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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 1923年8月某天的晚上，朱自清与俞平伯同游秦淮河。其时俞平伯在浙江做视学，朱自清在温州教书；更为我们所熟知的，则是二人都已在新文学的舞台上扬名立万，是用白话做“美文”的名家了。此次同来南京，似乎是参加教育方面的什么会议。既到南京，荡漾了六朝金粉的秦淮河似乎不可不游（尤其俞平伯还从未去过）；既游秦淮，身为文人似不能无作。二人遂相约各做一文，以志其事。于是便有了新文学中的两篇散文名作，——这是二人自己命题的同题作文，都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名虽相同，二人写来却是各有侧重：朱自清偏于纪事写景，游河的过程，舟中岸上的景致，娓娓道来，交待得清清楚楚，更像一篇中规中矩的游记；俞平伯则偏于述感说理，最用力处在于捕捉到秦淮河上艳异的气氛，和他此行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与朱文相比，似乎是更多几分诗的空灵了。新文学尚在争取合法性的阶段，落实到散文上，便是要竭力做得美仑美奂，以证明白话文可以写得像古文一样漂亮。这两篇也颇在文字的精致光润上用力，虽说相比之下俞平伯更浓艳华丽，朱自清则要清淡一些。要之是一样的留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吧。不过这里提起两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倒不是想评品文章的得失，我感兴趣的是文章的内容：两个经过新文化洗礼的年轻文人到了这颇多色情意味的地方，有何异样的感觉？秦淮河之为温柔乡、销金窟，早已闻名遐迩；梦里繁华，旖旎风光，其实都与一个“色”字缠绕。虽无折戟沉沙，然脂粉坠钗，也可认出前朝。朱、俞二人上了河中的小舟，闲闲说起《桃花扇》、《板桥杂记》描摹的秦淮艳迹，一种历史的氛围也就于桨声灯影里在身边弥漫开来。可秦淮河并非全然是发思古之幽情的场所，对于他们，它也是色香俱全的“现在”，耳边是曼妙的歌声，触目是倚栏美女，扑鼻是脂粉香气，身历其境，能无所感？有何感受是来了之后的事，先要问的似乎应该是跑到这里来的动机。朱自清从前同朋友来听过两回歌，都是在茶舫上，扰囔声里，颇不适意，后听说歌妓被取缔，无端地有“怅怅”之感，——那么这一回大约是要好好听一回歌吧？俞平伯是初到，每到一地，搜奇揽胜，在文人似是题中应有，何况秦淮河之奇又更在一种暖昧不明的情调呢？猎奇的心理可以说人皆有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色情场所即算得上一奇。现而今出国的人每不忘看上一回夜总会、红灯区，未必是有心或有胆要去做嫖客，为的是要一睹西洋景，其情形就像刘姥姥逛大观园。在“旧社会”这用不着出国，从乡下跑到“娼”盛的都市，做主人常要将领着看看妓家风光当作略尽地主之谊。《知堂回想录》里周作人记他1901年头一次到上海，就曾随了人一道去四马路的青莲阁喝茶，四马路是上海妓女最集中的所在，青莲阁则是集散地，据周作人说，“凡往上海观光的乡下人，必定首先到那里去……那里茶本来颇好，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乃是看女人；你坐了下来，便见走着的全是做生意的女人，只等你一句话或是示意，便兜搭着坐下了。”周作人看出了什么名堂，他没说，印象不佳是肯定的，因为那里都是“野鸡”一流的下等妓女，去街头拉客也就一步之遥，实在恶俗不堪。相比起来，秦淮河上似乎要风雅得多了，月色下明灭的波光，画舫灯影中姑娘的靓妆，花的香气，脂粉的香气，都让这销金窟有了醉梦的诗意，以致俞平伯的意识中，眼前朦胧的一切都幻化为“一个如花的笑——这么淡，那么淡的倩笑。”所以二人躺在小艇的藤榻上观望闲谈，心下倒也并无不快和罪恶感，虽说俞平伯承认，诱惑是有的，“且于我已留下不易磨灭的印记”。可以证明诱惑为实有的是俞平伯自觉“怦怦而内热”，而据他的衬度，“自认曾经一度摆脱了纠缠”的朱自清也不是止水不波。毕竟是年轻人初出茅庐，“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好在不像《儒林外史》中那位道学气的马纯上，西子湖边一路逛来“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只知道“眼观鼻，鼻观心”，朱、俞二人还有看景致，看靓妆的余裕。假如不是后来卖唱的逼上前来拉生意，二人的秦淮之游也许由开始的紧张“羞涩”到渐渐放松自在，也就这么过去。可待卖唱的逼上身来，事情似乎一下变得严重：在先他们是观光客，虽有动于中，眼前的一切也是云里雾里有着距离，与己不生干系，现在却好像真与这风月场有了实质性的牵连。这一幕委实有几分戏剧性，在二人的文章里也都是“文眼”：歌舫拢到他们的船边，伙计跨过来递上歌折让点歌。俞平伯来得干脆，扭过头连说“不要”；朱自清长俞两岁，来过两回，要在老弟面前显大方，接过歌折视而不见扫一遍，又还对歌妓看两眼，想要拒绝得不那么生硬，结果还是窘到脸红耳赤地说不要。那景况，要以俞平伯的记述更有趣：好！自命超然派的来看榜样！两船挨着，灯光愈皎，见佩弦的脸又红起来了。……老是红着脸终久不能打发人家走路的，所以想个法子在当时是很必要。说来也好笑，我的老调是一味的默，或者干脆说个“不”，或者摇摇头，摆摆手表示“决不”。佩弦便进了一步，他嫌我的方术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摆脱纠缠的正当道路惟有辩解。好吗！听他说：“你不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这是诸辩解中最简洁，最漂亮的一个。可惜他所说的“不知道？”来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负了这二十分聪明的反语。他想得有理由，你们为什么不能做这事呢？因这“为什么！”佩弦又有进一层的曲解。那知道更坏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一哂而去。……——“你不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答得真妙，伙计回说“不知道！”追问“为什么”更是十二分的妙。一问一答加在一起，幽默到妙不可言。不过，当事人没有一点制造幽默的意思：辩解者十二分的严肃，追问者则是十二分的不解加不满。答者那句话的重音显然在“我们”上，“我们”里隐含了朱、俞二人对自我身份特异的定位。那么，“我们”是谁？——读书人？那是说不通的。走马章台，醉卧花丛，历来被文人视为风雅事，唐代的孟郊中了进士，“春风得意马蹄疾”，要“一日看尽长安花”，还写进诗里，硬是骨头轻得不行，哪里会有什么心理障碍？“我们”是指未经历练的新手？初涉风月场者临阵露怯落荒而逃者自是不少，却没有几个这般郑重搬出“我们”做辩解的。所以说“我们”，只能是指“新文化人”——像他们那样的知识分子新近获得的身份。新文化人有新的道德标准，新文化之为“新”是全般的，其中就包含了对性的严肃态度，对妇女人格的尊重。可惜他们脸上并未写着“新文化人”的字样，这里的伙计想来阅人无算，那份世故练达却并不能助他看出眼前这两位与寻常客官有何相异处。不知朱自清“进一层的曲解”是何内容，若是朱自清在那里认真地向伙计阐述新文化，这颇富喜剧性的一幕就更令人绝倒了。事情还未结束，——二人终于将不断上来纠缠的歌艇打发走之后，开始认真地进行自我反省。这里有两问，其一，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起先未尝追究，就这么来了，经了方才尴尬的“短兵相接”，不由就要扪心自问一番。其实归于游客的心理也就可以将自己敷衍过去，但“情哥哥偏寻根究底”，结果二人都认定，“欲的胎动是无可疑的。正如水见波痕轻婉已极，与未波时究不相类。”其二，既然有“欲的微炎”，何以卖歌的找上前来却又避之唯恐不及？二人说法不一，朱自清说他是受到道德的制约，俞平伯则说他是因为一种“似较深沈的眷爱”，他且背诵周作人的诗句来说明这立场：“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孩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后者是人道主义的态度，究其实还是一种道德感，不过是由内向外推己及人而已。在桨声灯影的秦淮河上，如此一本正经地讨论这等问题，若过去的风流文人有知，一定要大呼“煞风景”。其实过去的人对出入风月场，也不是全无顾忌，在一般人眼中，接近妓者总算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但在旧时的人，那或许是担心会于个人的前程有碍，通俗文学中叙述因沉醉勾栏而败家或自毁前程的劝惩故事，委实不少；要不即是对欲望本身怀有罪恶感，声色之乐则正是欲望也即罪恶的证明，至于是否是对女性的侮辱伤害，非其所计。在朱自清、俞平伯，问题则在于“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稔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同情歌者的不幸，古代文学里并非没有，君不见浔阳江头，“江州司马湿青衫”？可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叹，大半倒是对自己宦途多舛的自怜，即或怜惜瑟琶女，也是怜其个人的遭际，不像朱自清，其对“赏玩”态度的自责，乃是基于现代的人格平等的意识，具有更多道德原则的意味了。人格平等，似应是现代人共有的意识。不过我相信，后来的人未必会像朱自清、俞平伯那辈人将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毕竟是启蒙时代的人，人生的种种都可以成为事关原则的“问题”，什么事都要来一番“为什么”的追问，且要得到理性上的彻底解决，而对于他们信奉的新道德，他们又自有一份后人所不及的执着与虔诚，——这才有朱、俞二人口问心，心问口的自我审视，他们也才会从一次游玩的尴尬中“升华”出如此严肃的讨论，而且郑重其事地宣示于众。幼稚可笑么？有点。大约只有未经世事的年轻人才会这样“小题大做”煞有介事，玩世不恭的人甚至要怀疑他们在那里“为文造情”，因为太不自然，太像做文章。然而游记里夹上那样一通议论有硬“做”的味道是不假，生硬笨拙里投射的却恰恰是作者情感态度的诚与真，——那似乎是五四文学的典型特征。幼稚也罢，可笑也罢，那里实有五四一辈人的不可及处。试想求之于今日，求之于我辈，那份认真岂可得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