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六家要指 　　《论六家要指》是一篇杰出的历史哲学论文，它反映了汉初黄老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司马谈用"道家"的学说统一思想，认为无为政治是长治久安的法宝。 　　1.《论六家要指》写作的时间和背景。 　　秦汉政治大一统，要求文化思想与它相适应。所以，综合百家学说，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是时代提出的要求。秦始皇相吕不韦集门客撰述《吕氏春秋》就做的是这种统一工作。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倡独尊儒术，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原因亦在此。 　　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指》的动机，以及作于何时，弄清这一背景，是领略其精微大义的关节。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系于元朔五年。理由是："案《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丞相公孙弘请立博士弟子员，故谈发此论欤？"对于司马谈的写作动机，郑鹤声说："所谓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悻者，言好儒而轻道也，故于道儒两者，辨之尤切。"郑氏从学术旨趣立论，揭示司马谈写作动机，深得《要旨》精髓，而系于元朔五年指弹公孙弘，却是立论未周。因为古代并无公开论坛报纸、刊物，开展学术论争；而独尊儒术体系确立以后，也不允许有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对峙，列国纷争，各国引进人才，因而才有百家争鸣局面，各派学说，自立门户，传艺授徒。自秦汉统一，政治一体，再无争鸣背景。文景时博士并存百家，尚有一点百家争鸣的流风余韵。即使这时，较大的思想斗争，总是展开在庙堂之上，带有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例如景帝时辕固生与黄子辩论汤武革命，武帝建元元年王臧、赵绾征鲁申公议立明堂等，表面是思想斗争，实质是政治斗争。又如，文帝时贾谊写《过秦论》、《治安策》，贾山作《至言》；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对《天人三策》等，都是上奏朝廷，针对现实政治发表的强烈政论。如果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针对公孙弘请立五经博士弟子，必上奏朝廷，形成政治斗争。如果真是这样，司马谈还能做太史令吗？显然不能。而且《太史公自序》亦未作这样的记载。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系此文于建元二年③，认为司马谈在"得知窦大后第一次战胜尊儒派之后，立即写了《论六家要指》，核心是完全肯定道家"，"是与窦太后思想合拍的"，否则司马谈"在建元时是不可能让其入仕的"。照此说来，司马谈写《论六家要指》，岂不是赶潮流以为入仕的敲门砖？如果真是这样，他也只能得意于一时，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岂能容他？吉春《年谱》的说法，仍可商榷。《太史公自序》揭示司马谈写《论六家要指》的写作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也就是在大家尊儒的时尚下，司马谈坚持他的尊道立场。我们认为《论六家要指》应作于元狩元年（前122），实质的写作动机在于阐述修史的理论基础，而非上奏朝廷的政论。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述史计划是上起陶唐，下迄获麟。获麟即元狩元年。这一断限说明司马谈着手述史在无狩初。他的《论六家要指》，就是述史的宗旨和宣言，当作于述史之始。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木"的思想体制已经确立。儒生公孙弘以布衣为丞相，封平津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波，竟致于"靡然向风矣"。尊儒崇儒从上到下成了一边倒。汉武帝外伐四夷，内兴功作，文景时代的无为政治为汉武帝的多欲政③ 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 　　治所代替。全国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而且翻江倒海式的沸腾起来。司马谈预感到"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他为了矫弊，也为了及时地提出警告，所以写了《论六家要指》。不过矫弊也罢，警告也罢，都只是学术上的自我磨励，而不是上奏朝廷，卷起政治斗争。 　　按照这一认识，正是崇儒之风的大气候形成，这才促使基于道家立场的司马淡写了《论六家要指》。元狩元年，比郑鹤声认定的元朔五年推后只两年，但形势不同。由于元朔六年公孙弘出任丞相，尊儒之风从量变发生了质变，"靡然向风矣"。更主要的是司马谈着手述史，总结学术，清理思想，这一动机，决定了《论六家要指》，尽管有强烈的现实内容，但不是政论，而是一篇阐明构建司马氏"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论文。 　　2.《论六家要指》的内容。 　　《要指》总括百家学说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司马谈在评论中全面肯定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遵循自然，随俗办事，无所不宜。道家言"无为"，又言"无不为"，吸收各家的长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它五家各有长短。阴阳家言吉凶祥，"未必然也"；但言春夏秋冬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以六艺为教条，繁文褥节，"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言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言俭朴，过分吝啬，尊卑无别，"俭而难遵"；但言强本节用，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严而少恩"；但言尊主卑臣，职责分明，"虽百家弗能改也"。司马谈的这些评论，把独尊的"儒术"与罢黜的"百家"等列，论长道短，又独尊了道家，在正统思想家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所以受到东汉班彪、班固父子的强烈批评。 　　《论六家要指》是司马氏父子两人共同的宣言。首先，《要指》写作之时，司马迁已壮游归来，成为司马谈述史的得力助手，日渐成熟。再看《要指》内容，全文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篇概述各家学说的要点，当是司马迁对父谈手稿的精言摘要；下半篇是用传体对前半篇所提论点加以解说，应是司马迁的发挥和阐释。因此班氏父子直接把《要指》当作司马迁之言加以评论。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思想存在着差异。司马谈崇道，司马迁尊儒，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各别思想倾向罢了，而并非两个思想体系的对立。因为司马谈并不是纯道学者，司马迁也不是纯儒学者，两人志趣，是自成一家。《论六家要指》所论的"道"，"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样的"道"，尚贤、尚法、尚刑名，不非毁礼义，不排斥儒学，既非先秦老庄，亦非汉初黄老。《要指》开宗明义，"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可见，司马谈是以赞"道"为名，论"治"为实，融会贯通百家学说以自成其"一家之言"的。 　　3.《论六家要指》的价值及其对司马迁的影响。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司马谈之前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庄子·天下篇》，是诸于中已开论学术分派分家之例。《荀子》所论，凡六说十二家，《庄子》所论，凡五家，并己为六。在司马谈之后，有刘欲《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分先秦学术为九派，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这九家，不过是司马谈所论六家，加上纵横、杂、农三家而已。这三家不足与前六家相颉抗。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吾于刘、班之言，亦所不取，《庄子》所论，推重儒、墨、老三家，颇能挚当时学派之大纲，然有漏略者。太史公司马谈之论，则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轻重适当，皆分雄于当时学界中，旗鼓相当者也。分类之精，以此为最。"显然，《史记》首创孟荀、老庄申韩及孔子学术史传，阐述学术源流，《论六家要指》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哲学上，《论六家要指》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谈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特别表现在对阴阳家的评论上。阴阳家的众多忌讳只不过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糟粕，是不可取的。但阴阳家所讲的四时之大顺，乃是自然规律，并不是神秘的东西。司马谈又认为神形离则死，反映了他的无神论思想。但司马谈并没有把唯物主义坚持到底。他认为神形是两个东西，神是根本，形是器具，这是二元论的观点。司马迁深受其影响，故他的历史观基本是二元论①。在方法论上，《要指》把五家的短长都一一指出，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司马迁论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般不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以成败论英雄，不言而喻，得益于《要指》的两点论思想。又，在儒道互绌的激烈斗争时代，司马谈兼收并蓄，表现出一个先进思想家的博大胸怀。司马迁继承了这一家学传统，提出"六艺于治一也"的论点，"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完成了包容百科知识的《史记》，毫无疑义是得益于司马谈的方略教导的。至于《要指》将儒道两家对比评论，实质是将汉初政治与武帝时期政治对比评论，认为无为政治比多欲政治好。这对于司马迁最后定稿《史记》是有很大影响的。 　　司马谈的其他著作，《隋书·经籍志》五行家载："太史公《万岁历》一卷。"其书已佚。严可均辑《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有司马谈《祠后土议》、《立太峙坛议》、《论六家要指》三文。至于司马谈作史，详本章第五节。① 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1989 年4 月三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