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思想结构之主导层面：儒学观念 一、思想结构之层面组合
从1640 年爆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欧美列强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演进。是时，清朝入主中原，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由于清廷的长期闭关自守，按照历代封建王朝模式统治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清朝经过前期的一度富强迅速走向衰败。由于力量对比的严重差距，西方列强在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枪炮打开了清廷关闭已久的大门，封建的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这种历史的剧烈变动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不能不产生日渐深刻的影响。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和嬗变，构成近代思想文化的一大特色。
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给传统的封建文化以亘古未有的冲击。
西方列强以工商立国、主竞争、重技艺、标榜民权与法治的文化，必然与中国封建社会以农立国，轻技艺、重君权，主中庸的传统文化架构发生冲突。随着鸦片战争失败，先进知识分子们首先有所觉醒。他们开始探究西方列强强盛的缘由，从逐渐传播的西学中寻找真理，以振兴中华，抗御列强的威胁和侵略。从林则徐、魏源到洪仁玕都是最早的代表人物。
洪仁玕生长在这个历史大变动的初期，又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经历，其思想结构因此显示出时代和个人的双重特色。他出身农村社会，祖辈为勤劳本分的农民，从读书到塾师生涯也一直未离开农村，因此他熟悉农民，同情农民的贫贱境遇，支持和参与洪秀全"斩邪留正解民悬"的反抗活动。同时，他接受了一般的儒学教育。传统的伦理道德，儒生的气质、抱负，都深刻制约着他一生的思想演变。洪仁玕的特殊经历有两点：其一，他与洪秀全的宗族、师生及君臣关系。在青少年时期，他就追随与仿效族兄的言行举止，理解与接受洪秀全的各种思想要素，视洪秀全为师长与君主。赴天京后，被洪秀全擢为总理朝政的军师，复是感恩戴德，竭力效命。洪秀全的意志和思想取向必然对洪仁玕的思想演化进程产生极大的影响。其二，他曾在香港流寓五年，耳濡目染西方文明，而且悉心学习、考察与研究，因而他具有比同时代知识分子更多的西学知识。并且，洪仁玕试图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施政实践。这使他在推行新政时，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设计出新型的社会建设方案，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前期的重要启蒙思想家。上述种种因素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和规定着洪仁玕的思维进程，因而使他的思想演变轨迹不是沿着直线发展，而是曲折迂回，异彩纷呈。各种思想交织、组合，其思想结构也因此不断变异，呈现多元层面。各层面不断互动和组合，形成阶段性的演变历程。
如果对洪仁玕各个时期的思想结构展开具体的层面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总是可以分解为若干层面，并相互组合和影响，共处于整体结构之中。而且，有些层面具有相对的稳定和持续性，它们构成了洪仁玕思想结构的基本要素。纵观他的一生思想发展和演变过程，其经常起作用的层面是：1）儒学观念；2）宗教观念；3）反清革命意识；4）近代化意识；5）爱国和反侵略意识。只要剖析每一时期洪仁玕的思想结构，总是这五个层面中的某几个层面交互发挥作用，凸显出该时期的结构特征。由于背景、环境和经历不同，这些层面的生成时间和强弱情况各异，亦非同时均衡发挥其思想功能。而且，在每个时期，某个层面处于强势地位，成为主导层面，影响和制约其他层面的发展；其他层面则居于弱势，成为次要层面，并对主导层面产生不同的制衡作用。因此，我们亟须针对各个时期洪仁玕思想的层面关系展开微观剖析，才能客观再现其思想变迁的流程大势。
洪仁玕思想结构的五个层面虽然存在各种差异，其内涵和外在表征也各具特性，但是，就文化取向而言，这些层面则可以归人两大文化体系：中学和西学。
洪仁玕是出身社会底层的贫寒儒生，必然与儒学结下不解之缘。儒学自孔子总结而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后，经过不断改造和修整，及至宋明时期发展为理学。而且，自从汉代独尊儒学以后，它就成了历朝官方刻意提倡的显学。于是儒学政治化成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儒学透过政治化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历代封建王朝服务。儒家把家庭的宗法和伦理原则向社会扩张，建构了社会性的人伦纲常关系，所谓"三纲五常"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人们必须以此来认知和评判世界，并作为自己社会实践的基本导向，以规范与模塑人们的情感、愿欲和理念，从而形成中国民族性的文化和心理结构，规定和制约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道德至上的文化对儒生影响更为深刻。儒生追求的目标定位在两个层面：社会道德化和自身道德化。他们不仅要具有渊博的学识，"通古今，决否然"，而且更要具有一种"仁以为己任"的"明道救世"的使命意识。
正如理学先驱张载所称：儒生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因此，儒生的社会职责十分重大，必须按照儒学的道统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成为他们立身和处世的基本信条。
于是，在道统的大前提下，自身和社会的道德化相互沟通。"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必须遵循亘久不变的道统，也体现了儒生追求的发展方向。在理学家看来，道统就是"天理"，具体而言，就是封建王朝（被美化为"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其实是封建社会的利益和秩序），这是第一位的，它高于个人的利益和追求。"明天理，灭人欲"则成为理学的中心命题。固此，儒生从自身修养到入仕参政都要压抑、克制、甚至消弭自己的私欲，一心实践忠君爱国的天理。这是中国儒学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人伦纲常则是天理的实践规范和准则。
-----------------------------------------------------------
① 张载《语录》。
② 《中庸》。
-----------------------------------------------------------
显然，儒学这一套说教并不能使知识分子排斥和消弭客观存在的私欲，相反，儒生们正是在明道救世、忠君爱国的名义下，迸发出强烈的功名和统治意识。他们把入仕参政作为毕生奋斗的目的诉求，科举制度则把这一诉求公开化、合理化和程序化。于是追求功名利禄，跻身统治阶级，被理学家和朝廷宣传为实现道统、治国平天下的必然途径。知识分子官僚化和政治化倾向，道统与政治的结合，更凸显出儒学的政治文化特征。朝廷、官僚、儒生、儒学遂因此相互沟通，"道统"、"天理"的政治实质昭然若揭，透过这种沟通既维持着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使儒学和儒生依附于封建社会，得以传承和延续。即使王朝不断更迭，封建社会秩序和文化却不断强化，显示出持久和稳定的生命力。
作为儒生的洪秀全、洪仁玕当然不能不受儒学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即使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或某些政经知识，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儒学价值取向的认同和运用，人伦纲常仍然透过宗教或世俗的语言构成他们思维和行为的基本规范。就洪仁玕而言，忠君爱国意识则成为主导自己政治思维和活动的主要内在驱动力。
洪秀全和洪仁玕是栖身社会底层的儒生。在深重灾难与危机的时代，他们是社会危机后果的直接承担者，生活艰难，毫无权势和背景，当然无法在政治上与上层社会的富家公子作机会均等的竞争。他们自幼就分担家庭和社会的忧患及责任，步入社会后，就竭力为前途拼搏奋斗。由于历经艰苦生活磨炼，心理成熟较早，他们具有强烈的个人奋斗与抗争意识。这种意识驱使他们刻苦攻读，多次进入场屋角逐。目的在于变革现状，跻身上层社会，改变自身与家庭的贫贱地位。可是，科举屡挫，入仕无望。而且，他们原来就与清朝政权缺乏社会联系，对腐败的满族朝廷缺乏强烈的认同感，当科场竞争绝望后，就萌生不满情绪和叛逆心态，从而走上反清和反抗现实社会的革命道路。他们出身儒生，与一般贫苦农民起事造反虽然具有共同的反封建的阶级愿望，但是，他们更具理性的特质。反抗和推翻朝廷是根本违背忠君爱国的政治取向的，不啻要背叛儒学。于是，洪秀全与洪仁玕在政治理念上处于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儒学的教化生成的理念积淀使他们终生无法摆脱，他们必须按照儒学提供的人伦纲常规范自身和太平天国社会；另一方面，他们亟欲摆脱儒学的某些设限，对反清革命和新社会的蓝图作出合理和权威性的理论诠释，使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认同与接受。因此，不同于往昔的农民战争局限于 武器批判的单一模式，他们试图锻造批判的武器，对历代封建王朝及儒学思想体系展开暴力与文化的双重批判。这样，他们勇敢引进了基督教，以上帝权威取代皇帝、孔子及神佛偶像，创立拜上帝教以取代儒学和其他一切宗教迷信，用拜上帝教义诠释一切，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模塑新型臣民，建构新的价值观念，以更新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可是，他们自身就是儒学价值观念模塑的产物，而且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继续按照传统型态运作，拜上帝教本身也是儒学宗教化的生成物，虽然贬低和批判了封建帝王及孔子，但他们的幽灵却借上帝和洪秀全之身还魂，儒学的人伦纲常被完整地纳入拜上帝教义，许多教条连词句都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孔子在受过一度批判和冲击之后，又被杨秀清及之后的洪仁玕重新肯定，当然得到洪秀全的默认。因此，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太平天国反孔非儒的历史作用，这基本上是出于政治和宗教动机的排斥，而不是对儒学思想体系的理性批判。看来，洪秀全发动的文化批判并未进展到理论层次，而洪仁玕则未参加这场声势颇大的批判。当他主持朝政后，儒学己经恢复名誉，虽说不是太平天国官学，却也是官方容认的意识形态，因此，洪仁玕每以儒生士子自许，极力推动拜上帝教与儒学的公开结合，自然是不奇怪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