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发凡起例"太史公书"



　　1.司马谈发凡"太史公书"的写作宗旨。

　　《史记》原题"太史公书"，表示为太史公所作之书，至东汉桓、灵之际才演变成为《史记》之名的①。司马谈官太史令，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继孔子，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颂扬汉家一统的威德。司马谈的写作宗旨，《太史公自序》作了明显的交代。司马谈临终遗言说：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年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上述司马谈的这段遗言，可条列其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孔子效《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这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论六家要指》为司马谈所作述史宣言，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这些也就是《史记》的本始主题。

　　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酝酿构思早已孕育于胸中。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就是为述史作准备。元朔七年，汉武帝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并改元为元狩元年（前122）。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文成致麟，象征天下太平。司马谈激动非凡，决定述史下限止于元狩元年，示意绝笔于获麟。所以元狩元年是司马谈正式述史之始。《太史公自序》载，"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就是司马谈的作史计划。上限起于陶唐，则是效法孔子述《尚书》起于尧。司马谈追步孔子的意识是十分鲜明的。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从元狩元年至元封元年，已历十二年，司马谈作史，应有相当的规模，或已成若干篇章。前已论及，《天官书》、《封禅书》皆留有司马谈作史痕迹。据昔贤今人的考论，司马谈作史达三十六篇，五体皆备，有何依据，如何评价，分层讨论于下。

　　2.昔贤今人对司马谈作史的考论。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有《书史记十表后》、《又书太史公自序后》两文，是最早考论司马谈作史的文字，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亦有论及。专论有顾颉刚先生的《司马谈作史》和李长之先生的《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两文。八十年代初有两位青年同志赖长扬和赵生群也写了专论①。概括上述各家考论，可以条列为六条鉴别标准，析论如次。（1）从交游上立论，"太史公曰"中所称交游凡年齿与司马迁不相及者，为司马谈作。顾颉刚据此断定《赵世家》、《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张释之冯唐》、《游侠》等篇为司马谈作。王国维则认为《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三传是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2）从时代上立论，叙事至文景时止者为司马谈作。李长之、赖长扬、赵生群等断定《文帝纪》、《律书》、封禅书》、《老庄申韩传》为谈作。方苞亦曰："秦灭汉兴，文景以前，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① 《史记》卷十《文帝纪·赞》。

　　① 《史记》书题名及演变，详本书第十章第二节。

　　（3）从思想旨趣上立论，《论六家要指》为一"试金石"，凡具有道家色彩的篇章为司马谈所作。李长之、赖长扬、赵生群等以此断定《文帝纪》、《景帝纪》、《律书》、《历书》、《天官书》、《老庄申韩传》、《日者传》等篇为司马谈作。

　　（4）从文字用语上立论，方苞以言"著"者归司马谈，言"作"者归司马迁，断定十二本纪为司马谈作。李长之从讳与不讳立论，凡当讳而不讳者如《晋世家》、《李斯列传》不避"谈"字讳，为司马谈作；而《赵世家》、《平原君列传》避"谈"字讳为司马迁作。

　　（5）从称谓上立论，方苞以"太史公读"为司马谈，"余读"为司马迁，断定《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惠景间侯》等四篇年表为司马谈作。赵生群以"余读"断定为司马谈作，因司马迁既言"余读"，自然在"司马迁作《史记》以前，就应当存在"。计有殷、周、秦、始皇等四篇本纪，陈杞、宋微子、齐太公、鲁周公、管蔡、卫康叔等六篇世家为司马谈作。

　　（6）从两个断限上立论，顾领刚认为《太史公自序》为司马谈原作，司马迁所续。

　　孤立地来看这些鉴别标准都有一定理由，但综合起来研究，这些立论互相矛盾，无所适从。若将这些标准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与《史记》全书关联，可以说无一条立论能成立，试析之如下。

　　立论互相矛盾。顾颌刚按交游年齿立论，认为《赵世家》是司马谈的杰作；而李长之按讳与不讳立论，断定《赵世家》为司马迁所作，互相抵悟。又，顾先生按年齿交游所论六篇，《赵世家》、《游侠》两篇赞语太史公自称"吾"，《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张释之冯唐》四篇赞语皆用"余"均指司马谈；而方苞、赵生群从称谓立论以"余读"之"余"指司马迁，则与顾氏所论又互相矛盾。

　　以实考核，各种立论皆有所片面。以年齿论，司马迁与公孙季功、董生、平原君子、冯遂未必不相及，亦未必不可为忘年之交。以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即公元前145 年推计，平原君朱建子在文帝三年（前177）为中大夫，若时年二十，下及司马迁之生约五十年。当司马迁二十时，平原君子七十左右，青年向七十老人问故，可以相及，至于冯遂，建元元年尚为郎。西汉郎官"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皆少年郎充任，冯遂此时不至于是六、七十老翁，设若四十左右，司马迁不仅相及，且可为忘年交。公孙季功、董生与荆柯刺秦王时的侍医夏无且交游。荆柯刺秦王在公元前227 年，下距司马迁之生公元前145 年为82 年，年齿似不相及。若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为逮及的忘年之交，二人与司马迁亦为忘年之交，年齿仍可相及。李长之先生用讳与不讳来区分谈、迁著述，是相当有道理的，但也不能绝对化。胡适之著《西汉人临文不讳考》，陈垣著《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指出在汉代讳与不讳有很大的伸缩弹性，这当是符合事实的。《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谈之父名司马喜，就与司马氏祖上相中山者名司马喜同名不讳，就是一例。

　　从称谓上立论片面性更大，可以说是没有几分可靠的。方苞以"太史公读"为司马谈，"余读"为司马迁，却不能自圆其说。如《六国年表序》，前有"太史公读《秦记》"，后有"余于是因《秦记》"云云，一篇之中有两称，可以说是否定方苞立说的铁证。至于"著"与"作"之分更属妄测。

　　《自序》云"著十二本纪"，试问"今上本纪"是"著"还是"作"呢？在《史记》中，司马谈、司马迁自称，都是"余"、"吾"、"予"并用。如司马谈临终遗嘱，就五称"余"两称"吾"。《五帝本纪赞》司马迁"余"与"予"并用。因此，用"余"、"吾"、"予"的用语不能区别司马谈和司马迁。

　　从思想旨趣上立论，其前提是司马谈尊道，司马迁尊儒，父子异途，思想对立。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史记》效《春秋》，这一宗旨为司马谈所定，谁说司马谈不尊儒？《悲士不遇赋》充满道家色彩，谁说司马迁不尊道？谈、迁父子思想有差异，但基本一致，既非尊儒，亦非尊道，而是兼采儒、墨、名、法、道、阴阳百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赞文帝未必不是司马迁所作。

　　从时间上立论，把秦汉史归于司马迁，把先秦史归于司马谈，恰与司马谈自述的思想相背。司马谈临终遗言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司马谈详今略古的思想。司马迁二十壮游，既上会稽探禹穴，更在梁、楚一带调查秦汉间事，这是受司马谈指导的。从时间上来分判谈、迁父子异向，肯定也是徒劳的。

　　最后，顾颉刚从两个断限来判定《太史公自序》为司马谈原作也不能成立。《自序》概括全书一百三十篇大旨，是最后写成的。正因为司马迁修改了父谈计划，才在《自序》中作一交代。这两个断限的交代恰恰说明是司马迁作《自序》，而不是司马谈。

　　总上所述，昔贤今人考论司马谈作史篇目三十七篇，计本纪十二篇，表四篇，书四篇，世家八篇，列传九篇，五体皆备。但是立论基石不固，逻辑不周，基本不能成立，我们有理由把它推倒。假如我们把考论的三十七篇从《史记》中割裂出来，在其余篇章中去探索司马迁的系统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

　　3.对司马谈作史应如何评价。

　　司马谈作史，唐人己有明确论述。司马贞曰："《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①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隋书·经籍志》都明确指出司马谈发凡起例，未就而卒，司马迁承其遗志，勒成一史。唐人的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司马谈的作史功绩。研究《史记》成书过程，研究司马迁成长道路，忽略司马谈是不全面的。但是，自唐以后，司马谈作史功绩被淹没，且唐人论述也过于简略。因此，近今人顾颉刚等人的考论，尽管具体成果（指司马谈作史篇目）应予推倒，而所得结论（指司马谈发凡起例，五体皆备）却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顾氏所阐发的两个断限，论述《赵世家》的丰富史料可能是司马谈通过冯唐父子口述采集的，很富有启发意义。赖长扬解释《文帝纪》中赞语"谦让未成于今"，深切惋惜，溢于言表，与司马谈歆慕封禅思想若合符节，并将《论六家要指》与《文帝纪》对照，认为司马谈推崇的黄老思想与文帝政治实践虚实相映。这样的论述方法很有见地。《文帝纪》中留有司马谈作史痕迹，无可辩驳。李长之提出讳与不讳的论证也很有参考价值。总之，顾颉刚等人的考论，提供了司马谈作史痕迹的史影，① 李长之文见《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第六章第二节。赖长扬作《司马谈作史补证》载《中学研究》1981 年第2 期。赵生群作《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1982 年第2 期。比唐人论述具体，这就够了。司马谈发凡起例"太史公书"，这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业绩，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司马谈重振了司马氏史官世家绝学，是一个自觉的历史家。正如顾颉刚所说："而《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这个结论应予肯定。

　　但是《史记》最后完成于司马迁之手，司马谈的著述，对于司马迁来说就如同采择《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一样，剪裁熔铸在自己最后的定稿中，成为"一家之言"。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不容分割的一个整体，皆可视为司马迁一人之作，方能完整地系统地探索《史记》一家之言的思想。所以我们在前面论述司马谈重振天官学，制定封禅仪时，也要论述司马迁的作用和思想。我们应该承认司马谈有整篇的述史，其成果或许不止三十七篇。问题是司马谈的草创之作为司马迁所重新剪裁熔铸，因此《史记》著述代表者只能有一人焉曰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