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知人始能用人:知人美谈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用人必须在知人的基础上,知人始能用人,不知人则用人不当;或大才小用,小才大用;或视奇才为庸人,视庸人为奇才;或把忠贞当作奸佞,把奸佞当作忠贞。知人,不仅能用人,且能料敌制胜。因在与敌斗争中,首先要“知彼”,”知彼”才能拟定制彼之策,胜利则有把握,不知彼,则不知何以对彼,将使己陷于盲目被动,甚至失败。
  曹操煮酒论英雄
  一日,青梅正熟,曹操乃邀刘备至小亭,二人对坐,煮酒畅饮。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刘备凭栏观之。操问:”
  使君知龙之变化否?”刘备答:”未知其详,”操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龙之为物,又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刘备陆续例举袁术、袁绍、刘表、刘璋以及张绣、张鲁、韩遂等辈,操皆一一否定,认为袁术是“冢中枯骨”,袁绍是“好谋无断”,刘表是“虚名无实”,刘璋是“守户之犬”,都非英雄;而张绣、张鲁、韩遂等只是”碌碌小人,何足挂齿!”操认为:“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便是著名的“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关于英雄的概念,概括起来就是:要有大志,有良谋,并要象“龙”
  一样能大能小、能升能隐,这是说干事情要能适应客观形势,随机应变,不拘守于一格。曹操正以此作为标准,用以衡量是否英雄。因为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成大事,称英雄。如徒有大志,而无良谋,也不能成气候,有志有智是英雄应具有的素质,如不能从实际出发和有应变之才,也将会遭到挫折或失败。袁术据淮南,兵粮足备,称霸一方,他虽有大志,僭称帝号,但无智无谋,不自量力,不识时务,终以兵败粮尽饿死,操称为“人家冢骨”,确是适评。袁绍虎踞冀州,因其出身于四世三公之家,智谋之士多归之,兵多粮足,是当时中国最强者;他他有吞天之志,但好谋无断,致屡次失去图天下的良机,是时操虽比他势弱,却因此看不起他,不把他视为英雄。后来,袁绍军被曹操打败。名称八俊、威镇九州的刘表,既无大志,又缺良谋,所以曹操说他是“徒有虚名”。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对刘备既非过誉,对曹操也非自夸。因他俩都有大志,有良谋,有应变之才: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是扶汉室以达己志。曹、刘之志都是”取而代之”,只是巧妙有所不同!操为离间刘备和吕布的关系,用”两虎竞食”之计,使他两人火拚;刘备心知其谋,表面许之,暗中却告知吕布。彼此计谋,堪称棋逢敌手!刘备听曹操说他是“英雄”,吓得不觉筷落于地下,后借雷声巧妙地掩饰过去,操征张绣,道上缺水,将士皆渴,操以鞭虚指说:“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两人应变之才,确是半斤八两!
  曹操的英雄之论,不仅是识英雄的标准,也是英雄应具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许劭评曹操
  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未达时往求见之,问:”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操闻言大喜。如果 许劭只赞操是“能臣”,大喜还可理解;而说他是“奸雄”,却也大喜,确令人费解。其实,曹操并不以“奸 雄”为可耻,因奸雄亦雄也。 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英雄无不奸,不奸亦难成为英雄。刘表人不奸,一派名士气,故不能称“雄”。刘璋人较老实,心地仁慈,也不成“雄”。
  而董卓夺汉廷大权,无恶不作,能否称为奸雄?董卓只能称为强盗,配不上奸雄之称。因奸雄也能行仁义,董卓却一味杀人放火。倒是曹操和刘备才能称“雄”。虽操被称为奸雄,刘备被赞为英雄,但既都是“雄”,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图天下,必须讲究权谋于略,而权谋干略和“奸”字往往混淆不清,难于严格区别,如刘备的摔阿斗、遣众将、要“投江”、托孤话,曹操的“三笑一哭”、焚书信、割发代首,都是弄诈,而这些诈又何其相似乃尔!
  英雄与奸雄有相通之处,金圣叹早就指出:”夫豪杰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杰之气。”一个人往往能”以豪杰兼奸雄,以奸雄兼豪杰。”(《水浒》第五十五回回评)叶昼评点曹、刘时,也运用这个观点。他既大骂曹操是“大奸雄”,又多次说“老曹是个豪杰。”(第十二回回评)他在肯定刘备“仁厚”、“英雄”的同时,也常说他“奸雄”、“大奸大诈”。毛宗岗的评点,对奸雄曹操屡次说他“奸得可爱”,赞他雄才大略,也是说他有英雄本色,对仁君刘备也多次揭其诈处,说他假得不为人所知,其假处也是其好处。刘备和曹操虽有共同之点,但两人并非一个样,就是说英雄和奸雄还是有区别的。叶昼在第十三回回评中则指出:“刘备似奸雄,非真奸雄也。”
  在第一回回评中则明确指出曹操的”本性”是“奸滑”。毛宗岗也指出,曹操”暴处多是真,其仁处多是假”(第三十三回回评)奸诈是其主要的一面。
  但刘备有时虚伪却怀有长者的心肠,仁义是其主要的一面。评价是英雄或奸雄,当然以其主要的一面来论定。
  许劭说曹操“乱世之奸雄”并非尽是贬语,弄清楚英雄和奸雄异同之处,有助于正确评价曹操。评价人物,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而是既要有两点论又要有重点论,评价曹操如此,评价其他人物也如此。
  刘备谈马谡
  刘备临危,孔明等入宫探病。刘备以目遗视,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旁,刘备令且退。谡退出,刘备问孔明说:”丞相观马谡之才如何?”孔明说:”
  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垂危之际,特别向孔明叮咛此事,可见是非等闲视之。因马谡亦荆州学派,与孔明等一起随刘备入蜀。谡才器过人,好谈兵,孔明深加器异,视之如子,他亦视孔明如父。刘备担心孔明将重用马谡,故郑重告诫之。
  刘备认为马谡“不可大用”,是因其”言过其实”。马谡熟读兵书,但缺乏实战经验,故他谈兵时未免夸夸其谈,不大切合实际。刘备是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知道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做到随机应变:
  如拘守兵书的片言只语,轻于言兵,未有不栽筋斗的。赵奢之子赵括因纸上谈兵招致失败的教训,刘备是不会忘记的,放刘备对马谡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孔明重视马谡也不是盲目的,马谡曾给他出过一些好计谋。孔明南征时,马谡向他献了“攻心为上”之计,孔明“七擒七纵孟获”,使南人不复反,正是采取这一战略方针。但是,马谡作为参谋则可,因其未有战争实践,让他独当一面则难于胜任。孔明委之以守街亭重任,这是扎明用人不当。
  马谡之失,正是失在“言过其实”上。对于如何防守街亭,马谡与其副将王平看法大异:马谡以兵书为由,王平以实践为据。王平主张”就此五路总口下寨,却令军士伐木为棚,以图久计”。谡说:“当道岂是下寨之地?
  此处侧边一山,四面皆不相连,且树木极广,此乃天赐之险也,可就山上屯军。”平说:“参军差矣。若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纵有十万,不能偷过;今若弃此要路;屯兵于山上,倘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将何一军以保?”
  谡大笑说:”汝真女子之见!兵法云:凭高视下,势若破竹。若魏兵到来,吾教他片甲不回!”平说:“今处此山,是绝地也:若魏兵断我汲水道,军士不战自乱矣。”谡说:“汝莫乱道!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蜀兵
  岂不死战?以一当百可也。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汝奈何相阻耶!”什么”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街亭地形、来犯敌人是谁都不考虑,这是典型的教条式理解兵法。王平恰恰与之相反,他因富于实战经验,能根据地形布置防守:他坚决反对弃守当道而屯兵于孤山下,是因他预料到如“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再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通过描述马、王两人的争论,突出了马谡这个纸上谈兵的形象,也指出他致败之由。
  马谡的错误是严重的,因失街亭,蜀军处境极危,如果孔明不用“空城计”,必被司马懿所擒。街亭之败,孔明深悔错用马谡,更服刘备有知人之明。
  徐庶议刘表
  “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故遗书别之。”这是第三十四回写徐庶深夜拜访水镜时对他说的话。刘表是个大官僚大名士,很有名气,为人也明事理,喜善厌恶,但柔懦寡断,处理问题总是怕前怕后,疑此疑彼,犹豫不决。其用人也如此,有才能的人,他虽喜欢却不能用,做坏事的人,他虽厌恶却不能撤换。因此,只能安于现状,无所作为。
  刘备和刘表是汉室宗亲,刘表敬佩刘备是个英雄,表面上对刘备也很亲热,称兄道弟,心里对刘备却存有疑虑,不敢重用。所以,刘备的才干始终得不到发挥,刘表欲用刘备的三将——关羽、张飞、赵云保卫边疆,蔡瑁恐刘备得势对已不利,便入告其姊蔡夫人,说若此久必为患。蔡夫人乃于夜间在枕边进谗言,要他遣刘备他去。经蔡夫人的挑拨,刘备嘴里虽说“玄德仁人也”,   心里却有所疑,次日便让刘备带本部人马到新野县屯扎。曹操统兵远征乌桓时,刘备劝他趁许都空虚,以荆襄之众袭取之。刘表却说:“吾坐据荆州足矣,岂可别图?”他缺乏宏图,安于现状,是其不同意袭取许都的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刘备不尽信任,不敢放手让他统兵出征。
  正因此,致失去了这一大好战机。操统一北方后,刘表知其将南征,又后悔不已,对刘备说:“近闻曹操提兵回许都,势日强盛,必有夺荆州之心。昔日悔不听贤弟之言,失此好机会。”当时,天下分裂,干戈日起,逐鹿中原者不乏其人,你不图人,必将被人所图,这是乱世一条规律。刘表岂能长据荆州。荆州这块肥肉,迟早被人所吞,这是势所必然的。
  对于妻党察瑁等人,刘表虽知其作恶,他也无可奈何。蔡瑁等嫉贤妒才,屡次设计陷害刘备。刘表请刘备来相会,蔡瑁与蔡夫人密谋,准备于馆杀之,刘备知情逃回新野,蔡瑁又假刘备名写一反诗于壁上,刘表一见大怒,拔剑说:“誓杀此不义之徒!”但又想起“吾与刘备相处许多时,不曾见他写诗”。
  猛省觉此必外人离间之计,便制止蔡瑁点兵去擒拿刘备,蔡瑁见此计不成。
  又与蔡夫人密议,借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之机杀之,幸得伊籍告密,刘备乃得逃席而去。刘备后来致书将此事告知刘表,刘表大怒,急唤蔡瑁责骂说:”
  你焉敢害吾弟!”命推出斩之。可是当蔡夫人出面哭求免蔡瑁死罪时,刘表心便软了,责而赦之。刘表也明知妻党羽毛已丰满,荆州军权都掌握在蔡氏族人手里,“后必为乱”,但他因爱蔡夫人而怕蔡夫人,事事受其牵制,不敢撤换蔡瑁等坏人。正因刘表“恶恶不能去”,使蔡瑁等人后来献出荆州,助曹为虐!
  刘备信赵云不叛己
  刘备在当阳长板大败,只剩下百余骑,奔到天明,未见来追敌人,才得歇马。正凄惶时,忽见糜芳面带数箭,踉跄而来,口言:“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刘备叱道:“子龙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张飞说:”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刘备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扶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糜芳说:“我亲见他投西北去了。”张飞说:
  “待我亲自寻他去,若撞见时,一枪刺死!”刘备说:“休错疑了,岂不见 你二兄诛颜良、文丑之事乎?子龙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龙必不弃我也。”
  关于子龙投操事,糜芳说是亲眼看见,张飞说是因“我等势穷力尽”,都有据有理,而刘备却坚信子龙决不叛己。事实证明,刘备确是知人。子龙不是去投曹操,而是去找主母、幼主去了。
  子龙的过去,并没有忠于其主的历史。在投刘备前,子龙已二易其主。
  他本是袁绍辖下之人,不久弃绍依托于公孙瓒,后又弃瓒投奔刘备。子龙既在前二易其主,他弃刘备而投操并非不可能,为什么刘备能如此信子龙不叛己呢?正如刘备所说:“子龙从我于患难”,故认为他决不会去投操。患难见人心,在患难中是最能考验人的。刘备是在北平太守公孙瓒处认识赵云的,当时刘备兵少势弱,官不过平原相,属于公孙瓒所管,而赵子龙却弃较有权势的公孙瓒去投一个平原相小官刘备,是因他和刘备志趣相投。子龙是个忠汉派,他择主是以是否忠于汉而定。他”因见绍无忠君救国之心”,乃弃之投公孙瓒。他原来以为公孙瓒是个英雄,后来见其所为,亦不过是袁绍一流人物,故甚感后悔。他一见刘备,与话甚投机,因刘备是汉室后裔,是忠于汉室的。刘备对他也很敬爱,一见便有不舍之心。正因子龙和刘备有共同的目标,故能从刘备于患难之际。也因此子龙“心如铁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始终忠于刘备。
  诸葛瑾知子
  诸葛瑾之子诸葛俗,人极聪明,善于应对。年六岁时,值东吴筵会,恪随父在座。权见诸葛瑾面长,乃令人牵一驴来,用粉笔书其面说:“诸葛子瑜”。众皆大笑。恪趋至前,取粉笔添二字于其下说:“诸葛子瑜之驴”。
  满座之人,无不惊讶。权大喜,遂将驴赐之。从此,得到权宠爱,及长命辅太子。陆逊、诸葛瑾病亡,一应大小事务,皆归于恪,官至太傅。孙权死,恪掌握东吴大权,诸葛瑾在日,见诸葛格聪明尽露于外,恪虽得权器重,瑾甚为担忧,叹说:”此非保家之子也。”确是知子莫若父。
  诸葛格掌握军政大权后,权高压主,吴主孙亮见之,心甚恐怖,常欲除之,未得其使。诸葛惜兴师迎战来犯魏军,在东兴取得胜利后,冲昏了头脑,竟不自量力乘胜进军取中原,结果失败受伤。恪恐人议论,先搜求众官过失,轻则发遣边方,重则斩首示众,于是内外官僚无不惊俱。又令心腹将领张约、朱恩管御林军。原来掌管御林的孙峻大怒,乃奏孙亮说恪”将有不臣之心”,要早图之,孙亮乃设宴召恪,于席间杀之。全家老幼也皆被斩首。
  郭嘉料敌制胜
  了解敌人,是取胜的重要环节,郭嘉是一个了不起的谋士,他能料事如神,提出不少奇策,正因其能从研究敌人、认识敌人入手,并从自己一方的实际出发,进行对比研究,去确定战略战术,故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在宫渡决战前,袁绍强大于曹操。曹操要统一北方,必须与袁绍决战,而操恨力不如.乃向郭嘉求良策。郭嘉说:“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高租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俱也:绍繁礼多议,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德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郭嘉“十胜十败”之说,坚定了曹操取胜的信心,后果在官渡大败袁绍。
  曹操征乌桓前,曹洪等以恐”刘备、刘表虚袭许都”为理由反对远征。
  可是,郭嘉认为刘表决不会袭许昌。他说:”刘表座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用。”故主张曹操征乌桓说:“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后果如郭嘉所言,刘表按兵不动,曹操西击乌桓。大败蹋顿,取得了统一北方的最后胜利。
  孙策转战千里,尽有江东,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策准备渡江以袭许都,曹操部下皆惊。郭嘉料之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于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见《三国志·魏书·郭 嘉传》)策临江来济,果为吴郡太守许贡家客杀害。
  孔明论知人
  孔明有一篇《知人》论文,谈知人之道。他认为人是复余的,好坏悬殊,情况不一:或外温厚而内狡诈,或外谦恭而内险恶,或外勇而内怯,或外积极而内不忠诚,故知人不易。因此,选拔人才,要先精心考察,了解其人。
  他根据其用人经验,提出知人要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方面去进行考察,即: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孔明正是根据其知人七条去考察和选拔人才的。孔明用人很强调其”志”
  和”变”,如他说蒋琬”托志忠雅”,说费祎”志虑忠纯”,说姜维“敏于军事”,“心存汉室”,都是从志、变方面去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因而托以军政重任。孔明知其人,才用得其人,他任用蒋琬、费祎、姜维等都成为蜀国后朝的支柱。因孔明以廉考察人才,其下属大多是清廉之士。又如孔明任用邓芝出使东吴,是经“咨以计谋而观其识”后才决定的。第八十五回写孔明正在考虑派人出使东吴以重申蜀、吴联盟,拟派邓芝但未知其见识如何,乃请他来,问道:“今蜀、魏、吴鼎分三国,欲讨二国,一统中兴,当先伐何国?”芝说:“以愚意论之:魏虽汉贼,其势甚大,急难摇动,当徐徐缓图,今主上初登宝位,民心未安,当与东吴连合,结为唇齿,一洗先帝旧怨,此乃长久计也,未审丞相钧意如何?”孔明大笑说,“吾思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因邓芝理解与东吴联盟的重要意义,故孔明认为今得其人,邓芝出使东吴,果不辱使命,使蜀吴又重申联盟抗操。
  孔明的知人七条,对于今天预测人才还是有启迪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