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洪仁玕评传　　导 言



　　崔之清 章友德

　　导 言

　　在太平天国领袖群体中，堪称思想家者，唯有洪秀全与洪仁玕。在天国前期，洪秀全的反清反封建思想主导了这次农民战争，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也把古代农民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高峰。及至后期，洪秀全反封建思想严重弱化，皇权与神权观念不断扩展，而洪仁玕却脱颖而出，被洪秀全攫为军师，总理朝政。他撰写了最早的中国近代化纲领--《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旨准刻颁，作为施政方案。虽然方案并未实现，但洪仁玕的近代化观念则使太平天国运动凸显时代的特色。洪仁玕第一个主张向西方列强学习"邦法"，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中国建成"与番人并雄"的近代化强国。

　　比起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洪仁玕的近代化观念都居于前列。比起洪秀全，洪仁玕提出的改革方案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小农经济的模式，更具前瞻和理性的考量，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前进方向。如果说，洪秀全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农民战争的反封建精神，设计了"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社会，并把小农经济作为社会的物质基础，因此成为古代农民革命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就社会发展而言，他并没有提出新的社会建设方案，其思想具有倒退和落后的实质，也不可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变革与转型。洪仁玕则不同。他不甚留恋农民平均主义的传统，对小农经济缺乏重视，而是根据自己在香港的见闻去设计未来的天国社会。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工商社会，而且是近代城市社会。这里没有农业和农民生活方式，因此与洪秀全设计的传统农业社会构成强烈反差。洪仁玕提出的变革和建设方案是新型的和反传统的，预示着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体现出他们君臣之间的时代落差。

　　这样，洪秀全与洪仁玕的思想组合构成了太平天同思想史的重要特征，即涵括对旧时代优秀思想成果的综合和传承，也标志新时代思潮的浸润和影响。太平天国正是站在这新旧交汇的时代区间，透过二位思想家的思维和实践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特定的时代印记，成为中国近代化和民主革命历程上的重要路标。因此，只有考察和研究洪秀全和洪仁玕的思想及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握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发展和演化的脉博，从而对这次农民运动的时代特征和性质作出深刻的理性思辨，推出比较客观的研究成果，并对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地位、角色和功能及其转化产生新的理性思维与认知。

　　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化的起步首先发生在思想层面，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也总是思想超越着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就认识论原理而言，人们的意识缘起于社会存在和实践。可是中国近代化意识的发初和演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近代思潮的传播与浸润，因而具有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某种超前性。从洪仁玕的近代化方案设计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特征。客观他说，当时中国正处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环境里，小农经济和士农社会的结构仍趋稳定，并不具备发生裂变和崩溃的各种基因，显然，建设近代社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浩繁的综合工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和准备，而且须经儿代人的持续努力。洪仁玕囿于个人经历和见闻，试图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必然归于失败。后来的变革者，如康有为、孙中山等，几乎都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态，重复洪仁玕的思维和变革，最终都没有达成近代化的目标。因此，研究洪仁玕的思想和变革实践，可以考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融合中学和西学，设计近代变革方案的思维过程及其模式，以确定中学、西学及变革者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功能。从洪仁玕变革的失败，我们既能看出先进知识分子普遍的悲剧命运，又可探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和社会演进之间的复杂联系及严重落差。归根结底，历次变革与社会现实条件、社会主要阶层、广大民众都发生较大隔离，因而缺乏强大的社会支持力，势必难以深入和持久，虽然对社会表显层次产生不同程度的震撼与变异，但深隐层次却基本稳定沉滞，所以未能导致结构性的变革。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则逐渐形成和延续，偏离了近代化的理想目标。就经济结构而言，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形态，基本没有质的转型。这一任务只得留给我们现代化建设去实现。

　　洪仁玕在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为变革奔走呼号，但却得不到知音的回应。相反，他成了政坛孤星。那些出身农民或下层社会的文武官员，对《资政新篇》倡导的近代化生产与变革难以理解，更无法推行。还有不少实力派，如李秀成兄弟则表示冷漠与排斥。至于洪秀全，除了御批"此策是也"、"旨准"之类的字句外，也拿不出强有力的行动支持新政，而且，他直接控御军政大权。洪仁玕的总理朝政只是表面文章。因此，近代化成了洪仁玕孤独的呐喊，也根本不会给天国带来振衰起竭的政经和社会效益。太平天国覆亡了，但洪仁玕的近代化方案则和农民英雄的反封建反侵略精神一样，都成为太平天国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正是本着这一理念，研究洪仁玕的近代化观念，探讨它的主要内容与特征，考察它对近代思想发展的深刻影响。

　　洪仁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经历曲折，思想源流多元，形成独特的结构与系统。就纵向发展而言，他的思想结构有其自身的流变过程，随着诸种环境因素不断变异。就横向剖面而言，他的思想结构则由若干相对稳定的系统组合而成，而且，随着时空转换，各个系统的消长强弱变化相异，这样就呈现组合不同的结构形态，构成流变的历史标帜。透过对洪仁玕一生思想结构流变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社会现实与战乱环境里奋斗求索，期求实现救国济民宏伟抱负的心路历程，从而体现他们的群体阶层特征。

　　史学界对洪仁玕的研究经历着一个由冷趋热的过程。

　　在西方国家的学者看来，洪仁玕与洪秀全、李秀成是他们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早在1854 年，太平天国正处兴盛时期，但西方人士对它缺乏了解，因而对运动的缘起、性质和目的不能确知，他们迫切希望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有关资讯。洪仁玕此时流亡香港，匿名向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口述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和发动武装起义的事实真相，被韩山文用英文纪录整理，并在香港公开出版，深受西方各界人士注目，一再重版。洪仁玕往返港沪，在外国传教士中颇有知名度。当他1859 年赴天京执政后，更为西方人士重视，而被视为太平天国基督教化的希望。由于太平军攻占苏南，逼近上海，洪仁玕推行平等开放的外交政策，加强了太平天国和西方宗教、贸易和政界人士的交往。洪仁玕的近代化方案，以及他的学识、才智和基督教信仰，均备受外国人士瞩目和赞誉，从而成为最重要的太平天国新闻人物。一段时期，西方传教士对洪仁玕寄托极大的期许和厚望，其评判值远在洪秀全之上。英国传教士杨笃信说：（洪仁玕）对基督教、外国人和世界大事之知识，比之其族兄天王较为深刻，较为正确。他之膺封显职，表示天王对他的钦佩和宠爱。他的职位将令其可以纠正天王之谬误，而且可以向其左右的许多人传播基督教的优良的正统的影响。

　　①可是，洪仁玕非但未能"纠正天王之谬误"，拜上帝教也未能归化基督教，而且他接受并宣传洪秀全的"谬误"，甚至告诉外国传教士："传教士不应该来到南京，天王不允许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教义。"②这使传教士们原来编织的迷梦破灭了。他们转而攻击太平天国运动，为列强武装干涉大造舆论。洪仁玕在他们眼里的地位也随即毫无价值了。直到洪仁玕被俘就义，外国人士获悉这一信息，1865 年7 月，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Herald）连载洪仁玕供词，又使他成为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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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NorthChinaHerald，July141860。

　　② WesleyanMissionaryNoties，Mayl862.P.64.，转引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页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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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纪三十年代，罗尔纲、简又文、萧一山、谢兴尧等前辈学者形成颇大的阵营，研究太平天国史，在《逸经》第九期上刊载了《洪仁玕供词》，前半部为原供刻本，后半部佚去，则根据《北华捷报》英文回译。洪仁玕遂为史家注意，但并未成为研究热点，也没有传记面世。

　　大陆解放后，太平天国史成为最繁盛的学术园地，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队伍。与洪秀全等首义诸王，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统帅相比，对洪仁玕的研究相对薄弱和冷落。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的影响，研究重点放在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陈述和论证上，而对近代化的研究未予提出。洪仁玕曾流寓香港，与外国传教士关系密切，还接受过他们的照顾与帮助，并且受洗而任传教士。外国传教士又把宗教渗透、归化和侵略的期望寄托在洪仁玕身上。洪仁玕执政后，实施新政，主张平等开放的近代外交政策，对内则提倡法治，力图废止苛刑峻法，建立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对此，洪秀全颇有异议，君臣之间关系并不融洽，政见和宗教观念均有一定分歧。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美化和拔高洪秀全的倾向。因天王是农民革命领袖，就应该有比较完美和正确的英雄形象，研究时，以其划线，成为一贯正确的领袖，若有失误或过错，则归之于别人。这样，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洪仁玕等，均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上，成了洪秀全过失的承担者。洪仁玕的历史功绩和地位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扭曲。他的近代化观念和方案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比起《天朝田亩制度》的热烈研讨，《资政新篇》则显得冷落，甚至被某些学者视为洪仁玕"个人理想"而不予置理。洪仁玕与外国传教士的关系也成为回避的禁区，太平天国外交政策中，与列强交往，争取外援的史实则被湮没，至于洪仁玕反对滥施酷刑与减轻刑罚的正确主张，也被说成"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有些学者未经严谨考证，把洪仁玕纳入洪氏亲贵群体，界定为洪仁发亚流。他们把李秀成对洪仁玕的嫉妒和不满而流露的贬低文字作为证据，认为洪仁玕也是家天下及排斥异姓的误国庸臣，因而要对太平天国失败承担政治责任。文革十年，洪仁玕遭到贬责，被界定为"儒家路线的政治代表"，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成了"法家路线代表"洪秀全的对立面，这样，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被歪曲为洪秀全与洪仁玕、李秀成之间的"路线斗争史"。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了中国人民最主要的任务，党的工作重心也从此转到国化建设上。学术界在经过认真和严谨的反思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度误导进行了有力的拨乱反正，使研究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轨道，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大幅提高，出现了空前繁荣的争鸣局面。其中，洪仁玕的研究成了热点。出版了传纪、文集和专著，仅学术论文就有80 余篇，涉及到洪仁玕思想和活动的各个层面，主要集中在他的近代化思想的研究上，几乎占论文数量的七成。而且，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拓展中，近代化开端的探讨成为重要领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则是最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同时，学者们开始从中西文化交汇的视角考察太平天国运动的缘起和发展，拜上帝教和后期的近代化就是考察重心，当然，洪仁玕又是关键人物。就研究成果而言，洪仁玕的评价甚高，成为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发起近代变革的卓越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杰出先驱，在太平天国史与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对近代思想的演进与发展影响深远。史学界原来对洪仁玕的传统评判得到矫正和更新，体现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学术风气。当然，这只是良好的开端，今后将会出现更加兴盛与深入的研究势头。

　　如果对近十年洪仁玕研究作一番认真检讨，就可以发现若干缺陷和弱点。其一，重复劳动颇多，不少论文都从同一研究角度考察洪仁玕，因此结论多有近似，缺乏协调和交流，影响了研究的进一步推展。其二，研究层次尚限于陈述性的史学范畴。或者对洪仁玕一生思想与活动展开纵向陈述，交代和评判传主是非功过；或者对他的某一方面重点考察，凸显其思想与活动的重要层面特征。少数学者开始更新研究方法，对洪仁玕思想结构展开系统分析，取得可喜的进展；还有学者把洪仁玕放在中西文化矛盾、理想与现实矛盾之中加以考察，揭示他的思想流变进程，并探究其制衡因素。但是，新的研究处在开端时期，亟待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其三，研究颇受现实潮流影响。一些论著为因应现代化建设的时势，找寻"古为今用"的历史例证，洪仁玕成了合适的选择。在这些论著中，洪仁玕几乎摆脱了传统文化和自身的儒生本色，成为通晓和运用西学的近代型思想家。显然，它拔高了洪仁玕的思想水准，扭曲了其思想之内在结构，忽视了时代、环境及洪仁玕自身的严重局限。因此，难以推出符合客观历史环境和事实的科学结论。

　　这些缺陷和弱点是难以避免的。我们试图透过较为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前进一步，撰写这本《洪仁玕评传》，着重从思想家的视角考察洪仁玕的生平及其思想结构的层面组合与流变历程，因而与流行的洪仁玕传记凸显传主生平主要政治活动的陈述式撰写方法存在显著的区别。我们觉得，这正是思想家评传的基本特征。

　　《洪仁玕评传》是《洪秀全评传》的附传，因而在撰写思路、体例和方法上都与主体评传联系紧密，严格按照《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总序精神，着重从思想角度分析洪仁玕的事功和业绩。除了对传主思想结构展开纵向和横向的总体考察，还须就各主要层面的历史流变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深入探讨每一层面的思想资料及其内在组合、层面流变大势及功能发挥，并在个案研究基础上考察层面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运作规律，推导洪仁玕思想变化的基本特征，同时，剖析影响与制衡其变化的复杂动因。通过对洪仁玕思想和事功业绩的论述，以界定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并且，从洪仁玕近代化变革的构想及其失败中，我们能够得到生动具体的宝贵历史借鉴，自觉意识到中国现代化是一项几代人持续奋斗的艰巨工程，必须有全民族的觉醒，勤奋学习，致力改革和建设，才能逐步实现宏伟的目标。否则，就会象洪仁玕等近代变革者一样，成为个人或者少数先进分子的孤军奋斗，结果必然导致新的挫折与失败。

　　这就是我们从洪仁玕的改革奋斗中得到的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