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艺术与道德并存



　　——读《西湖主》随想

　　一位作家的生活经历、人生态度、道德观念总是对创作起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德国伟大作家歌德在谈到自己作品时曾说：“我所有的作品，都不过 是一个伟大告白的片断。”《聊斋志异》从整体来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 个伟大的“空白”。这“空白”就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薄松龄的个 人性格和人生哲学；而其中的每一篇代表作又都不过是他伟大告白中的一个 片断。这就是这部短篇小说集统一性中所包罗的多样性。因此，不论他采用 什么样的题材，也不论他变换什么样的手法，他所写的作品都是他所体验的 丰满人生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读《聊斋志异》往往能从统一性中见到多 样性；又从多样性中领略到它的统一性，这正是蒲松龄这位大师的天才所在。 从一定道德观、人生观出发，蒲松龄在他的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生世相中， 渗透着强烈的爱憎。他一面以厌恶的、颤栗的心，展示着这个黑暗社会给他 的种种恶梦，一面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唱出对生活美的追求。这一正一反 的两个方面互为经纬，交织在蒲松龄的全部创作中。诚然如很多研究者所论，《聊斋志异》是作者一生血泪之结晶，一腔块磊之倾泻。他时而将那可诅咒的时代尽情地诅咒，时而在谐谑嘲讽中对丑类痛加鞭笞，又时而借幻化的鬼 狐来控诉那人间的不平。但是，不能否认，在《聊斋志异》中，爱，尤其是 爱人，与人为善，恻隐之心，却是它的另一部分代表作的基本主题和中心思 想。在作者的笔下，爱的神经是那样灵活敏锐，爱的触角又是那样无所不至。 对双亲，对朋友，对兄弟，对山山水水，自然无所不爱，爱得深沉，甚至对 一株株花草，一只只虫鸟，也往往以爱的眼光去观察，去体味，并以此来回 顾人生，默察社会。因之，笔触所及，也就充满情趣、温馨、甜美。尽管作 者笔下涌现的往往只是他个人独有的感触，然而却触发了读者以各自的经历 和眼光去作不同的体会和联想，从而获得艺术享受。要说这个天地不如前者 那样广袤，那也许是对的，然而却不能说它是苍白的。它所激发的是向上的 进取的勇气，它所展现的仍然是一个丰满完美的感情世界。正是在这种爱中， 我们感觉到了导人向善求真，去丑求美的一种动力。
　　你不妨翻开《聊斋志异》浏览一番，作者为我们塑造了多少助人为乐的花妖狐魅的动人形象呵！《红玉》中的红玉主动地帮助贫士冯相如娶了妻子 卫氏，并在以后帮助冯生重整破碎了的家园；《封三娘》里的封三娘，热情 帮助她的好友范十一娘择婿；《小翠》中的小翠为了报恩，不仅治好了王太 常的儿子王元丰的呆痴，而且帮助王太常在险恶的官场倾轧之中，渡过了难 关。对于这种无条件做好事的人物，作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褒奖，也为他们安 排了美好的结局。至于《聊斋志异》中许多禽兽助人和报恩的故事，更是举 不胜举。像《赵城虎》写老虎代人养老送终；《象》写大象掘象牙，赠恩人；《义犬》写狗泅水救活落难之人，并代为找到仇人等等。此外，像《宦娘》、《章阿瑞》等是写女鬼助人。总之，在这些故事里，人物多是些小人物，形 象大多是花妖狐魅、飞禽走兽，但是，作者却让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美好 的灵魂、美的道德、美的感情，让人深深感受到了那种净化精神世界的力量。 我们这里要谈的《西湖主》在《聊斋志异》中那些导人向善求真的精品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是写穷书生陈弼教在洞庭湖救了一条猪婆龙，后 来遇大风覆舟，飘至一处，误入西湖主园亭，先被问罪，后被鱼婢传词，与 西湖主结为良缘。原来公主的母亲就是陈生曾搭救过的猪婆龙。从表现看来， 这篇小说的题旨不外是说人有恻隐之心，必有好报。但是，对于它的立意、 旨趣还不好过早地就判定为“平庸”的。尽管这则故事纯粹是虚构，然而作 品本身却说明：作者发现了人民中间蕴藏着的精神道德的美的矿藏。作者不 仅是抓住了恻隐之心、助人为乐和与人为善这个动人的主题，更难得的是， 他发现了又写出了人们心灵上的美。作者似乎感觉到，这种美德具有很大的 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潜化力量。为此，在《西湖主》这则幻想故事里，他只 写善，不写恶。作者这样处理，是从正面寄托渴望人与人关系改善的社会理 想。因为只有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才能通达于幻想。所以《西湖主》与其说 是幻想了的社会生活的写照，勿宁说是作者审美理想的艺术象征，他是从特 异的世界里去探索真善美，因此，它隐喻着更广大得多的人生内容。
　　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湖主》的这一写作要旨，我们不妨参之以小说以外 的作者的论著，也许这样会更清晰地领会蒲松龄写作这篇小说的旨趣所在。 在《放生池碑记》中，蒲松龄提出了“爱者仁之始，仁者爱之推”。他 认为，有无恻隐之心，爱人之心，这是人和禽兽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为人 要则》的十二项立身处世之道中，有许多条目，也都是倡导“爱人”，要“与 人为善”的。他指出，劝人做坏事易，而劝人做好事难。惟其难，所以更应 竭尽全力去作。他还认为，在帮助他人渡过危难、克服险境时，应该“生死 以之，劳何辞，怨何避焉”。一个人如果达不到这种精神境界，必然会与人 为恶，“甚至骨肉之间，亦用机械，家庭之内，亦蓄戈矛”。于是，他高声呼吁人们要扬仁爱精神，做到“与人为善，不亦乐乎。”①

　　① 《磨难曲》。

　　蒲松龄尊奉儒学，这些思想观点仍然没有离开儒学轨迹。但是，如果把 蒲松龄在他书中写的这种“爱人”和“与人为善”的要则放到当时特定环境 中去考察，那么，它就有了另一种意义。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一文中就曾经说过：“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 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 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的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 于生活。”蒲松龄从冷酷和仇恨充斥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深切地感到了这一 点，所以格外热情地描写了一批助人为乐的故事，用艺术的强光照出潜藏于 普通人民内在的心底的美情感、美道德，在阴冷的现实中投下一点光明和温 暖。试想，当着民族道德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受到严重摧残，不断沉沦， 出现了崩溃的危机时，作者却用“爱人”的甘露来浇灌那些干涸了的心田， 用小说透视出人们美好的灵魂，并把他们移到纸上，又移到千百万人民的心 中，这将具有怎样的意义呵！
　　当然，艺术不应是道德的说教，但它却是“人的一种道德活动”。①由此， 我想到《西湖主》这篇小说的立意虽然在于宣扬人有恻隐之心，必有好报， 强调了有德必报，感恩报德，乍看似乎“平庸”，但在那恶俗浇漓的社会， 尔虞我诈像梦魇似地压在人们心头时，这样的道德一经蒲松龄赋予美的形象 和新的意义，并且作为一种理想境界来抒发，展现出普通人的情操美，于是就使这篇小说在题旨上具有了一种精神道德的力量。不过，人们也不难看到， 蒲松龄恪守的所谓“爱人”“与人为善”的“为人要则”，真正要挽回浇薄 的世风，那纯粹是一种空想。正是由于时代、世界观的局限，作者无法找到 人性复归的科学途径，看不到欲达复归，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根 除导致人性异化的整个旧社会的基础。他只能寄希望于所谓的“审美教育”， 即从文学的感化、感染入手，使人们普遍懂得区分美、丑、善、恶，从而倾 心美与善，摈弃丑与恶，实现人性复归。蒲松龄的思想、创作，正是停留在 这个阶段。当然，这只是一种无从实现的善良愿望，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 蒲松龄的精神悲剧。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话说回来了，文艺毕竟不应成为道德原则的图解，人物形象不应成为道 德精神的传声筒。如果说《聊斋志异》中确有不少篇什充满了封建说教或图 解概念的毛病。那么，《西湖主》这则生动、隽永的小说却把善和美水乳交 融地结合起来，并塑造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于是这篇小说的认 识意义、审美价值和道德影响三者紧密地联成一体，构成了真善美的结晶。 蒲松龄对普通人的道德形态的探索，并没有局限在爱情、婚姻范围内， 还表现在对下层人民诚实、纯厚、爱美等道德元素的发掘。《西湖主》一个 很值得注意的特色是：他不像《聊斋志异》的很多作品那样，通过美与丑的 对峙、交锋和善与恶的对照来塑造人物，而是径直地从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提炼中获得表现真善美的动力，集中力量刻画小说中的正面人物。
　　陈弼教是一位忠厚、诚笃善良的穷书生。当我们开始接触到这个人物时， 感觉到他确实有一股书呆子的“痴”劲。你看，当他的上司贾绾射中了猪婆 龙，“锁置桅间，奄存气息；而龙吻张翕，似求援拯”时，就立即触发了他 的恻隐之心，他不仅请求贾绾释放了猪婆龙和衔龙尾的小鱼，而且用金创药 “戏敷患处，纵之水中”。短短一段破题，就把这个善良、充满同情心和憨 态可掬的书生的形象勾画出来。后来，他再经洞庭湖，险遭灭顶之灾，方才 脱险，看到童仆的尸体漂来，就又“力引出之”。紧跟着写他在慌乱之中， 因为急不择路，误入西湖主禁苑，偶拾西湖主红巾，竟然不顾处境的险恶， 却诗兴大发，情不自禁地在公主的红巾上题了一首情诗。在接连触犯宫禁被 查获后，又毫不掩饰，坦白承认是自己拾到并玷染了红巾。这一连串的行动， 表现出这位贫苦出身的书生总是待人以诚，存心与人为善，他信守着灵魂的 天真，像是一片未被仇和恨污染的灵魂世界。他比世俗中的一般少爷公子们 保留着思想上更多的童蒙状态，保持着那个社会里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无 邪”之心。蒲松龄从这种原始民风里，找到了渴望的人情美。在他看来，只 有这种向善的情感和道德才是人的本来面目。故事几经跌宕起伏，最后陈生 终于因祸得福。作者让这个善良、诚实和好心的书生分身为二，一个享尽人 间富贵，一个过着神仙生活。陈生何以获得这种理想、美好而奇异的结局呢？ 作者回答说：“皆恻隐之一念所通也。”应当说，陈生这个人物向我们多少 揭示了一些人生的真谛，给当时和现在的人们的心灵投来了闪亮的光束。
　　蒲松龄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钻探、开掘着人的德性美，细腻地描绘了 人物的行为与性格，致使他的作品迸射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理性火花，引导人 们探索理想之路。陈生的形象，好像是作家的眼睛，带着作家挚爱的感情， 也带着作家的憧憬，既蕴藉着作家对生活的审美评价，又有着作家的心灵探 索的沉思。而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正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情节是由性格决定的，又是为塑造形象、表现主题服务的，这是叙事性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文似看山不喜平”。故事情节的曲折而富有变化向 来是我国古代小说的突出的艺术特色之一。我国古代不少文论家在总结文艺 创作的经验时都指出：“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①“文章要有曲折， 不可做直头布袋。”②金圣叹在总结戏曲小说情节艺术创作规律时更加强调“文 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 以自容与其间，斯真天下之至乐也。”他对《水浒》的评点中，也一再称赞《水浒》行文“有波折”、“千曲百折”、“处处不作直笔”。毛宗岗曾经 对《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的曲折性也大加赞扬。他在评点中，称赞书中对 吕布与董卓之间矛盾纠葛的描写是“波澜倏起倏落，大有层次。”称赞书中 刘备与徐庶相遇一段文字是“何其纡徐而曲折也”。
　　有前人的多方面的开拓和经验的总结，蒲松龄更是逞其雄长，他的小说 极尽曲折之能事，波谲云诡，蔚为大观。这位善于编织故事的作家，在艺术 上经常采用曲折翻腾法，熟练地运用欲歙故张，欲擒先纵的手法，把读者引 导到一个未知的境界，时时有所期待，有所蠡测，有所担心，因此《聊斋志 异》的故事多能使读者兴趣盎然，具有吸引人的魅力。《西湖主》这篇小说 的构思的特点就在于情节离奇，变化莫测，委曲婉转，引人入胜。

　　① 袁牧：《随园诗话》。
　　② 元遗山语，见林纾《春觉斋论文》。

　　蒲松龄的笔底波澜总是以人物为中心来组织故事安排情节的。《西湖主》 一开头就对主人公作了概括介绍，并且揭示出他性格的一个重要侧面，构成 了故事展开的基础，然后抓住他的主要性格特征，迅速把矛盾铺开，并推向 高潮。这样就把人物刻画和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既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刻 画人物，又通过人物性格的展示反过来加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小说写因陈生 迷路误入西湖主禁苑，被婢女发现，先是惊问：“何得来此？”又问他“拾 得红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惊曰：‘汝 死无所矣！此公主所常御，涂鸦若此，何能为地？’生失色，哀求脱免。女 曰：‘窃窥宫仪，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蕴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 将何为计！’遂皇皇持巾去。生心悸肌栗，恨无翅翎，惟延颈俟死。迂久， 女复来，潜贺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巾三四遍，辗然无怒容，或当放君 去。宜姑耐守，勿得攀树钻垣，发觉不宥矣’”。文势一起一落，时而雷震 霆击，阴霾满天；时而凤管鹍弦，光风霁月；山穷水尽之时，却又异峰突起； 正觉险阻难通，忽而豁然开朗，往往微澜似平而大波即起，把读者的关注完 全吸引到主人公的命运变化里去。
　　正当陈生等待公主发落，“眺望方殷”之际，“女子坌息急奔而入，曰‘殆矣！’”原来是“多言者泄其事于王妃，妃展巾抵地，大骂狂伦”。陈 生当听说“祸不远矣”时直吓得面如死灰。一霎时人声嘈杂，数人持索，气 势汹汹地前来捉拿陈生。正值危难之时，一婢女认出了陈生，说是等禀报王 妃以后再作处置。“少间来，曰‘王妃请陈朗入’。生战惕从之。”小说的 整个情节就是这样几经顿挫，笔底波澜既大且多，险象频起，真是惊和喜交 替出现，祸和福互相转化，一波未平，一波又生。情节的这种曲折变化，速 度急，力度强，起伏陡峭，确实显示出薄松龄讲究布局的艺术技巧。清人但 明伦在对这篇小说总评中就极力称赞蒲松龄的“奇思别想”，他说：“前半 幅生香设色，绘景传神，令人悦目赏心，如山阴道上行，几至应接不暇。其妙处尤在层层布设疑阵，极力反振，至于再至于三，然后落入正面，不肯使 一直笔。时而逆流撑舟，愈推愈远；时而蜻蜓点水，若即若离。处处为惊魂 骇魄之心，却笔笔作流风回云之势。”但是，应当看到，这样的写法虽然是 作者匠心独运，却又绝非有意炫耀技巧，而是紧紧扣住主人公命运的变化这 一条主线来进行。蒲松龄经营建构的特色也正在这里。
　　蒲松龄不愧是一位写故事的能手。当然一味编故事是写不出感人肺腑的 好作品的，不过缺乏戏剧性的小说是生气索然的。正是这种戏剧性，使得《西 湖主》这篇小说生气盎然。因此要谈这篇小说戏剧性的构成，就不能不谈到 蒲松龄善于设置戏剧性悬念的高超的艺术手法。
　　戏剧性产生于悬而未决的冲突，更确切地说，戏剧性的悬念产生于矛盾 冲突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蒲松龄通过陈生翻船落水，漂泊到湖君的禁区， 私游花园，深入宫殿，偷窥公主射猎和荡秋千，并在公主红巾上题下情诗等 一系列触犯宫禁的情节，置陈生于矛盾冲突的焦点，从而围绕着陈生的命运 形成一个强烈的总悬念——是祸还是福？而在高潮出现之前，作者又设置了 若干局部悬念相配合，在情节进行过程中，连续打上几个小结，在解决一个 危机的同时，又制造出另一个危机，使进展性的紧张感逐步加强，使情节在 冲突的顶点上腾挪跌宕。你看，作者驱使婢女四次来向陈生透露公主捉摸不 定的情绪和王妃的喜怒变化：先是“一女掩入，惊问”，又是“女复来，潜 贺曰”，再是“无何，女子挑灯至”，后来是“女子坌息急奔而入”。通过 婢女这几次特异的行动，揭示了福祸全系于公主的一念和王妃的片言，使六 神无主的陈生，祸福环生，安危莫测。在这里，总悬念和局部悬念有机配合 和相互作用，造成一环扣一环，一浪高一浪的艺术效果，最后把高潮写得笔 酣墨饱。
　　总之，蒲松龄设置悬念，是吸引读者的一个绝妙手法，不论是布置疑团眩人耳目，也不论是用惊人之笔点明其中奥妙，都是为了激起读者的好奇心。 但是这毕竟是手段，真正的目的，还是通过悬而不决的情节的进展，充分显 示面对这些事件，同时也是造成这些事件的陈生的心理、态度和思想感情的 起伏，以及人物之间关系的变化。而这正是蒲松龄笔底波澜的高明杰出之所 在。
　　1982 年 7 月 24 日
　　（选自《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