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玄学出现于魏明帝时期



　　学术界普遍认为，魏晋玄学是从正始年间出现的，即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上台以后，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提倡"以无为本"的学说，称为正始玄学。因为这意见是东晋人工敦，范宁和南朝人刘勰的言论中先后道及的，《世说新语·赏誉》、《晋书·范宁传》、《文心雕龙·论说》各有记载，影响都很大。

　　但是，有些学者也发表了不赞同的意见。 50 多年前，刘大杰先生就指出："魏晋清谈的发展，偏于名家的，成为名理一派；偏于玄学的，成为玄论一派了。"名理派如傅嘏、刘劭等人，以形名学力主，谈论较切近实际，处事保持法家精神又不反对儒家；玄论派如苟粲、何晏等人，以道家思想为主，谈论玄虚，处事放诞。名理派的人少势小，玄论派的人多势众。玄学在魏明帝太和年间两派争论时，就显然存在了。①40 年前，唐长孺先生指出："玄学是从怎样确立选举标准这一点出发的，以后才发展为有无、本末之辨。"②也就是说，玄学出现一开始是跟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时间上似乎应该早于正始。按照罗宗强先生的意见，所谓"正始玄学"的断限，上起魏明帝青龙元年（233 年）曹植死后，下止魏元帝咸熙元年（264 年）嵇康、阮籍死后，前后31 年，包括"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在内，都应视作一代士风的代表，都是正始玄学的创造者；谈玄不始于正始，而在正始之前的魏明帝执政时期，太和初即有记载。③我们认为，刘大杰、唐长孺、罗宗强三位先生关于玄学出现的时间，背景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玄学出现之际，正是傅玄人京城大学前后，他有切身体会。入晋之初，具体讲，是在泰始二年（266 年）傅玄掌谏职时，曾向晋武帝上奏过一道名疏，论及玄学是怎样出现的。其文曰：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木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① 参阅《魏晋思想论》一书第七章《魏晋时代的清谈》，中华书局1939 年 版。

　　② 《清谈与清议》，《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 年版。

　　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

　　这道疏文以历史上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为借鉴，建议有晋立国应崇儒教选贤人，引起晋武帝的高度重视。疏文中所谓"虚无放诞之论"，指的就是曹魏时期出现的玄学思潮。傅玄认为，玄学出现，跟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前后执行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在魏明帝曹割继位以后，玄学已是"盈于朝野"的客观存在，它妨碍着"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使崇儒任贤长期不能得以贯彻，直至晋初仍是旧病复发，影响政权建设。下面，我们就傅玄关于玄学出现背景的论断，作一些解释说明。

　　（一）"魏武好法术"与"魏文慕通达"

　　东汉政权是以儒家名教治国的，选举用人重的是德行。士人尚名，为官重节义，在家重孝道。重德就有不重才的偏向，尚名就会不尚实而出现名不副实的弊端。由于汉末政治腐败，选举之权又掌握在大姓名士之手，社会上大量出现了假孝廉、假秀才、假名士，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一些有识之士就呼吁要"综核名实"，提出用儒家的"正名"利法家的"循名责实"，以纠正时弊。这是一种儒、法兼综的政治主张，儒家的一套还是要顾的，但"综核名实"针对的是名不副实的倾向，强调的是才与实，侧重于法家主张。

　　东汉选举制度行征辟察举，建立在乡举里选的基础上，对人物的品评是通过长期观察，并综合"乡闾清议"而作出的。然而，汉末大乱，造成"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速难委悉"，"详核无所"（《通典》卷一四）的局面，察举之制就无法按照既往的办法施行，必须有相应的变化。从思想理论方面看，两汉独尊儒术，到汉末行不通了，只好从先秦诸子里寻求治世学说。于是，与儒家争胜的法、名、道二家，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东汉的名教之治，鼓励士人求名，士人因而追求声名，结果名不副实就发生了。如何纠正呢？除了儒家"正名"之说外，法家、名家、道家的学说正好用得上，而且三家之间又有相通之处，在名实问题上重实不重名，在选举时重才不重德。法家主张"循名责实"，名家是"别同异，明是非"（《晋书·鲁胜传》载《墨辨序》语），又称刑名或形名学，"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尹文子》上篇语），与法家主张是一致的，故有"刑（形）名法术之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联称；由刑名法术进而向往道家，这又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正如司马迁指出的那样，二者皆"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一脉相承。刑名法术不重名，黄老之学认为，道与名"两者同出，异名同谓"（《老子》），主张无名；不重名终究要归于无名，立论与名教"尚名"恰恰相反。同时，还应该看到，这些理论主张的相异相通之处，又是跟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

　　曹操在汉未黄中起义后，作为一亢诸侯，崛起于群雄割据的政治舞台。

　　他企图恢复一个集权政府，却面临着天下调残、士民流离的混乱局面，因而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法家的路线，用人上主张"唯才是举"，甚至"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求贤令》）者也不计较，这显然是重才不重德，亦即怯家主张的重实不重名。他所以能够打败袁绍，统一北方，跟他"好法术"是分不开的。这跟袁绍"尚名"形成鲜明对比。《傅子》里记载了谋士郭嘉向曹操进言，分析"绍有十败，公有十胜"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夫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筒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礼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侍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三国志·郭嘉传》注引）这十个方面正是曹操"好法术"致胜的具体体现。在用人方面，所谓"无疑"显然是诀辞，因为曾操先后杀了边让、孔融、祢衡、杨修等名士，崔琰、苟或也最终死得不明白。但是，"唯才所宜"却是事实，不仅曹操本人明确下令求贤是这么讲的，而且他的班底里也确有行为不端之辈，郭嘉其人就"不治行检"（本传），名声很不好，反而因才能受到曹操格外信任，就是突出的例子。在争夺天下的乱世之际，像曹操这样，打破传统，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当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好法术"又将影响世风，"天下贵刑名"，不要儒家"纲维"，不重汉代尊崇的"义节"，人们的"义心"不存了，社会上"清议"因丧乱也无从进行了，因而所谓"唯才"之"才"，也逐渐会演变成有名无实之谈；刑名法术最终必将导入无名无实的"虚无"之论。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魏王，很快禅代汉室，登上皇帝宝座。他当太子时，于邺城主持收杀魏讽及其党羽；登基后，于洛阳斩戮曹伟。在《典论》里，他对"长爱恶，兴朋党"之风，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态度。这说明，他是赞成并贯彻其父的法家路线的。但是，曹丕上台以后，更向往黄老之术治国，他心目中的偶像是汉文帝。《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讲，曹丕"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并著《太宗论》，颁示天下，"其欲秉持中道，以为帝王仪表者如此"。汉文帝是尊黄老之术，无力而治的。曹丕执政，追求的是"旷大之度"（木纪评语），藐视名教，裁抑气节，"慕通达"而尚奇，致使"天下贱守节"，士人行为放诞不拘，① 这段分析文字，在《三国志·荀或彧》里也有相似的表述，则又成荀或所论。不论是郭嘉所言，还是荀彧所论，总之是当时人的看法无疑。

　　礼法遭到破坏。另外，曹丕之弟曹植，作为文坛领袖人物，崇尚玄虚，对当时士风的影响也不小。刘大杰先生《魏晋思想论》一书中，举了曹植《释愁文》，《髑髅说》诸文之例，说明其中老庄思想非常明显。

　　总之，汉末选举中已经出现了名实下副的严重现象，社会上也普遍要求"综核名实"，法家"循名责实"的主张成为纠正时弊的口号。曹操"好法术"，曹丕"尚通达"，都是在儒家以外寻求理论武器，作为平天下、治国的政策依据。随之而来的是，士人的信念在变，社会的风气在变。傅玄上疏中概括的两句话，常为论者称引，说明它反映出玄学出现的社会背景，而且是与社会政治不可分割的。

　　（二）"无复清议"

　　在傅玄的头脑里，正常的社会秩序应该是"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形成"上下相奉"的格局。汉末外戚、宦官乱政，"道化"就已经不"隆于上"了；曹操、曹丕父子执行的路线、政策，又使"道化"干脆行不通了。

　　"道化"是"清议"的前提，"清议"是"道化"的补充。"清议"不能"行于下"，正是"道化"已经不"隆于上"的必然结果。二古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所谓"清议"，原指东汉时期名士、士人参与的品评人物、批评政治的舆论。它有乡闾清议和朝廷清议两种形式，前者跟选举有关，后者跟朝政有关，彼此有联系，但性质不一样。关于选举，唐长孺先生《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收入中华书局1983 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二文有详细论述。他解释说，"东汉的选举是以道德行为作为评量标准的，而这种道德行为乃是儒家理论的实践，即所谓'经明行修'。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秩序为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起点放在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宗族乡党的批评建立在对人物经常的观察这一基础上，"成为选举上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凭藉，失去了这个环节，选举就无法进行"。这个制度到了汉末有了弊端，就是前面提到了的名不副实的现象。这固然是名教治国而有"尚名"的大背景造成的，但也与乡闾风气恶化的小环境有关，即乡举里选中地方大姓名士操纵、家世姓族渐成重要依据、朋党交结之风日益严重等因素起了作用。总之，"清议"已有名存实亡的趋势。后来，曹操"唯才是举"，"清议"也就不是很重要了，而且因为士民流徒，军中权立九品，就连"清议"的形式也不再需要了。接着，曹丕即位前夕，命陈群制定了九品中正之法，选举之权归于政府，中正由政府任命，舆论由政府控制，品第成了官家"镇异同，一言议"（《晋书·刘毅传》语）的手段，"清议"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就被取消了。

　　关于朝政引发"清议"，《后汉书·党锢传序》的一段话，是人们经常引用的：逮桓、灵之世，主荒政谬，国命委干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面对宦官势力把持朝政，胡作非为，祸乱国家的倒行逆施，一部分正直士人与京城大学生联合起来，形成一般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互相褒重"，"危言深论"，使得"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后汉书·党锢传序》）。

　　宦官势力借助皇权，打击并镇压"党人"，接连发生了"党锢之祸"。"清议"一时消歇，"党人"惨遭迫害，但"党人"的声望反而提高了，人们称誉他们的节义，他们也竭力自我标榜，以天下为己任，慷慨激昂，竟成一时名士。党人名士的正义形象，清议对弊政的冲击力量，很长一段时间为士人津津乐道，心驰神往。因此，只要有机会，"清议"仍会卷土重来。黄巾起义中，灵帝刚解除党禁，傅玄之祖傅燮就在与义军作战的前线上疏，毫不客气地指斥朝中宦官祸国，日后亦不为功名利禄所诱，就是党人清议精神的再现。不让名士清议在政治上取得权势，到了曹操执政以后，才得到较好的解决，"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曹操的统治政策，很重要的一点，是抑制大族对曹氏政权的干涉。在具体操作中，制裁浮华朋党，强迫清议与政府协调一致，使大族名士不能形成一股反对势力。始终是曹氏父于关注的问题。名法之治，黄老之术，都个可能力"清议"提供良好的环境；"唯才是举"，九品用人，压制了大族名土的势力；禁浮华，破朋党，打击了"清议"残存力量所作的努力。总之，名士清议对曹氏政权不利，它在政治上的作用不再允许继续发挥了。

　　其实，"清议"在形式上是一种舆论监督，在内容上是现实政治的反映。

　　当然，取消清议，不是因为它的形式，而是育鉴于它的内容，仍然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清议与清谈，一开始并无严格区别，二者是可以通用的，魏晋以后也还有通用的例证。①但是，清谈中如果脱离具体的人物批评，而转向高谈玄远的抽象名理，清谈就与汉代清议有别了，而与魏晋玄学靠拢了。清议不行，清谈而兴，辨名析理，这在汉末魏初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由于名理学是针对东汉名教之治而兴起的，它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由刑名而归本于道家，玄学就出现了。玄学一开始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与现实政治毫无关涉的形而上学，它的哲学主题有无之辨是从现实主题名教自然之争中派生而成的。傅玄认为，"无复清议"后，"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即玄学出现于曹操、曹丕父子执政之后的魏明帝在位期间，这是有道理的。

　　（三）魏明帝"尊儒贵学"的原因

　　魏明帝是尊儒贵学的，好像是背叛了其祖其父的既定方针似的；魏明帝也深疾浮华朋党，又好像是继承了其祖其父的一贯政策似的。其实都不是！玄学波及学风，妨碍选举，影响吏治，已经对政权建设构成了威胁，这是魏明帝继位后面对的现实。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身边的老臣也竭力劝说他有所作为，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扭转局面。太和二年（228年）下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宫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三国志·明帝纪》）

　　太和四年（230 年）又下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黜；后生进趣，不由典漠。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① 参阅唐长孺《清谈与清议》.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 年 版。之。·（《三国志·明帝纪》）

　　太和六年（232 年），行司徒事董昭上疏，痛斥"毁教乱治，败俗伤化"的时弊，建议严厉打击"合党连群"的"当今年少"。于是、魏明帝厂比黜俘华，罢了"四聪"·"八达"一伙的官。笋见《三国志·董昭传》。数年之后，景初元年（237 年），魏明帝指示吏部尚书一统："选举莫取有名。"而卢毓认为"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言外之意是，"有名"之士中有"当疾"者与"非所当疾"者两种情形，要加以区别对待。怎么区别？卢毓建议考绩，"试以功"而"验其后"，以清除那些徒有其名而尤其实、不"畏教慕善"的人物。明帝接受了卢毓的意见，诏命散骑常侍刘劭制定考课法。事见《通鉴》卷七三。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第一，儒学一直复兴不起来。据《三国志·刘馥传》、《王肃传》的正文或裴注所引可知，从黄初恢复太学直到正始年间，其中包括明帝在位的13 年（226-238 年）中，"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寡有成者"，"略无几人"，情形很糟，说明明帝的诏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肯定遇到了阻力。第二，浮华朋党一直禁止不住。可以确定，太和四年（23O 年）明帝下诏之前，已经有浮华朋党。两年后，即太和六年（232 年）罢了"四聪""八达"一伙的官；明帝死后，这批人又立即被招揽入阁，掌握大权。这说明，浮华势力由来己久，下诏可以不听，罢官能够复出，连明帝也无可奈何。第三，"经学为先"的人才一直选拔不上来。魏明帝叹息道："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当时杜恕分析是"选举不以实"造成的。这是太和六年（232 年）黜浮华前后杜恕上疏中反映的情况，《通鉴》卷七二有载。明帝求贤心切，又深疾浮华"有名"之士，"经学为先"的良才干脆找不到，他只得事必躬来，忙于日常政务，或者只好托付身边少数亲信（如刘放、孙资等）。第四，考绩法制定后贯彻不下去。景初元年（237 年）明帝诏命刘劭作都官考课法72 条，内容已不详，不过意在选贤止奸，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考课是否可行，能否行得通，群臣议论纷纷，引起了众多的批评。杜恕、傅嘏等人上疏所言，认为"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不可行，"公义不立而私议成俗"行不通；纲不举而张国、本不立而举末，当务之急不在考课。所以议而不决，考课并没有付诸实施。

　　我们知道，魏明帝井非傀儡，他是位"政自己出"的有为之君，在位十几年中，大权始终没有旁落。他要坚持干什么，大臣苦谏力争也无济于事。例如他于青龙年间大兴宫室，陈群、高柔、杨阜、高堂隆、辛毗、孙礼等权臣都曾上疏谏止，以军旅在外、天下少谷为虑，劝明帝罢役，以安百姓，为社稷而计。然而，明帝根本不予理睬，还驱使大臣百官参加土木搬运，工役不停，兴造更盛。许昌宫能造好，洛阳宫也能造好，为什么儒学不能兴，选贤不能行？为什么下诏不起作用，罢官没有影响，考绩无法实施？是准在明目张胆反对他吗？没有。是大臣中分成两派，反对派占了优势吗？也不是。答案只能是：阻碍他的，是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玄学。魏明帝想用经学旧武器抗衡玄学思潮，扭转整个社会风气，结果失败了。这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勇士途穷，风车照转不停。儒不尊，学不贵，选贤乏贤，考课考不下去，浮华禁而不止。魏明帝没有实现自己的意图，不是不想实现，而是无法实现。"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的社会秩序已遭破坏，魏明帝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如愿以偿，这是其父祖给他遗留下来的难题。

　　玄学出现于魏明帝执政时期，不仅可以从社会思潮方面作出解释，而且也能从实际事例上予以证明。太和初，荀粲"尚玄远"，是位玄学家无疑。他死时年仅29 岁（《三国志·荀或传》裴注），据其交往推测，生年当与已知的夏侯玄、傅嘏相近，约在建安十四年（209 年）左右，死于景初元年（237年）左右。也就是说，荀粲没有活到正始年间，他于太和初谈玄时，正是20岁左右的少年。太和四年（230 年）之前，"四聪""八达"已浮华交游，他们中可知的有夏侯玄、何晏、诸葛诞、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7 人，其中只有"宗主"夏侯玄的生年（209 年）是确定的，其他6 人的年龄不详，但似乎应与夏侯玄相仿佛，所以董昭上疏中称他们是"当今年少"。除这7人之外，司马师（生于208 年）"亦预焉"（《三国志·曹爽传》裴注），荀粲、裴徽、李丰、王广很可能也是其中成员；傅嘏也被邀请，但他不愿加入其中，因而荀粲很奇怪。"四聪""八达"共12 人，大和初年正是一伙弱冠青年（另有"三豫"为刘熙、孙密、卫烈，估计年龄尚小一点），清一色的贵族子弟，是以"善谈《易》、《老》"，"能释玄虚"而"名盛于时"的。除了司马师一人外，其他人都是玄学家。其中何晏鼎鼎有名，人们都说他是"正始玄学"的创始人和领袖人物，其实他在太和初谈《易》、《老》，进入浮华圈子，已经是玄学之秀了。魏明帝黜浮华，不是打击清议势力，而是打击清谈集团。这是因为这批人不重儒学，而崇尚"玄远"，对政权建设不利；他们当时还不是阴谋分子，但纠合在一起，影响着世风，所以要将他们斥退免官。

　　据《三国志·王肃传》裴注引《魏略》所记，太和、青龙中，洛阳大学诸生已有千数，多数弟子是为了"避役"而来的，而诸博士"粗疏"，所以"竟无能习学"，"未求浮虚者各竟逐也"。这正是傅玄入太学时的求学环境。他是学而有成"略无几人"中之一，其后以"时誉"被入选中书著作。

　　傅玄当然很清楚明帝时期的学风是怎么回事，经学无人问津，玄学已成士子"竞逐"目标，他有切身的感受、深刻的印象。入晋之初，他说"虚无放诞之论"即玄学是在魏明帝时期就"盈于朝野"，说明已经形成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有根据的，而且是最有说服力的。

　　综上可知，傅玄所谓"虚无放诞之论"在魏明帝统治时期出现，是曹操、曹丕父子政策演变影响的必然产物，也是明帝新政策提出、贯彻、受阻的前因后果。傅玄就生活在玄学由兴而盛的时代，他对玄学怎么出现的意见，当然很值得重视。唐长孺先生关于玄学因选举而产生的观点，罗宗强先生关于玄学是"企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而出现的，它与现实实有至为密切之关系"①的论断，完全符合当时实际。玄学不始于正始，只是盛于正始。傅玄的疏文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