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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夷夏之辨"导向反清革命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矛头指向清朝统治者的农民起义。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东北三省。它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北宋时，女真曾建立金朝，后统治北方中国，与南宋政权长期对峙。明朝后期，他们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陆续合并了各部落，在1616 年建立后金政权。皇太极即位后，于1636 年改国号为清，并改族名为满州。
1644 年，清军占领北京，经过二十多年战争，统一中国，成为满汉权贵联合统治的封建王朝。
清朝人主中原后，汉族民众就不断发动各种形式的反清起义。"反清复明"、"反满兴汉"的口号绵延不绝，在中国大地上回荡，长期成为汉族反抗者的行动纲领。
清朝是继元朝之后的又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王朝，对儒学严格区分华夷的民族观构成巨大的冲击。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中国历代汉族王朝将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都称之为"夷"，而自称为"华"或"夏"，形成了"华夷内外之别"的观念，以此严格界定汉族和其他民族及邻国的区别。
"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①"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①在儒学辞典里，中国之所以称为"华"、"夏"，因为有服饰和礼仪之美，即以礼教为基础。而少数民族缺乏礼教，自然应当被视为"蛮"、"夷"。因此，作为"夷"的满族入主中原，必然冲击传统的华夷分际，引发"夷夏之辨"。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矛盾长期不易弭合。而且，由于儒学教化的民族观，汉族知识分子很难接受少数民族的统治。至于历史上出现的多次民族冲突，又被儒学用这种错误的民族观加以诠释。岳飞、文天祥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朱元璋当年反抗元朝统治时，高举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他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②朱元璋遂成了恢复中华的民族英雄，一直鼓舞着汉族志士的反清斗争，太平天国也从中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
清朝入主中国后，很快接受儒学文化，继承明朝政治体制，多方争取和笼络汉族官僚地上和士大夫参政，形成满汉权贵联合统治的君主专制体制。同时采取减轻剥削，鼓励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积极政策，努力使汉族人民安居乐业，因而逐渐缓解了民族矛盾，清朝统治也得以稳定与巩固。但是，清廷并没有放弃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而是压制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并与封建专制交织在一起，加剧了社会矛盾。乾隆后期，吏治腐败，人口剧增，人民生活艰难，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反抗主角是白莲教、天地会等秘密会社，它们继续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以期唤醒汉族士大夫和人民的民族意识，孤立和打击清朝统治。两广是天地会活动的主要地区，"反清复明"的口号在社会上普遍流行，对一切不满现实、反抗清朝的政治势力颇有影响。洪秀全、洪仁玕当然深受感召。但洪秀全另有所谋，他声称"反清复明"口号陈旧，难以号召人心，天地会流品低劣，无力领寻反清大业，因而必须由他来开创新朝。洪仁玕对洪秀全的观点是完全接受的。而且他们把政治腐败，人民苦难，鸦片贸易猖獗，甚至科举失意，都归结为异族统治。于是，反清意识就带有浓厚的排满兴汉的民族观念。这是儒学夷夏之辨及当时政治环境双重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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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武成》，孔安国传。
① 《春秋左氏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
② 《明太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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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意识的另一个源头是儒学的民本观念。
民本观念是儒学中的民主性精华。它源自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这位政治家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不安定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就会导致殷商覆亡的惨祸。他说："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义民。"①统治者的主要任务是安定民心。周公甚至把民心提高到与天命相同的高度，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③民天相通，天民合人。因此，必须"保享于民"，达到"享天之命"，④而且可深知小民"稼穑之艰难"，⑤达到"子子孙孙永保民"。⑥及至孔子，民本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主张统治者不仅要用刑律惩罚、礼教规范人民，而且要在经济上"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①使他们安居乐业。孟子则更有所发展，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民贵君轻命题，认为"得乎立民而为天"，否则，就会"失天下也"。②如何得民心？孟子提出"仁政"的主张，经济上要使人民有"恒产"，"足以事父俯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③为此，他设计了"井田制"，以为民置"恒产"的方案。这样，才能维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等级社会秩序。④历代明君贤相大都是民本观念较强的政治家，因而以此作为政策导向，出现过若干封建盛世或者清官政治。
洪秀全、洪仁玕身处社会底层，又熟读孔孟经书，自然更加期望统治者实施民本政策。可是清朝恰恰背离孔孟教诲。道光晚年，朝廷一味搜刮、摊派，贪官污吏乘机中饱自肥。"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⑤抗捐抗税风潮迭起。因此，洪秀全痛恨朝廷，在1837 年梦中以"真命天子"自居时，就赋诗言志，"手持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一方面要当天子、救世主；一方面解救苦难的人民，建立新的太平王朝，使人民得到温饱和安乐。洪秀全因此自称"太平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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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康诰》。
② 《左传·襄公三十年》，引《尚书秦誓》。
③ 《孟子·万章》（上）。
④ 《尚书·多方》。
⑤ 《尚书·无逸》。
① 《论语·季氏》。
② 《孟子·离娄》（上）。
③ 《孟子·梁惠王》（上）。
④ 《孟子·滕文公》（上）。
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页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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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43 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后，反清意识又有了新的思想源头，这就
是宗教因素。他从儒学经典的考证入手，把秦以前界定为崇拜上帝时期，之后则因为历朝皇帝僭居帝位，误入歧途，则是不拜上帝时期。反清就带自反对历代皇朝、恢复秦以前对上帝的崇拜的含义。看来，洪仁玕也是接受洪秀全这一考证结论的。
洪秀全在三篇"《原道??》"中设计了理想社会的方案，凸显了平均平等的思想。其构想依据仍然是《礼记·礼运篇》提供的模式，还是在儒学经典内盘桓。同时也援引《劝世良言》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及至1847-1848 年间撰写的《原道觉世训》，洪秀全把反清意识与平均观念对接起来，夷夏之辨、民本观念、宗教观念等熔于一炉，从而为天下受难的兄弟姊妹树立一个憎恨和斗争的对象--"阎罗妖"。但当时还未确指清廷。在1852 年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则明确指出："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阎罗妖就是清朝皇帝，"阎罗妖之妖徒鬼卒"指的是清王朝的各级贪官污吏，并号召拜上帝的军民起来"共击灭之"。①洪仁玕没有参与广西传教活动，也未能投身太平天国前期的火热斗争，但反清意识始终在其思想结构中居于重要层面，而且与忠君爱国意识相互组合，驱动他一心向往太平天国事业，并潜心学习基督教和西学，为日后报效天国，投入反清斗争大业积聚才干。
当洪仁玕1859 年总理朝政后，立即把强烈的反清意识转化为政治实践。
当时，太平天国上层已经逐步蜕变，封建化日趋严重。因此，在反清意识中，满汉民族矛盾被置于首要地位。洪仁玕多次撰写诰谕、檄文，组织文人撰写政论，大张旗鼓地宣传反清斗争的正义性。他写道：至于胡尘之扰乱中国也，叛上帝而拜妖魔，重奸邪而背其道，卖官鬻爵，那怜十载寒窗，免税复输，不知稼穑艰苦。??况服胡服而冠胡冠，于心何忍；忘真主而跪妖鞑，誓死难从。
洪仁玕把满族入主中国视为政治腐败、官吏贪劣、不拜上帝、人民疾苦等问题的根本症结。因此，他号召中国人民"尊中国，攘北狄，以洗二百载之蒙羞"，"归上帝，扶天王，以复十八省之故士。"②洪仁玕还援引朱元璋的观点，控诉满族权贵"窜入中华，盗窃神器"。
他说："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也，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他还历数清廷对汉族人民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罪孽："削尔父母毛发，毁我往古冠裳"，"既盗我邦之珍宝，又毒我国之生灵"，"事事坏我纲常，条条制我族类"。因而必须兴兵北伐，推翻清廷。"倘不乘此妖（咸丰）亡孽立之秋，天夺人弃之侯，为中华雪数百年未雪之耻，为祖父复数百年未复之仇，则将来中华之自罹奇祸，屈而莫伸者，不堪为后人述矣。"①洪仁玕自诩"本军师十载风尘，深识妖邪诡弊，五湖历览，洞悉黎庶艰辛。"②因此，在行动上，他尽力辅佐洪秀全，试图推行新政，又积极支持李秀成倡议，制定围魏救赵战略决策，协调陈玉成等各路大军，一举摧毁江南大营。东征苏南，扭转东线危局，并策划第二次西征，与湘军力争上游，企求开创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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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颁行诏书》，《太平天国》（一），页162。
① 《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太平天国印书》，页701。
② 《太平天国印书》，页700。
① 《太平天国印书》，页714。
② 《太平天国印书》，页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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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的奋斗最终归于失败。天国覆亡，身陷敌手，他镇定从容，视死如归，对沈葆侦之流表示轻蔑，以汉奸张宏范喻之，而自比民族英雄文天样，其夷夏之辨的民族观发展到顶点。他在临刑前撰写的绝命诗把一腔民族仇恨留给了后人。诗云："北虏逞狡诈，乃将实情瞒。言之实堪嗟，是非竟倒颠。??鞑妖禽兽行，居心殊贪残。离间我骨肉，耗尽我财源。??千秋暨万代，此仇铭心间。"③看来，洪仁玕反清意识的基本成分是儒学民族观。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是："用夏变夷，代天宣化，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拓开疆土。""恢复旧疆，不留余孽。"④显然就是为了恢复汉族政权，光复华夏河山。在他的眼里，满族是外夷，入侵中国，窃据神器，必须用暴力将其逐出中国，夺回汉族失去的社稷。因此，洪仁玕扭曲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与洪秀全相比，他受民本观念影响较小，平均观念、反封建意识相应淡薄，宣传中宗教气息也比较淡化。在洪仁玕的撰述中，我们很少看到平均观念的词句。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经济方案，他也不感兴趣，从未提及。由于洪仁玕脱离前期现实斗争，对贫苦农民的平均诉求缺乏体认，而他在香港得到的若干资本主义认知却从根本上否定平均主义。并且，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后期执政，平均主义在当时已经极度衰微，《天朝田亩制度》中"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也成了逝去的空想。同时，拜上帝教已经日渐失去统合军民思想的感召力，更引起广大儒生与士大夫的厌恶与反感。因此，用拜上帝教动员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自觉投入反清斗争，很难收到较好的社会动员效应。于是，以儒学"夷夏之辨"的民族观为思想武器，对汉族人民和知识分子会产生较大的积极宣传效应。因此，洪仁玕一味强调太平天国运动的反满性质，而忽视或回避其反封建的性质，实在是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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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太平天国印书》，页701。
④ 《太平天国印书》，页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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