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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清思想的演变与形成
（一）1837 年：反清思想的迸发洪秀全出身于自耕农家庭，其父兄终年辛勤劳动，尚可维持一家的生计。这种经济地位，虽使洪家避免了沉重的地租剥削，但苛重的赋税和勒折浮收，仍然剥夺了颇多劳动所得。洪秀全的青少年时代基本在农村度过。除读书外，经常帮助家庭干农活，习惯了农业劳动，过着清贫的农家生活。因此，他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深刻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愿望。而且，农民的思想意识深深扎根于洪秀全的思想结构里，成为重要的意识层次。这是他走向反清革命道路的内在阶级因素。
同时，洪秀全又接受了十年的封建儒学教育。他从7 岁入塾起，就接触和学习儒家经典。18 岁时，受聘为本村的塾师。同时，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对儒学的认知也进一步深化。因此，封建儒学对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内涵产生复杂的影响和制约。
"学而优则仕"，这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信条，洪秀全也不例外。十年寒窗苦读，就是想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以期光宗耀祖，摆脱贫寒，改变自己农民的地位与处境。并且，他受儒学民本思想影响，试图入仕当一名清官，为政清廉，兴利除弊，改变农民的痛苦处境。
看来，此时的洪秀全认同清朝的统治，对现实社会并未作深刻的探索和批判。官绅、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的严重阶级分野只给他留下一定的感性认识。因此，他怀有救国救民的志愿，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则是科举入仕，在清朝政府中做官任事，治国济民。因而，科举前期的洪秀全并不具有反清革命意识，而是接受现存体制和社会现实，试图通过体制内的改革，革除苛政，求得清明政治，以济世救民。这与林则徐、左宗棠等具有民本思想的儒生的政治心理基本一致，也是儒家学说长期教化的必然结果。当然，自耕农的社会经济地位亦有重要影响。这一阶层渴望清廉政治和社会安定，企求和平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以实现温饱的生活目标。自耕农不愿社会出现剧烈危机和动荡，支持封建王朝的轻徭薄赋和发展生产的政策，拥护好皇帝和清官，接受体制内的改革。而且，自耕农也期望改变社会政治地位，除了辛勤劳动发财致富外，也竭力使子弟读书成才，试图通过科举道路，改变子弟和家庭现状。耕读结合的士农社会结构，使自耕农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定势，热心培养子弟读书做官。洪秀全也强烈地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期许，勤奋学习、追逐功名成了他青少年时代的主要奋斗目标。长辈的厚望与夸赞、学业的优秀，也使他本人自命不凡。在他看来，自己聪慧勤奋，才华出众，获取功名轻而易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凤愿即可实现。
然而，1828、1836、1837 年三次应试，均名落孙山，使他的理想与追求连次受挫。尤其是1837 年落第后，洪秀全的心灵蒙受巨大创伤，精神受到严重刺激，终于支撑不住，忧愤成疾，重病一场，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一次严峻考验，思想也产生重要转变。病中，昏迷谵妄，曾梦老者赠剑斩妖。而且，他借病装疯，在室内走动跳跃，如兵士战斗状，口中大叫"斩妖"。他以这种奇梦异语、歇斯底里的狂态，抒发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愤懑。
是时，连续的科场失意使洪秀全对清朝官场的黑暗有着切身的感受。企求通过科举入仕、跻身上层社会，改变个人和家庭的贫寒地位的奋斗毫无成功希望，洪秀全痛感前途渺茫，亟欲思索和选择新的奋斗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象世俗的儒生那样：把失意归结为命运不济；或者消极颓唐，退出竞争，成为孔乙己式的寒酸之上；或者继续攻读，终老场屋，欲求一逞。相反，洪秀全把失利归于现实政治的黑暗与腐败，由不满、失望转向仇恨和抗争，矛头转指清廷。他认定清廷的科举不过是一场骗局，纨绔子弟行贿舞弊就能中试为官，贫寒才俊则只能陪考落第，惨遭封杀。因此，投身科考就会上当受骗，贫寒儒生不宜选择这条绝路，而应该另谋出路，改变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洪秀全的选择是反清革命，开创新朝。
就在病中，洪秀全赋《述志诗》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①又做《金乌诗》一首："鸟向飞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身照金乌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②诗作表明，作者企图倾覆清廷，开创新朝。他在病时，曾手书"天王大道君王全"的朱书，诡称天赐，并吟诗言志，伊然以天王自居，奉天承运，诛妖斩邪，解救民悬。他的终极目标是"易象飞龙"，改朝换代。二诗完全是一副亟欲取而代之的真命天子口吻。
洪秀全由热衷科举，甘当清朝臣仆，转向图谋推翻清朝，这不能不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巨大飞跃。此时，他由功名迷津里暂得解脱，回到无情的现实社会，从自己命运的坎坷联想到祖国和人民的苦难，立志奋起救国救民。这是洪秀全思想演进的重要阶段。另一方面，洪秀全这种反清思想还处于初期的冲动状态。他的这些诗作，虽然表露了这位贫寒儒生的勃勃雄心，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屡试不售的剧烈打击下，作出的强烈反弹，借以发泄自己对现实的愤恨心理。改朝换代，夺取政权，也只是停留在一时冲动的构想阶段。这种反清思想的萌生，是他头脑中仕清与反清意识进行激烈斗争后的结果。反清意识暂时居于主要层面，由此产生了病中诗作。但是，这种由病中冲动而迸发出的反清呐喊是难以持久的。面对清廷的暴政和现实社会的强大压力，洪秀全这种孤独的内心呐喊显然无人回应，也根本不能改变现状。因此，他的心理伴生出极度的悲哀之感。当他病重气竭、不能自主时，洪秀全以为死期将至，对他的父母家人说："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扬父母了。"①刚刚萌发的反清思想立即退潮，转化为羞愧与内疚的心态，痛悔自己未能中试而显扬父母以尽孝道。可见，即使在病中，洪秀全的思想脉搏也呈剧烈的起落状态，体现出内心矛盾斗争的波动轨迹。毕竟，获取功名是洪秀全一直孜孜追求的奋斗目标，虽然屡遭挫失，却仍然存在极大的诱惑力。洪秀全很难与科举道路彻底决裂。而且，家庭和社会的期求，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制约，都对洪秀全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构成强大的阻滞力，迫使他对反清思想冲动重新冷静思索，结果是反清思想逐渐淡化，退居思想深层。洪秀全不得不再次拿起儒学经典，埋头八股讲章，返回科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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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大国》（六）页843。
② 同上。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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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1837 年洪秀全迸发的反清思想冲动表明这位儒生敢于突破自耕农和一般士子的保守苟安的心理定势，体现出力求改变现状的积极进取心态。他熟读儒学经典，深悉清廷的严刑峻法，却不畏强暴和镇压，不拘封建纲常的束缚，敢于自命天子，领导倾覆清廷、开创新朝的伟大事业。这种志向与胆略在封建时代实属罕见，虽然是失意时的冲动，但却与两广天地会反清复明的思潮相互沟通，也蕴蓄着下层社会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与洪秀全处境相同的冯云山、洪仁玕等也存在这种反抗意识。因此，科场失意导向反清革命 也反映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时代的动荡不安。洪秀全的反清意识并没有因重返场屋而完全消弭，而是蓄势待发。一旦遭到新的挫折，它将会再次迸发，导向新的思想演进。
（二）1837-1844：反清思想的退潮与复炽1837 年病中迸发的强烈反清思想稍现即逝，洪秀全很快屈服于家庭社会环境，也无力持久超越传统的儒学意识，经过一番痛苦的呐喊和挣扎后，又痛下决心，回归科举道路，反清思想旋即退潮，直到1843 年第四次应试，整整经历了六年的寒窗苦读。
正是在这六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折，鸦片战争在广州爆发。
英国侵略军屠杀中国军民，轰击广州城。清廷竖起白旗，屈辱投降。广州城乡的爱国民众和绅士自发奋起抗击英军，掀起了声势猛烈的反侵略斗争，出现了一批爱国英雄人物。洪秀全一向关注时势，痛恨清廷的腐败无能，不时发出慷慨激烈的评论。但是，他却按捺自己的爱国和反清心理，集中主要精力，认真攻读儒学经典，埋头背诵应试范文，勤奋练习八股文字，意欲长期准备，一试高中，侧身仕途，实现多年的理想。因此，洪秀全身居反侵略斗争的前沿，并未投身火热的爱国斗争洪流。他充当积极的旁观者和评论者，行动上却置身于科举入仕的个人奋斗。此时，祖国、民族的命运和洪秀全个人前途交汇影响洪秀全的抉择。他更执着于个人的目标追求和奋斗，但也对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灾难和爱国斗争倾注自己的关切。从总体上说，爱国和反清思想层面处于淡化态势，但它并未消亡，而且不时闪现着灿烂的火花。我们觉得，洪秀全的思想结构中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矛盾层次：朴素的农民意识和封建思想意识，它们主要渊源于洪秀全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及教育环境的影响。朴素的农民意识、激烈的社会动荡、群众的爱国和反清活动，个人境遇的挫折，使他有自发的反清反封建的思想基因，1837 年正是这一基因的激发萌生了反清思想。之后的重返社会，是封建思想意识层次再度扩展，主导了他的行动而产生的结果。洪秀全思想结构内部客观存在的相互矛盾的两个层次，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使他的思想的发展轨道不是直线进行，而是呈现出科举--反清--科举--反清的螺旋式的曲折发展进程。象一般清贫儒生一样，洪秀全不得不度过六年寒窗的苦读生涯，把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转化为科举道路上的个人奋斗。在他看来，自己的人仕为官，不仅意味着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提升，而且会导致家庭、宗族的荣耀，并将肩负救国救民的使命，可以一举数得。因此，个人奋斗与救国救民并没有根本矛盾，而是相互沟通的。儒学鼓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对洪秀全具有深刻影响，推动他苦读六年。及至1843 年，正是广州人民满腔悲愤地抗议和抵制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的关键时刻，洪秀全却四赴广州应试，为个人前途和命运的转变作最后的搏击。可见，洪秀全思想结构中，积淀着深厚的封建意识，致使他没有与广大民众一道向侵略者及卖国政府抗争，却迷恋个人功名的追逐。其实，这正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正常选择， 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于洪秀全。
另一方面，洪秀全多年前初萌的反清思想虽然退潮，但并未完全泯灭。
他"私人谈话时，有时尽吐其心腹之思想"，对于"其病时奇梦之印象常不能忘却于其心中。"①反清思想受到暂时压抑，却时有泛起。而1843 年他为获取科举功名所作的最后搏击的失败，促成他反清思想再次进发。在这次应考落选同乡的归舟中，他吟《舟中诗》一首，在这首诗中，他抒发了自己壮志未酬的感慨和决心成就帝王之业的宏伟抱负。六年寒窗苦读奋斗，理想再次破灭；洪秀全对科举道路彻底绝望，决心抛弃科举功名，与清朝决裂，开创新朝，自己开科取士。这时期，洪秀全还创作了《真日诗》一首："五百年临其日出，那般爝火敢争光。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寰鬼蜮藏。东北西南群献曝，蛮夷戎狄尽倾阳。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耀万方。"②以五百年一出的"真日"自比。
看来，经过这次科场失利的严重冲击，洪秀全一度淡化而潜存的反清思想迅即复炽。他吟诗立志，真命天子的意识再次扩展，改朝换代，底定乾坤的雄心溢于言表。就其思想内容和层次而言，并没有超越1837 年的水平。但此时洪秀全已是而立之年，思想臻于成型，反清已经不再是短暂的思想冲动，而是经过认真思索和选择的志向。因此，1843 年应试失败后的思想演变是洪秀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根本转折。
科举道路上的坎坷遭遇是促成洪秀全反清思想再次进发的直接动因；而当时广州地区炽烈的爱国和反清斗争氛围，则是推动洪秀全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重要客观因素。
洪秀全身居广州郊县，正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风暴地区。鸦片战争前，是唯一的开放口岸，最先遭受列强侵扰，广州人民饱受民族苦难，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英勇反抗列强的侵略。禁烟运动、鸦片战争、群众抗英斗争等事件，都发生或肇始于广州，深刻影响着洪秀全思想的演进。
其一，清政府对侵略者畏惧妥协，而对群众抗英斗争百般干扰和破坏，使洪秀全更加认清这个封建王朝腐败无能，加强了对满族权贵的仇恨。
本来，洪秀全就深受华夷之辨的儒学民族观念影响，对满族权贵统治中国表示愤慨。现实社会的黑暗，中国人民的贫困，鸦片流毒的泛滥，在洪秀全看来，都应归结为满族权贵的残酷统治。他经常与洪仁玕等"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州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花）中国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省或乌隆江（黑龙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①洪秀全把清廷视为一切灾祸和苦难的根源。要想改变现状，摆脱民族灾难，争取美好社会，必须推翻清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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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4。
① 《英杰归真》，《太平天国》（二），页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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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鸦片战争中，清军畏敌如虎，一败涂地，更加暴露出清朝统治力量的虚弱；而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气焰，显示了民众的巨大力量。洪秀全从中得到深刻启示：清王朝动荡层弱，内外交困，国势衰微。群众一旦起而反抗，就有可能推倒这个朝廷。正如乌兰泰在疏陈太平天国兴起原因时所说："皆由于办理夷务时，官兵之形迹俱被匪徒看破，
从前畏兵如虎，近来视兵如羊，放肆无忌惮，易于滋事。"②当时，在全国反清斗争此伏彼起，北方有白莲教，南方有天地会。两广是天地会活动的主要基地。天地会提出"反清复明"口号，以此号召民众，建立秘密组织，展开地下反清活动，在民间颇有政治影响。洪秀全对天地会反清活动十分关注和支持，也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但是，洪秀全的反清长期停留在意识层次，缺乏行动实践，只是与几个知已朋友评论批判清廷，而与广大农民群众脱节。就在1843 年，他偶然研读了《劝世良言》后，从中获益甚多，对他创立拜上帝教，并以此宣传和组织群众，起了关键作用。
洪秀全把1837 年病中梦境的情节与《劝世良言》的某些记载两相对照，彼此印证，发现二者"若合符节"，于是"大觉大悟，如梦初醒。"认为自己的灵魂曾经升天，见过上帝，"确信梦象与全书均为真理，而他自己确为上帝所派以拯救天下一即中国，以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①这使他的反清思想得到加强，他高声大叫："我曾在上帝之前亲自接受其命令，天命归予。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决心去干。倘违悖天命，我只膺上帝之怒耳。"②他在中国传统的皇权思想与基督教的上帝崇拜融汇起来，自命上帝次子，奉天命临凡，由此又产生一种救主意识，自认担负着宣传拜上帝、废偶像以救世的使命。这种宗教思想与他反清革命思想结合，形成了他的革命思想，肩负着双重使命：政治斗争，领导与组织群众，扫除魔鬼妖邪，推翻情朝，开创新朝；宗教斗争，废弃偶像，崇拜上帝，改变世道人心，使中国复归上帝真道，实现天下太平。政治和宗教的双重目标指导着他的行动，在不同时朗，二者各有侧重，呈现不同的思想特征。1843-1844 年，洪秀全志在反清，政治斗争层面凸显，宗教层面处于次要地位，这又促使他采取了一系列反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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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乌兰泰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太，第526-9号。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8。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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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科举道路及清朝彻底决裂。《劝世良言》更加坚定了他抛弃科举仕途的决心。他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屡试不售的原因：他没有敬拜独一真神上帝，他所信奉的儒学又"偏向虚妄"，他所崇拜的至圣先师、文昌、魁星、帝君等都是偶像邪神，并不能保佑人"联捷高中"。这使他第一次产生了对孔子的不敬心理。看来，洪秀全根据《劝世良言》，大胆怀疑儒学的绝对真理性，由此引发对科举仕途的理性否定，较之因科场失意的思想冲动和反弹更加深刻和持久。
洪秀全采取的第二个反清、反传统的行动是创立拜上帝教。
洪秀全感到，推翻清朝必须动员民众、组织队伍。天地会是当时最流行的秘密结社，但他没有加入。他认为天地会口号陈旧，组织形式低级落后，成员流品复杂，难以成事。但天地会透过会党形式组织民众的经验则可借鉴。洪秀全构想能有一种新的精神武器和不同于天地会的反清组织，以动员和组织群众。为此，他怀着改朝换代的政治欲望，将《劝世良言》"潜心细读"了，并从独一真神观念中受到启发：既然上帝是独一真神，其他一切都是偶像邪神，那么，就应当敬拜上帝，打倒邪神偶像。而封建帝王、清朝皇帝不敬拜上帝而崇尚妖魔偶像，亦应统统推翻、打倒。这给洪秀全反清思想提供了宗教的根据，拜上帝教由此发轫和生成。洪秀全终于找到了新型的精神武器，作为联结自己和群众的思想、组织纽带，借以向教众灌输反清意识，并把他们组织动员起来，形成实现政治和宗教目标的物质力量。
洪秀全为了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常常有意曲解《劝世良言》的本意，在其中各章"见有'我'、'我等'、'汝'、'他'等代名词，""每有文义符合其个人见解者，"则将该代名词"解作指其自己本人"，声称该书是上帝"特为其个人而作由天所赐。"①以突出上帝和自己之间的血缘传承关系。他不放过每一个此类词语的诠释，凡是书中有"全"字出现，就曲解为洪秀全，拔高与加强自己的特殊地位。同时，他开始酝酿"升天受命"的神话，向洪仁玕讲述他"升天"异梦中"天王大道君王全"、"真命天子"等君权神授的故事。
他又与李敬芳铸成两支宝剑，上刻"斩妖剑"三字，作《吟剑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这首诗与以前的诗作内容颇有区别。洪秀全不仅具有真命天子的地位，其目标不只是改朝换代。而且，他是上帝次子，除了领导人民扫荡旧世界妖邪奸宄外，还要建设一个不同于封建王朝的四海一家，太平一统的光明世界。因而，这首诗不仅抒发了洪秀全推翻清廷、开创新朝的政治理念，而且概括了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朦胧构想。他要超越历代改朝换代的陈旧模式，试图建设一个平等平均的新型社会。可见，洪秀全皈依上帝之后，思想迅速发生重大转变。
废弃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是洪秀全第三个革命行动。
洪秀全在《劝世良言》的感召和启发下，不再把自己的思想局限在反清的单一层次上，其思想和行为发生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演进，由反清向反传统的层面扩展，集中表现为对孔子的怀疑、批评和废弃。这是他思想上的又一次飞跃。对一位儒生来说，与孔子决裂是一次艰难和痛苦的选择。洪秀全认为，上帝和孔子，他只能选择上帝，不可二者兼得。若不废弃孔子，就不能打倒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偶像，当然对上帝的崇拜也无法建立。因此，他毅然将自己执教的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弃去。从政治意义考察，自汉朝以来，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官学，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尊崇，也是统治者箝制臣民思想的精神工具。孔子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素王"，成为封建帝王的替身，统治着广大知识阶层。要宣扬拜上帝教，就必须贬黜儒学；要否定历代封建帝王，就要连同他们的替身孔子一道废弃。宗教上的扬弃实质上是政治取舍的曲折反映。
洪秀全这一行动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封建卫道者和习惯势力的非议与围攻，因而失去了私塾里的教席。而且，在家乡传教难以打开局面。恰好这时，清政府宣布解除对天主教的禁令，于是，他偕冯云山等人"出游天下"，"将此情教导世人"，①使人皈依拜上帝教，"唤醒英雄"②，物色反清志士，试图吸纳教众，组织队伍。这是他采取的第四个反清行动。后来，他们发现"广西山多人野，最好招集英雄，买马聚粮"，于是辗转前往广西，寻觅发展信徒、起事"谋国"的基地。
洪、冯建立的第一个拜上帝教据点是贵县赐谷村。他们在此传教半年多，白天教书掩护，晚上用练拳、拜会等方式，向人们宣传敬拜上帝有福享，迷信鬼神落地狱等简单教义，发展了第一批教众。是时，地主豪绅利用争山场、水利设施等挑起土著人与客家人之间的械斗，洪、冯就从中调解，戳穿坏人挑拨离间的阴谋。地主欺压群众，洪秀全就为群众打抱不平。信徒王维正遭人诬告，被捕入狱，洪、冯立即营救，投诉官府，使王维正获释。他们还领导教众捣毁了据说很灵验、人们非常敬畏的六乌神像，并赋诗斥责，试图提高拜上帝教的威信。这些行动都属于合法斗争的范畴，但表明了洪秀全反对地主官吏迫害和掠夺农民的阶级立场。同时，还可看出，洪秀全开始采取从宗教斗争入手，动员和组织群众，扩大拜上帝教影响的斗争策略，以争取民心，建立巩固的宗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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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二），页643。
② 《御制千字诏》，《太平天国》（二），页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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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845-1846：反清革命思想的再次退潮
1843 年，洪秀全创教后即开始在家乡传教，但人们多不信从，真正"悉心皈服"的只有冯云山、洪仁玕等极少数人。而且，他们的传教活动遭到当地封建势力的攻击，几乎使他在本村不能立足，于是他偕冯云山等到外地传教。他们先到广州传教，人们表示厌恶，又进入粤西北山地奔跑了十多个州县，结果只在清远感化了几个姓李的人敬拜上帝，此外一无所获，群众反应异常冷淡，以致同行的冯瑞嵩、冯瑞珍心灰意冷而返回花县。只有冯云山与他甘苦同心，继续西行，前往广西，来到贵县赐谷村，大力开展活动。但信教者还是寥寥无几，他们除吸收教徒百余名外，仍然打不开局面。其实，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宗教和革命基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通过长期艰苦和细致的群众工作，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才能积累经验，打开局面。洪秀全、冯云山等都是青年书生，与农民群众毕竟存在一定的思想和心理差距，而且缺乏宣传和组织经验，因而在广东州县传教效果不佳，到贵县赐谷村也只吸收百余名信徒，进展十分缓慢。洪、冯则领导教众展开激烈的宗教斗争，发起捣毁鬼神偶像的暴烈行动。此时，他们的宣传仅局限在崇拜上帝废弃倡像的宗教层面，也不注意选择对象，不讲究斗争策略，片面地反对一切偶像。以致捣毁了当地壮族人视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象征的六乌神像，赋诗斥责六乌神，又把当地男女和歌的民间风俗说成是蔑视道德、禽兽不如的行为。这种激烈的言行严重伤害了当地人的思想感情，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对，"各愿偶像显灵杀死秀全"①，迫使他不得不离开贵县。他与冯云山不避艰辛，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从事传教活动，结果却到处受挫，未能收到速效。在一连串打击下，洪秀全终于困惑和失望，遂中止传教活动，返回花县。本来，他在1843 年重读《劝世良言》，找到了反清的精神武器，精神为之一振，声称："天命归予"，表示决心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表现出一种小知识分子的革命狂热，凭着书生意气，以为有了精神武器，就可以立即组织发动群众，去改朝换代。但这只是他主观上的一厢情愿，一旦付诸行动，就立刻感到了反清实践的艰难。结果精神武器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反清意识除了几个亲近知心外，得不到有力的反响，显得软弱① 《太平大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60。参见刘真才：《略论拜上帝会在广西初创时期的斗争策略》，《广西日报》1963 年5 月15 日.又见《太平天国学刊》第1 辑页91。无力。洪秀全感到无力推翻清朝，反清思想由于缺乏物质力量，只能在卷起一阵思想波澜后，被迫再度退潮。
1844 年冬，洪秀全回到花县，平静生活了二年，其活动除了"执教鞭"、写文章"发挥宗教真理"外，主要有拯救颓风和传教两项。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洪秀全"对于恶人，无论其如何富贵，则不能容忍。"他曾立木签九条以治恶人，在每一签上写明严治五罪：通奸犯淫、诱奸妇女、忏逆父母、偷窃赌博及游荡为恶。"阖村男女均敬而畏之，但深感其严厉过甚，人心难安耳。"他认为基督教之教理"过去忍耐而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①主张用严厉惩治的手段"管镇邪恶"，这基本是个人的行正惩恶言行体现，并无发动群众捣毁偶像的激烈行为，也未宣传要用暴力手段改造邪恶之世。
此时，洪秀全坚持在家乡宣传拜上帝教义。就宣传方式与内容而言，与843-1844 年传教大体相同，但也有若干变化：其一，第一次传教是他与封建传统思想矛盾发展的结果②，而这次返乡传教时，洪秀全仍在私塾执教，且两年生活很平静，未与族中父老及传统势力发生冲突。看来，他改变了激烈的宗教斗争方式，而与家乡传统势力达成某种妥协，才得以相安。其二，第一次传教的反清革命目的很明显，而这次传教，洪秀全说是"愿望多多人得上天堂，而叹惜人之下地狱，因是之故，我不得不向彼等宣讲真理。"③反清意图并不明显。其三，从传教重点看，洪秀全这次传教囿于家乡一地，并未广泛活动，对不信教者不是做耐心的说服、发动工作，而是采取"各走各路"④的态度。并没有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图谋。而第一次传教，重点不在宣讲教义，而在于组织群众，所以，他和冯云山每到一地，一旦发现群众不易发动组织，立即转移他方，寻找群众容易组织、发动的地方。其四，家乡传教效果似乎比广西传教更差。广西传教尽管失败，毕竟在贵县赐谷村一带发展了百余名信徒。而在家乡，亲戚、朋友、邻人对他的传教并不信从。后来金田团营时，他活动过的广西贵县赐谷村、龙山矿区有千人以上的信徒，而花县却没有前来团营的队伍。1852 年谷岭起义时，附近各地前来参加起义者不过二百人，这其中包括洪仁玕在清远吸纳的信徒五六十人，更有许多并未人教、因受清政府株连迫害而被迫参加起义的洪、冯族人及其他群众。看来，洪秀全在家乡传教没有取得进展，花县也没有成为拜上帝教的据点。因为当时广州民众痛恨外国侵略者，仇视洋教。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渊源颇深，违背传统信仰、习俗、礼仪，固而难以得到家乡群众的认同。况且，洪秀全以救世主自居，尤其是大病之后，性格变异较大，为人严峻厉色，不多与群众直接接触沟通，难以打开传教局面。上述变化表明，第二次传教并不象第一次传教那样带有明显的反清革命意图。这一时期，洪秀全集中不少精力潜心于拜上帝教理论和教义的阐发，撰写了三篇重要著作：《原道救世歌》、《百正歌》、①《原道醒世训》。现就这三篇著作的内容分析洪秀全当时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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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六）页862-864。
② 参见《洪秀全思想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12 月版，页34
③ 《太平天国》（六）页864。
④ 《太平天国》（六）页863。
① 《百正歌》写作时间，《洪秀全来历》认为是1844 年，笔者考证应是1845 年。理由是：《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是18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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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大国刊刻出版时，把《百正歌》列于《原道救世歌》之后，而不是之前，说明前两篇文章，集中论述和宣扬"正"的道德观念。《百正歌》通篇颂扬"正"，鞭笞"不正"，强调"正"的重要性。《原道救世歌》则更为具体地提出"正"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宣传拜上帝，勿拜邪神，反对六不正和其他不正行为。从贯穿文章的思想不难看出，洪秀全所论"正"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拜上帝，二是遵守儒家各种道德规范。《原道醒世训》的中心思想在于一个"量"字。文章开头就说"量大为大人"，"量小为小人"；末尾又说"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天人亦世人。"文章先从正面阐明泰山成其高、河海就其深、王者成其德，"皆量为之也"，接着揭露"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根源在于"私心"、"量小"。对有无相恤、患难相救的唐虞三代之世表现出无限向往。并描绘了公平正直之世的理想社会蓝图。他认为只要大家"量宽"，"心好"，"各自相安"，可天下太平。这里，洪秀全遵循的是"量小--私心--不正--世道乖漓、人心浇薄"；"量宽--心好--行正--天下太平"这样一种逻辑思维过程，提出改变现实社会的方式是着力于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人们在崇拜上帝后，就会把天下看作一个大家庭，这样，就能自觉体恤和帮助兄弟姐妹，消弭私心和不正言行，量宽行正，从而达到太平社会。这些文章内容与以前的反清诗作大有区别，我们看不到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倾向。①但是，这三篇著作也流露出对封建统治的不满与抗议，闪烁着农民平均平等思想的火花。《原道救世歌》写道："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洪秀全指出，一切人都是上帝子女，他们应该是一家人，在上帝面前应当是平等的，并对君王垄断拜上帝的权利提出疑问，但他并没有把它上升到反对封建等级制的高度。相反，洪秀全承认现实社会的贵贱贫富区别是合理的，他说："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总之贫富天排定"，"富贵在天生死命"。
认为这是"天排"命定的，而且为这种现实辩护。这显然与"等贵贱、均贫富"的农民平均平等思想颇有距离。在稍后写作的《原道醒世训》一文中，朴素平等平均思想有所阐发。但洪秀全达到平等平均太平社会的目标不是采取革命手段，而是要大家相亲相爱、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可见，平等平均还局限在劝善救世的阶段，并未逾出儒学大同思想范畴，也未上升到反清的理性高度。
有论者认为，《原道救世歌》提出了建立公平正直之世的基本前提，《原道醒世训》提出了公平正直之世的基本内容，《原道觉世训》指出了实现公平正直之世的手段，三篇文章都围绕公平正直之世这个中心问题分三个方面阐发，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反清革命思想理论。我们承认，这三篇文章无疑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但它们不是同一时期的精神产物，因此不能表明洪秀全在1845-1846 年就存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反清革命思想的理论体系。事实上，三篇《原道》恰恰表明洪秀全思想的进一步演进和发展的逻辑过程。前两篇在1845-1846 年作于广东花县，后一篇是洪秀全在广州看了圣经，第二次入桂以后作干广西，①在这两个时段内，洪秀全所处的政治和社会写作时间与《原道救世歌》同一时期或稍后；二文中心思想完全一致，"正"字贯穿二文始终；且二文儒家色彩较《原道醒世训》重，用典亦较《原道醒世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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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道觉世训》写作时间有两说：一说作于二次入桂以前，一说作于二次入桂到紫荆山之后。这里从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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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氛围大不相同，因而其思想观念又发生新的革命转变。前两篇《原道》文章中，洪秀全描述的是宗教救世方案，而不是革命救世的蓝图。在《原道醒世训》中，他虽号召上帝子女去实现公平正直之世，但实现方法却不是采用革命的手段。他说得很明白，要大家去寻找"水源木本"，认清上帝是"老亲"，是大家共同的天父，认识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大家都应遵守上帝诫条，不要尔吞我并，不要陵夺斗杀，人人"量宽"，"心好"，那末，陵夺斗杀之世就可以一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了。显然，这里没有一点为革命制造舆论的含义。当然，宗教救世与革命救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救世"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但在救世手段上又是有区别的。宗教救世就是以劝善方法改邪归正，革命救世就是以革命手段斩邪留正。一旦在救世方法上由劝善转变为革命时，救世理论就质变为革命思想。洪秀全在二次入桂以后，思想有了发展，写成了《原道觉世训》这篇点睛之作，提出了以革命手段实现公平正直之世，修正了以前的错误，这就把他宗教救世思想纳入他反清革命理论之中。还有学者认为，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反对"行杀害"，指斥白、项、黄、李为"嗜杀人民"的"草寇"，鼓吹"杀一不辜行不义，即得天下亦不为"，因此断言他公开反对农民起义，由此推理，似乎洪秀全走到了反清革命的对立面。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首先，从《原道救世歌》通篇文章看，它是针对一般民众（包括乡村中小地主）宣传他的教义和主张，宣传对象并不包括掌握权力的上层统治阶级，反对"六不正"是一般群众处理相互关系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这里并不涉及他们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行杀害"是"六不正"之一，自然也在反对之列。因为这些民众都是"兄弟"，是上帝"赤子"，他们相杀是同类相残。从文意上看，他是反对下层群众之间行杀害的行为，并非反对诛灭邪恶势力。正因如此，洪秀全后来一直把反对行杀害列入十款天条，作为宗教诫律和夭国刑法，并要求信徒21 日内熟记，以严禁天国军民内部的暴力行为。所以，这种反对行杀害与他后来发动起义、消灭清朝官兵是毫不冲突的。其次，洪秀全饱读儒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儒学看来，白项黄李是杀人盈野的"草寇"，这种观点必然传递给洪秀全。他接受了封建史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对同样是起义起家但成功为皇帝的刘邦、朱元璋，则推崇褒扬，作为效法的典范，而把败而为"寇"的项黄李作为谴责的对象。因而，就《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内容而言，洪秀全的平均平等思想尚未与以前的反清思想对接，从而构成比较完整统一的思想结构。看来，因外出传教，发动群众展开宗教斗争遭到挫折之后，洪秀全对反清谋国的艰难深有体会。返乡之后，孤居塾中，闭门著述，探索救世救民的真理，因此与广大民众的反侵略、反纣建斗争发生隔离。其思想结构中，反清革命与真命天子意识转趋淡化，他企求透过宗教信仰的灌输，使人们确立崇拜上帝的观念和习俗，并大力展开劝善诫恶的教化宣传工作，实现《礼运篇》中的大同社会目标。洪秀全着手把基督教的平等平均观念与儒学大同思想对接起来，设计了未来的太平世界，使自己的思想发生新的变异，较之传统的改朝换代以解民悬的目标追求，显然更加深刻和创新。因此，我们从三篇著作中发现，前一时期的亟欲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思想和行动，被长期持续的精神教化所替代。洪秀全找不到推翻旧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只得寄托于精神力量的持久映射和发挥，以改造人们的思想境界，从而曲折地改变旧的客观世界，达到救世救民的目标。
由此可见，洪秀全这一时期的活动，属于宗教救世性质，著作也充斥着宗教道德说教，看不出有反清革命的倾向。但是，他的反清革命思想并未消弭，而是再次潜居思想深层，只是在议论时势时，对个别知已私下流露蕴蓄日久的反清情绪，却并没有在近期内准备革命的打算。这与他1843-1844年和1847 年二次入桂以后，反清革命思想在他诗文和行动中得到充分体现相比，是大不相同的。这种事实表明：1845-1846 年，洪秀全思想主流发生了变化，宗教救世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反清革命思想则退居幕后。
洪秀全的反清革命思想退潮，还与他深受儒家"修德受命"的思想影响有关。儒家典籍《尚书》等有甚多文字记述尧舜禹汤文武，修有大德，是以上帝眷佑，以大命集其身，使君临天下，抚绥万方。此种修德受命的古训、亦必传递于深受儒学熏陶的洪秀全。他在这时的著作中，多次援引了这种古训和事例，诸如："德合天心天眼开"，"夏禹位罪文献洛，天应人归无可猜，""禹稷勤劳忧饥溺，当身而显及后狂"，"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表明他也是深信修德受命之说的。洪秀全还自认为与黄巢、李闯王等起义者不同，并非那种不顾修德而伪造符命，达到夺权或篡位目的的"野心家"。他以梦为真，确认自己受有天命，但尚需努力修德，才能得到民心。于是，他决心转入宗教救世的教化工作，以补上"修德"这一课。因此，他停止了反清革命活动，潜心"修德"：返回家乡传教，劝人信拜上帝，不拜邪神；宣传惩邪崇正，以挽救颓风，树立正气，从而使人们自觉修德济世，"正已正人"，以实现天下太平。而且，他讲求"淑身"，严格要求自己。洪仁玕回忆说：洪秀全自拜上帝后，"人格完全改变，其态度高尚而庄严，坐时体直容庄，双手置膝，两脚分列而从不交股，辄正襟危坐，不俯不仰，亦不斜倚左右，如是历数小时无倦容。彼目不斜视，亦不反顾，行时步履不疾不徐，常现庄严态度，自后寡言鲜笑。①可见，洪秀全这一时期的思想言行，仍然在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教中盘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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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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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847：新的起点--领导反清革命大业
正当洪秀全转向宗教教化救世的同时，他的战友冯云山却坚持反清革命道路，不因一时挫折而改变初衷，而是在桂平紫荆山区，深入山民和烧炭工，积极宣传拜上帝教，并以宗教纪律约束信徒，初步建立草根型的宗教组织。冯云山具有宣传和组织天才，素怀反清谋国大志，为人谦逊忠诚，作风扎实严谨，任劳任怨，而且富于学识，策略灵活，善于与各阶层人士交往。通过二年多的艰苦努力，他发展了信徒约3 千人，创建了策一个初具规模的反清基地，为洪秀全的反清革命大业准备了一支有组织的群众队伍。这是洪秀全反清思想第三次跃升的重要物质因素。
就洪秀全思想演变的脉胳考察，他在1847 年上半年赴广州从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此时，广州人民正在进行声势浩大的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这对洪秀全的思想变化发生重要影响。他从"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粤东之民骎骎乎玩大府于股掌间"①的事实中，看到了群众的力量，进一步认清了清朝统治力量的虚弱与腐朽。他感到"心中似乎在一种模糊状态下"的"爱国幻想可能有一个实现的机会"②，因而，他判断反清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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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燮：《粤氛纪事》卷1，页1。
② 《中国人及其叛乱》，转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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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道期间，他撰写了宗教论文，叙述了1837 年的奇梦，论述自己将要"南面为王"的真命天子意识，使罗孝全大为惊诧。看来，此时他的反清思想又在跃动和回升。于是，学道结束后，他立即奔赴广西，寻找冯云山。而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开创的兴盛局面更给他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他看到拜上帝教这个精神武器在冯云山几年艰辛努力下，终于转化为初步的物质力量，更感到先前的抱负和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于是，他的宗教救世思想从支配地位迅速退居次要地位，反清革命思想第三次上升，成为他思想意识的主流。
洪秀全一到紫荆山，立即感受到拜上帝教所产生的强烈精神氛围和信徒的强大力量。拜上帝教不再是他头脑中艰苦思维的精神产物，而被冯云山物化为一支群众队伍。原来，他一直追求的以宗教发动群众的目标，如今经冯云山艰苦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紫荆山的现实对他一度沉溺的宗教救世思潮不啻是一种否定，而促使他回复到1843-1844 年的目标和手段的实践。更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冯云山把"洪先生"奉为教主，处处突出这位宗教领袖的至尊地位，把紫荆山区的一切进展和成就都归结为这位领袖的启迪。洪秀全原来的真命天子意识得到众多信徒的认同，更加坚定和膨胀。当然，此时，他不会公开亮出反清立业的政治目标，更不会立即向教众自命天子，而是继续展开冯云山行之有效的传教工作，逐步推进宗教斗争，以扩大基地和教众队伍，积蓄反清力量，等待时机，准备起事。
洪秀全、冯云山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力传教上。拜上帝教迅速逾出紫荆山，波及两广若干州县，至起义前夕，已有教徒二三万人，基地十余处。洪、冯在紫荆山建立总部，各基地建立组织网络，严格遵守和执行拜上帝教仪式和十款天条，在广西形成一支具有统一宗教信仰、严密组织纪律的政治力量。同时，洪秀全开始发起捣毁偶像和宗祠神庙的宗教斗争，引起地主团练的仇视和反扑，教众为了自己和反对迫害而自发武装反抗，酿成教众和团练间的流血冲突，从而出现革命化和军事化的猛烈势头。
洪秀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撰写宗教文献，以充实思想武库，因应新的形势，提升舆论的层次和力度。《原道觉世训》与《太平天日》是此时的代表作。
《原道觉世训》是洪秀全1847-1848 年间所作，是一篇用宗教语言写成的社会政治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洪秀全提出了"阎罗妖"这个概念，指出，"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又说："其一切无名腫毒者，类皆四方头红眼睛蛇魔阎罗妖之妖徒鬼卒。""阎罗妖"是一切妖徒鬼卒的总代表，是现实世界一切邪恶的根源。演绎成政治概念：阎罗妖就是指清朝皇帝，而妖徒鬼卒则是清朝的贪官污吏及一切效忠和追随清朝的封建地主。这就指出了打击的目标和对象。洪秀全还透过神妖的对立，把现实社会划分为"正"与"邪"两大阵营，突出了"皇上帝"与"阎罗妖"、"上帝子女"与"妖徒鬼卒"的矛盾和斗争。他自命皇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为凡间人民的主，而对封建皇帝神格化的阎罗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这里，洪秀全发出了战斗的号角，号召人民起来共同击灭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显然暗寓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含义。
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中，还从宗教的角度论证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正义性，他说：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救世主耶稣，皇上帝太子也，亦只称王已耳。天上地下人间有谁大过耶稣者乎？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腼然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
封建帝王和清朝皇帝"妄自尊大"，擅改皇上帝尊号，自行称帝，犯了僭越大罪，理应当诛，永落地狱。
《太平天日》是洪秀全、冯云山于1848 年冬在家乡写成。它记载了洪秀全"升天受命"的神话。这个神话故事缘起于1837 年，当时不过是中国传统神话模式的再生。1843 年创立拜上帝教时，开始了修改和加工，主题是上帝授命洪秀全为真命天子。最后完成干1848 年。这个神话赋予洪秀全以神性，声称皇上帝曾接他升天，天母替他开膛剖肚，洗除污秽，出旧换新。他已不是尘世凡人了，而是天父之次子，耶稣之兄弟。天父指点他认清"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赐他一柄宝剑，一方"金玺"，命他下凡"斩邪留正"。又封他"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命他做统治天下万国的"真命天子"。
考察当时的背景，即可看出《太平天日》的推出具有两大政治意图。其一，就在1848 年，拜上帝教权力中心发生变化，杨秀清、萧朝贵脱颖而出，分别代天父、天兄发言，对教众发号施令，从而控制了紫荆山教众组织的权力。洪、冯原来的最高权力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他们先后返回花县，商定对策。洪、冯决定承认杨、萧的特殊地位，并与他们共同主持总部大政。同时，杨、萧则须承认与接受洪秀全的领袖和真命天子地位。为此，他们在花县撰写《太平天日》，继续加工和完善洪秀全升天受命的神话，公开向教众宣传教化。同时，萧朝贵以天兄下凡的形式，确认《太平天日》所记属实，在《天兄圣旨》中多次要各基地宗教首领认识洪秀全是太平真主。可见，《太平天日》的撰写和宣传，重要目的在于保持和维护洪秀全的真命天子地位，并使之深入教众心理，以因应权力结构的变异。其二，此时，拜上帝教众与官府、团练已成誓不两立之势，教众反迫害斗争愈演愈烈，军事化和革命化进程日趋加速。洪、冯为了推动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在《太平天日》中，用宗教语言凸显了反清革命的政治含义，较之《原道觉世训》更具鲜明的政治暗寓。《太平天日》翔实描述了洪秀全大战妖魔的经过，他从第三十三层高天逐层战下，最后将妖魔头（阎罗妖）逐走，将妖徒鬼卒打入十八层地狱。在这里，阎罗妖不再只是上帝的对立面，而是上帝授命洪秀全在天上与凡间诛灭的对象。真命天子洪秀全奉天承命，承担统率凡间人民击灭现实社会中的阎罗妖的神圣使命，强烈暗寓着现世的反清革命、开创新朝的政治目标，为鼓舞和动员教众投身反清斗争预作舆论准备。
《太平天日》还编造了一个上帝指责孔丘教人之书错谬，并对这位圣人施以鞭笞的故事。看来，洪秀全感性地意识到，孔子的尊崇地位、儒学与历代王朝三者紧密结合，构成强大的传统精神力量，维护着清朝统治和现存社会秩序，这对拜上帝教的传播和反清革命事业都构成严重的障碍。因此，他借用上帝的权威，斥责和惩处孔子，否定儒学，企图扫荡传统的思想障碍。可是，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只能用神话故事贬低和丑化孔子，却不可能超越自身和社会的文化环境对儒学展开实质性的批判。
《太平天日》又一次强调了"斩邪留正"。1837 年洪秀全萌发反情思想时提出过"斩邪留正"，1843 年又提出了"斩妖"，但由于思想发展的曲折，1845 年在《百正歌》中，"斩邪留正"变为"正可制邪"，主张用宗教教化和劝善手段改邪崇正，建设新的社会。但在《太平天日》中，他号召人们起来"杀妖杀有罪"，还亲自持剑诛妖，连呼"斩！斩！"，这一变化与他的反清思想跃升直接关联，这表明他决心领导教众走上斩邪留正的武装起义道路。
洪秀全在1847 年第二次入桂之后的行动和论著都表明，他开始坚定走上用暴力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武装斗争道路。至此，反清意识一直成为洪秀全思想结构的主导层面，驱策他排除重重艰难险阻，领导大平天国军民抗击中外反动势力血腥镇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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