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统一北方:曹操听荀彧之策




  一统北方成为一代之雄的曹操,虽因时势造成,但他的雄才大略是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而他的雄才大略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善于用人。故济济人才,奔集于曹氏,宛如众星伴月。他们出谋献策,为曹魏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其中,以荀彧的贡献最大,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实有赖于苟或的英明决策。
  备受赞誉的荀彧
  曹操一见荀彧来投,便给他高度的评价,“吾之子房也。”魏晋南北朝时期,评点人物的风气很盛,许多人因此而以知人见称,其事迹多记于《世说新语》之中。他们评点人物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其言多中,这很值得研究,因用人要从识人始,不识人就难于用得其人。三国时代,逐鹿中原的群雄都懂得:要打天下,要有人才,故大部谦恭下士以搜罗人才为己用。而用人才要先了解其人之才,始能量才录用。曹操说荀彧是“吾之子房也,”并非出于印象之言:或因“或为人伟美”,或因其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过去的表现下的结论。《三国演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陈寿著的《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却有记载,说得很明白:在他未投奔曹操前,其才智已为时人所重,南阳何颙就赞他。“王佐才也”。他料事辄中:董卓乱起,为亢父令的荀彧便弃官归乡,谓父老说:“颖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因留恋故土犹豫不去,荀彧便率领其宗族迁居冀州。后颖川果为“四战之地”,乡人多遭难,独荀彧宗族得以保存。袁绍占据冀州后,很重视荀彧,待以上宾之礼,但“或度绍不能成大事”,乃弃绍投曹。后来袁绍的下场果如荀彧所预料。上述两件事,已足可显示荀彧有超人的才智。曹操赞为“子房”并非过誉。他投奔曹操后,始为曹的司马,后升为汉尚书令,曹操有重要事决策不下,都向他请教,即使“太祖(按:指曹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荀彧多奇计,不下于汉之子房。
  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彧别传》记载:“彧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虽“不得尽闻”,但他给曹操提出的三大决策,史书是有记载的,《三国演义》也如实描述了。
  深根固本才可制天下
  曹操起事之初,兵力不多,占地也仅有兖州。曹操拟兴兵攻打徐州,这时陶谦已死,刘备领徐州牧,其实力也不弱,曹操想攻入徐州并非易事:而曾经被曹操打败的吕布也不甘心罢休,他驻军山阳,仍对兖州虎视眈眈,如曹攻徐州,吕布必乘虚偷袭,故荀彧坚决反对。他入谏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济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也。
  著徐州不得,明公安所归乎?今陶谦虽死,已有刘备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备,必助备死战。明公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愿熟思之,”荀彧之言,确是“药石之言,洞见利害。”故曹操深服其言,罢攻徐州之举,先巩固兖州,徐图发展。”深根固本以济天下”,不仅高祖、光武因此而“终济大业”,曹操行此策,也日益强大。荀彧总结两汉”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图天下的经验。不仅是对曹操提供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是”济大业”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律。
  奉天子以服众望
  由于曹操遵从荀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之策,驻军山东,养精蓄锐,兵强将盛。这时,李傕、郭汜混战,百姓遭殃,献帝受苦,经颠沛流离,又移驾返洛阳。曹操知此消息,立即召集谋士商议。荀彧进言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也。”曹操听了大喜,决定克日兴师。荀彧是忠汉派,他之所以投曹操,是因曹操有过为国除奸的壮举,他劝曹操“奉天子以从众望”,实出于对汉朝的忠心.而曹操采纳此策,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此之前,田丰也对袁绍有类此建议,袁绍却不接受,而曹操却能采纳这一决策,足见曹操比袁绍高明得多。当时,东汉王朝虽已名存实亡,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汉臣仍多不忘汉,即便是割据者大多也表面“尊汉”,由于群雄混战,饿殍遍野,因而人心思定。故曹操一扯起“尊汉”的旗帜,以进行统一战争,不仅能令诸侯,且得人心。桓、灵二帝先后两次掀起的党锢之祸,士族受害最惨,所以士人最恨宦官。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素为士族所轻,他要搜罗士人则很因难:从他“奉天子以从众望”,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士人逐渐归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重用什么样的人会带来什么样的人,在荀彧的推荐下,郭嘉、司马懿等才智之士纷纷来投,仅几年之间,曹操得士之多远远超过孙权和刘备。曹操采纳荀彧的这一决策,不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且取得了士族的广泛支持,这就为他统一北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坚守官渡以待变
  官渡决战,是袁、曹谁胜谁败的生死关头。曹操守官渡,自8月起至9月终,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迟疑不决,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彧以书报之,略说:“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果然,“情见势竭,必将有变,”由于袁绍内部分裂,许攸来投,授以烧敌粮之策,曹操乃亲率精兵往乌巢劫粮,使袁绍军心大乱,于是乘机出击,大败袁军。如果曹操不听荀或的决策,弃官渡退回许昌,袁绍乘虚追击,曹操必败。对此,后来曹操也承认。他上的表说:“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彧别传》)
  为三大战略家之一
  荀彧并不象孔明、鲁肃那样给刘备、孙权描绘国天下的蓝图,但他的“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奉天子以从众望”和”坚守官渡以待变”的三大决策,是属于战略的范畴,是有关曹魏生死存亡、兴亡盛衰的大事,其贡献不亚于孔明的“隆中对”之于西蜀,鲁肃的:“榻上策”之于东吴。故笔者把他和孔明、鲁肃并列,誉之为三国时代三大战略家之一,也正是据此:“而荀彧的三大决策,若非雄才大略的曹操也不能采用。庸主不能用奇才,明主始能用奇才,古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