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民族观 　　司马迁的民族观，是他的进步历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上闪耀夺目的光辉。 　　1.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周初分封时就有许多内附的"夷狄"之国。例如吴大伯之勾吴，楚子荆蛮，都不是华夏民族。周襄王后是翟人之女，三家分晋的赵襄子之母也是翟人之女。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取由余于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③。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但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以区分种族贵贱。因此，我国周边民族被贬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视为荒服之地。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孟子在辩论中，直斥楚人许行说话象鸟叫，称之为"南蛮鸟舌之人"。①《诗经》上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①膺同惩，都是打击的意思。这两句侍，经孟子的断章取义，变为后世历代统治者压迫周边各族的理论根据。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纲常伦理学说，也推广到民族关系上来。董仲舒说：《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②。 　　中国，即华夏诸侯。按照董仲舒的上述说法，诸侯不能与天子平等，大夷小夷不能与华夏诸侯平等，甚至小夷与大夷也不能平等。各民族的大小被董仲舒说成是天然的等级序列，在民族关系的用语中都要表现出等级次序来。随着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地位，"大小不逾等"的大汉族主义逐渐形成了。因此，民族史在中国正史中也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地位。 　　但是，司马迁却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木"的汉武帝时代，独步史坛，在他的《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司马迁写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五个少数民族史传。各篇史传独立成篇，详今略古，着重叙述汉武帝时期各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尽管当时汉武帝征伐四夷，尤其是汉匈关系，长期处于战争胶着状态；在上古以至周秦，民族关系史固然有"和平友好"，但更多的是"兵戎相见"，西周就灭于大戎，可是司马迁却看到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发展是走向与中原华夏民族的融台与一统，不仅记载了民族史，还把民族史传与名臣将相的列传交错等列。这样，司马迁打破了董仲舒的所谓"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等等的"名伦秩序"，表现了他的民族一统和等列天子臣民的思想，这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其后，班固写《汉书》，他认为"西南外夷，种别域殊"③，而把民族史传排在列传之末、班固以后的史家，大都效法《汉书》，把民族史传侧于列传之未。③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① 《盂子》卷五《滕文公上》。 　　② 《鲁颂·闷官》。 　　③ 《春秋繁露·精华》。 　　可以说这是民族史观的一个倒退。 　　此外，司马迁对《大宛列传》的处理十分引人注目。《大宛列传》记叙外国史事远至中亚，故特别分出，编于类传之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明确交代。他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从汉的立场是"通使大夏"；从西域各国立场是"欲观中国"，很明显，作《大宛列传》以国际交往为主题。对比见义，《太史公自序》对民族史传的点题却说："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作《南越列传》；瓯人"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夜郎、邛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这就是说，两越、西南夷等周边民族，都愿在天子治下，并入中国版图。两相对照，司马迁对中外的界限是区分显然的。班固《汉书》内外不分，将国内周边民族史传合成一传，也视为外纪，这也是班固史识逊于司马迁的一个表现。 　　我们比较了马、班史识，指出了班固民族史观的倒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汉书》毕竟为周边民族立了史传，并在断代史中详究了民族史的发展过程。继班固之后的纪传史家，大都继承了这一作法。例如《后汉书》这部断代史也详细地记述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西羌传》对羌族历史的记叙十分精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史料。这说明，司马迁为民族立史传的思想在断代的正史中被肯定下来，《汉书》起了榜样的作用，班固之功不可混没。当然，创始之功是属于司马迁的，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一个重要成果。 　　2.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基本内容。 　　主要有三个方面：民族等列思想；中国境内各民族皆黄帝子孙；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 　　民族等列思想。所谓民族等列思想，并非今日的民族平等观念，而是指司马迁打破儒家传统的"种别域殊"的内外之别，把民族区域纳入统一的封建帝国版图之内来叙述，视各民族皆为天于臣民，从而承认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必须把各民族作为客观存在的民族实体而记叙他们的历史。 　　各个民族实体有着各自独特的标帜而互相区别开来。现代民族实体斯大林概括为四大要素，即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习俗。司马迁写民族史传，虽然没有这样科学的概括，但他通过实录历史，从直观中觉察了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区别，分别立了五个民族史传，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民族实体思想的反映。 　　司马迁写《匈奴列传》，主要内容是记述匈奴与汉朝的争逐、进退情况，对匈奴民族的历史发展的叙述极其概括简炼。司马迁在开头一节只用了二百二十字就把匈奴民族生活的地域，经济、文化及风俗习惯介绍了出来。尽管匈奴内部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但他们都长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匈奴人民食畜肉，饮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其畜产多马、牛、羊、骆驼、等。游牧生活，驰逐原野，养成了人民善于攻战的天性。其俗"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司马迁正是抓住了这些共同特征，所以把居地万里的匈奴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来叙述的。对于匈奴习俗的评述，司马迁通过一个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与汉使的对答表示态度。汉使讥笑匈奴轻视老人。中行说认为，匈奴人常骑马征战，老弱不能战斗，因而把肥美的东西供给健壮的人，这是加强自身力量，长保父子的表现，并不是轻老。汉使说匈奴无衣冠宫室、礼仪制度。中行说认为，匈奴人畜牧，逐水草而居，时常迁移，不需宫室；束装轻便，为的是便于行走；匈奴人没有繁琐礼节，是为了抢时间干正事；父亲兄长死了，儿子兄弟娶其后母寡嫂，为的是种姓繁衍。中行说还反问汉使，衣冠之邦的中原汉人为了争名逐利，互相残杀，甚至灭族改姓，礼义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呢？中行说是一个无耻叛徒，他用诡辩术以作惊世骇俗之论，抹煞进步与落后之分，为匈奴主效力，未可为正论。但中行说也说出了这样的真理，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自有其形成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它在具体历史环境中是合理的，一个民族，即使是先进民族，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司马迁很有兴味地记载中行说和汉使的对话，正是他民族实体思想的一种反映。 　　司马迁写《西南夷列传》，与写匈奴大不相同。西南夷也有着广阔的地域，但比起匈奴来却小得多。由于西南夷地理形势较复杂，交通闭塞，所以西南夷内部各部族有着独自的特点。西南夷不是一个整体民族，它是一个地域概念。西南夷是以汉王朝西部的巴郡、蜀郡为中心，以南为南夷，以西以北为西夷。南夷分为东部人居住区和西部的越郡、昆明族居住区。西夷主要是氏人。西南夷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经济生活发展很不平衡，君长以什数。各部族君长与汉王朝的联系，以及内附具有不同的轻重层次，西南夷内属后设郡置吏，司马迁很欣赏汉武帝的"且以其故俗治，勿赋税"。在西南夷地区设郡置吏是司马迁奉使执行的。也许"且以其故俗治，勿赋税"的政策就是司马迁提出的。这表明司马迁对各个民族，不论其大小，充分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的等列思想。 　　中国境内各民族皆黄帝子孙。这是司马迁从传说和历史中提炼出的民族一统理论。《史记》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阐述。如说"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①。 　　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这也是司马迁的独到思想。所谓"革命"，是指革故鼎新，变革天命。具体说，就是参与中原事务，在改朝换代中支持得天命者即位。秦汉之际，南方越族参加了中原人民的反暴政斗争。东越人无诸与摇率越人归鄱阳令吴芮反秦，其后又助汉攻项籍，刘邦封无诸为闽越王，封摇为东越王。东越反秦佐汉，参与中原的政治斗争，司马迁特别加以记载。表现了他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的思想，这是值得肯定的。 　　3.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如前所述，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区别国内外民族，等列国内各民族均为天子臣民，分别立传，这一系列体例，不仅反映了他的博学和才华，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的杰出的思想和史识。司马迁意识到各个民族都是各有历史渊源的实体，并从心理要素，即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论证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是归向一统。这些就是司马迁独具的先进的民族一统思想。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形成，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思考与历史总结外，更主要地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客观原因，一是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走向民族一统，司马迁在史传中作了生动记载，这里不必复述。二是汉武帝向周边民族地区推广郡县制度，造成了促进民族一统的政治形势。主观原因，司马迁生逢其时，躬奉其事，他奉使西征，设郡置① 《汉书》卷一百《叙传》。 　　吏于西南夷地区，获得了一次对民族地区的亲身经历和考察。这些条件与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相结合，于是将实地的考察经验，上升条理为系统的古代民族一统思想，并在历史序事中反映出来，更加亲切。这就是司马迁民族观独步当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