的历史家。《太史公自序》在"谈为太史公"后接着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是说司马谈的广博学问，来自师承，他出仕京师仍孜孜以求，正因出仕京师才获得了向名师学习的条件。1，学天官于唐都。 　　天官，即天文学。古代人们认为天上的列星与人间君臣相对应，亦有尊卑等级，"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①。 　　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两个分支，一为星占家，观测恒星流蓄的隐现，用于占验，《周礼》中保章氏传其学；一为历家，推步日月五星之行度，用于制历法，《周礼》中冯相氏传其学。古代天文学与迷信混杂。星占家讲天人感应，历家讲禁忌。但天象观测和历法推步又都是实学。《史记·天官书》总结了星占学，《历书》总结了历法推步，把古代天文学科学知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司马谈之学渊源于唐都。唐都是西汉著名的星占家，他对星占与历法两个方面的学问都十分精通。《天官书》说："夫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这里将唐都与魏鲜加以区别，说明唐都是一位重实测的天文学家。《历书序》云："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谓分部二十八宿为距度。"即测定二十八宿的距离和角度。今上，指汉武帝。"至今上即位"，指初即位之建元元年。唐都与司马谈同时出仕。星占为太卜属官。太史、太卜皆隶于太常。司马谈与唐都为同僚。若唐都为太卜令，与司马谈同品位，若只为太卜属官，更低于司马谈。唐都至太初元年与司马迁一起制定太初历，其年齿至多与司马谈同辈或稍晚。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可以说是不耻下问，这一精神难能可贵。唐都对于司马迁是长辈，既为其父之师，自亦当为司马迁之师。② 《论语》第五《公冶长》。 　　① 样本书第十章第二节。 　　也就是说，司马迁之天文学，既承之于其父司马谈，又受之于天文大家唐都。对唐都来说，他以渊博知识为司马谈、司马迁两位历史大家的老师，自属殊荣。唐都之学，对司马氏之天文学影响至巨。 　　2.受《易》于杨何。 　　杨何，字叔元，淄川（今山东昌乐县西北）人。他是汉武帝时的《易》学大师。《汉书·儒林传》载，杨何传《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司马谈向杨何学《易》，则是元光元年以后的事。《史记风汉书》两书《儒林传》记载《易》学师承如次：田何为秦未汉初人，他因是田齐苗裔，被汉高祖从山东齐地徒往关中杜陵，号杜田生。田何的学生除王同外，知名者还有洛阳周王孙、丁宽，齐人服生。王同的学生除杨何外，还有齐人即墨成，广州孟佃，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僵。这些人都在汉朝做高官。《汉书·艺文志》载《易》学之书，有周氏、服氏、丁氏、杨氏四家今文学。由此可见，汉武帝时代，《易》为显学。《易》长于变通，太史公"通古今之变"，受益于《易》学者非浅。 　　3.习道论于黄子。 　　黄子，又称黄生。"子"与"生"，皆尊称，史失其名。黄子为景帝时博士，是司马谈的前辈。司马谈学道论，在建元年间。这时黄子已是耋耄之人。 　　文景时崇尚黄老之学，黄子作为道学权威有很高的地位。《诗》学博士辕固生在景帝面前向黄子发难辩论汤武革命。辕固生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子说："帽子虽破，还得戴在头上。鞋子虽新，终究穿在脚下。桀、纣尽管失道，乃是君王，汤、武即使为圣人，仍是臣下。君王失行，臣下应当用言谏正，岂能上下错位，取而代之。所以汤、武是篡弑行为，大逆不道。"辕固生挑动景帝表态，他说："照你的说法，汉高帝代秦，难道错了吗？"汉景帝制止两人争论说："吃肉不吃有毒的马肝，不算不知味。讨论学问，避开汤、武，没人说你们笨。"从此以后，汤武革命成为忌讳的禁区，再无人敢谈论。①辕固生与黄子的辩论是景帝时一场懦道斗争。景帝母窦太后崇尚黄老，她找岔子反击辕固生。窦太后问辕固生，《老子》书是什么样的书。言下之意，与儒家书比较，哪一个高。辕固生说："《老子》书只配奴仆们去读。"窦太后大怒说："儒家书只配罪徒们去读。"并命令辕固生到圈里去与野猪比武。汉景帝赶忙赐给辕固生一把利刀，辕固生刺死了野猪，才保住了性命，但也丢了乌纱帽。 　　汉武帝即位，举贤良罢黜了百家。他又重用儒生，起用赵馆为御史大夫，玉臧为郎中令，这两人都是鲁人《诗》学大师申公的学生。赵、王用事，议立明堂，派使者征召申公来京。赵、王又上疏汉武帝，请窦太皇太后归政于武帝。窦大皇太后借口赵、王二人治办景帝丧事不尽力，将二人下狱，赵、王自杀。窦太皇太后又罢了倡导儒学的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的官，窦婴是窦① 司马贞：《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索隐》。 　　太皇太后的侄儿，田蚡是武帝之舅，两人为国之外戚，未能幸免罢官。可见这场儒道斗争的激烈。 　　景帝及武帝初，政治上两次儒道斗争，均以儒家失败而告终。当时皇帝在儒家一边，为何还遭失败呢？这是因为汉初黄老政治带来社会的繁荣安定。汉文帝笃信黄老，而又是贤君，窦太后是汉文帝皇后，她以文帝路线的捍卫者而临朝，当时多数朝臣都笃守道学，所以黄老之学还处于上风。不过从景帝起已开始尊儒，尤其是汉武帝，十六岁即位伊始就举贤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此为契机发动了向窦太后的夺权斗争，在大臣中必然留下深刻印象。司马谈亲身经历了武帝初年的儒道斗争，他看到儒学的前景，因而让司马迁向董仲舒、孔安国两位今古文儒学大师学习，而自己仍坚持学道论。黄子在道学走下坡，自己处于晚景之时，得到司马谈这样稀世高才的学生，可以想见，两人如鱼得水，一个是尽心的教，一个是尽心的学。司马谈的道学修养育出于蓝而胜于蓝，是西汉第一流的道学家。《论六家要旨》表现了他杰出而深邃的思想。 　　出仕之前，司马谈在故里自学，只能承受塾师家学，已经具有相当的渊博知识，他才能以举贤良而得官。司马谈出仕以后，孜孜以学，不耻下问，不以道学江河日下而冷落，相反更加潜心以求其精义。司马谈为重振史官绝学，他不仅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且还付出了超人的毅力。司马谈的为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