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①

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①

　　（一）历史悠久、丰富多采的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 18 世纪中叶，无独有偶，产生了两位值得我们自豪的杰出的大作家。这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他们的不朽的作品，不只使我国优秀的文学传统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就是在世界文学历史中，他们也应该居于最先进最光辉的行列。就产生的年代说，曹雪芹比俄罗斯的巨匠托尔斯泰要早一个世纪；吴敬梓比俄罗斯的讽刺家果戈理也早一个世纪，比契诃夫则早一个半世纪。这里我们将曹雪芹和托尔斯泰作比，将吴敬梓和果戈理、契诃夫作比，不仅因为他们笔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历史面貌具有某些类似之处，也因为他们作品的气派或风格、思想与艺术的造诣，都是两相交辉、相互媲美的。

　　① 本文是著者为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而作。

　　至于吴敬梓和曹雪芹呢，吴比曹要大 20 多岁，但作品的写作年代几乎相同。他们都生当鸦片战争以前——即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化以前一百年顷：几千年长期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朽不堪的地步；同时满清势力侵入，经过几十年武力与政治的统治，政权逐渐巩固起来。本来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至此都转趋消沉。这可以说是古老的中国封建主义统治最后的“回光反照”时期。在此时期，中国广大被压迫人民实际处在一种沉郁苦闷的境遇之中，中国社会的矛盾，是突出地表现在统治阶级阶层的内部。即是，统治阶级自相倾轧，剧烈分化，生活愈趋腐烂，精神愈趋崩溃，封建主义制度破绽百出，加速的走向穷途末路。曹雪芹和吴敬梓都出身于没落的统治阶级家庭，他们各以自己的切身感受，绘成充满诗情的巨幅图画：一个以两性婚姻问题为中心，反映了贵族统治阶级的罪恶和崩溃；一个则从“功名富贵”的问题着眼，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堕落和政治的黑暗与窳败。他们对现实的态度和所反映的社会层、生活面都有不同，但是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则同一范畴，同是给当时罪恶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和政权统治以无比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狙击。因此，他们都成为当时中国广大被压迫人民的代言人，他们的控诉，正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快近二百年来，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间广泛流传，深入人心，一直在直接、间接地教育着中国人民；这对民主主义思想的启发和培养，无疑地作了出色的贡献。

　　《儒林外史》，因为它的高度的讽刺艺术这一特色，向来对社会有特殊的影响。同治年间惺园退士的序引述这样一句话：“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从有了《儒林外史》，中国的小说“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又说，以后也少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我们的鲁迅，在思想与艺术方面所受此书的影响很大，他在许多篇杂文里论及它，推崇备至。《且介亭杂文二集》为叶紫作《丰收》序说：
　　《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的这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提示。由于《儒林外史》的题材和主题的一些具体问题，也由于艺术手法方面的一些特点，我们今天读起来，是会发生许多隔阂的。要向这部可珍贵的文学遗产进行学习，很好的认识它的思想和艺术，困难似乎比读《红楼梦》还要多些（《红楼梦》写的两性问题，这是有普遍性的题材；书中充满一个青年人的感觉情绪，这也容易为一般读者领会）。本文提出几点粗浅的见解和体会，希望得到指正。
　　（二）关于吴敬梓的生平和思想，有几个要点，对我们了解《儒林外史》是不可忽略的。
　　吴敬梓（1701—1754）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 的大家庭。他的曾祖和祖父两辈宗族，官做的特别发达，在明清之际，有 50 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就死去；他自己的父亲也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得罪上司，官弄丢了，次年也就死去。吴敬梓 13 岁死母亲，23 岁死父亲，他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喜欢挥霍，喜欢帮助人。上代留给他的家产几年就被他花费掉，奴仆也逃散了。但是他的宗族多是富贵中人，自然看不惯他，讲势利的邻里们也歧视他。他在故乡住不下去，33 岁那年搬家到南京，很快就弄到精穷。从这时直到 54 岁在扬州逝世，主要就依靠卖文和朋友的周济过活，有时不得不把几本旧书拿去换米，有时几天没米下锅。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吴敬梓自幼处在富贵宗族或“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在自己的、从祖父起就已经衰微下来的家庭里长大，到中年以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的。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到“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他父亲任上）、在南京都曾久住过，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他几代上辈的关系，他的宗族们的关系和他自己的关系，他所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很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的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看透满清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使他的心倾向于他所接触的微贱的和落拓不得意的人物。总之，他的这种身世经历，就是他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吴敬梓的先代和他的许多宗族都以八股起家，博得很大功名富贵。他的曾祖是顺治朝“探花”，做到翰林院侍读的官；曾祖兄弟五人，除了一个没有功名，其余三人都是明代或清代的“进士”。和他祖父同辈的宗族中，有 “榜眼”，有“进士”，有“举人”。只有他自己的祖父是“监生”，父亲是“拔贡”，功名都不算得意，却都有自己的信念，讲究“孔孟之徒”的德行与操守。吴敬梓在这方面受了上代——尤其父亲的深刻影响，他始终对父亲念念不忘。他轻视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就有家庭这方面的根深蒂固的来头（明末清初许多爱国主义先辈大师们给他的思想影响后面再说）。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士大夫风气中，在他自己的具体处境中，说他对功名富贵就毫不动心，那恐怕也不可能。他的诗文中就有“家声科第从来美”这类夸耀的话。尤其在他中年落拓贫困以后，那味道在他这样出身的人不是好受的。他在扬州看见本来富有的他的好朋友程晋芳这时也贫了，拉着手流泪道：“你也到了我这样地步，这境况不好过呀，怎么办？”这话说的很真挚。
　　他 20 岁考得“秀才”以后，也还应过考；36 岁时安徽巡抚征他应乾隆朝的 “博学鸿词”科考试，他确实到省去考过。但到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时，他终于没有去。后来他的诗中可又流露失悔之情。到他亲眼看见赴京考“词科” 的几个熟人一个个落第的狼狈丑态，他才死心塌地，而且从此真正断绝了这个念头。由此可见，他在“穷”、“达”、“沉”、“升”，“贫贱”与“富贵”之间，有过苦痛的思想斗争，到了写作《儒林外史》以前几年，他才斗争过来，思想上才完全坚定了下来。这不是很简单很轻易的思想斗争过程。没有这种占去他大半生的切身苦痛经验，他不能有那种强烈敏锐的憎恶八股制艺、憎恶功名富贵的感情；更不能通过日常现象中的一些人与事，那样深刻地领会到那根源和本质——政治和社会的罪恶；也就不能有鲁迅所说的“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他的这种对现实的态度和看法。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这是全面概括地阐明了这书的主题，说得非常中肯和确切。作者所要表现的这个主题，和他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结合为一；书中的人和事，都经过他自己平日深切的体察和感受才写出来的。这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结晶，它之所以写得深刻动人，不是偶然的。
　　因为家庭破落，才有清醒的头脑来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通过生活经历和感受深刻地体察到事物的本质：这种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曹雪芹和吴敬梓可以说没有区别。可是他们具体的身世经历，环境教养，则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思想也就完全不同。曹雪芹从小过着繁华绮靡的贵家公子生活，不到 20 岁，突然一切化为乌有；这真恍如梦幻。他平日又多接触佛老思想，这就使他的思想很自然的带上一些虚无主义的色彩。他把他的悲剧的社会原因，了解成为整个的人生问题；把对现实的否定，归结为对人生的否定。于是创造一个“太虚幻境”，作为他的理想世界（这里只是指出一些思想的特点，说明曹雪芹对现实的否定更为彻底一些，以与吴敬梓比较；当然没有贬低曹雪芹的意思）。吴敬梓的思想完全不是这样。如前面所说，他出身于上层中比较“寒素”的家庭，与曹家相比，属于另一社会阶层。他到中年以后才经过他自己的手陷于贫困，他完全清楚自己家庭破落的根由。他自小受“孔孟之徒”的熏陶教养，他的思想虽含有许多新的进步因素，但并未跳出“名教”的范围；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基本上仍属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他的先代在明朝即已发达，虽然曾祖吴国对做过满清顺治朝的大官，但他的家庭究不是清朝的暴发户，倒是他祖、父两辈和他自身的沉落都在清朝。因此，他对满清外族统治，保有良知，抱着憎恨和反感。总之，他对现实并不全部否定，也绝无消极逃世之心。他主要只是憎恶满清外族黑暗的封建统治，憎恶士子们醉心八股制艺，热中功名富贵，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堕落窳败的社会风气。他的朋友程晋芳介绍他的思想，说他“好治经”，把治“经”看做“人生立命处”。这很明白，他是要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站脚点，以与满清统治下的现实社会与政治对抗；并且也以一个自以为正统儒者的观点，以一种热爱自己民族与社会的积极态度，欲罢不能地要对当时罪恶窳败的政治与社会痛加攻击和针砭。闲斋老人序说：

　　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

　　作者写作《儒林外史》的态度确是这样的。但必须点明，这一种态度的根本出发点，还是对满清统治的憎恶。
　　（三）但是，要了解吴敬梓所持的正统儒家思想的实质，他所谓“治经”和说“治经”是“人生立命处”的实际意义，我们还必须就明末清初的复古运动这一总的时代思潮的背景来加以说明。我们都知道自宋代起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制，就大力提倡程颐、朱熹的所谓“理学”；到了明代，“理学”又与八股制艺相结合，读书人以此争取功名富贵，风气日益堕落。关于“理学”的本身，这里不去谈，但提倡“理学”的结果，文化思想方面形成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中国社会的“封建礼教”，是从宋代起发展到特别严重地步的。这是事实。
　　到了明末清初，暴发了一个思想革新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隋唐以后的第二次复古运动。这个思想运动的重要人物非常之多，我们在这里只就顾炎武（1616—1682）、黄宗羲（？—1695）、王夫之（1619—1693）、颜元（1635—1704），还有后起的戴震（1723—1777）几个大师来说一说。他们都以复古的正统儒家思想来反对“理学”。最初对明代的理学家王阳明发动攻击，后来连宋代的程、朱也一并反对。他们复古思想的主要精神有下述几点：
　　第一，他们反对理学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斥“理学”“儒表佛里”、“佛老混杂”。他们主张“穷经”。顾炎武说，“理学”即“经学”，“经学”而外，古今无所谓“理学”。黄宗羲指斥明人袭程、朱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自己见解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因此孔孟的经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
　　第二，他们攻击“理学”只空谈，不实践。他们主张“致用”与“力行”。
　　顾炎武说理学家“言心言性”，讲“危微精一”，而置“四海穷困”不言；明代亡国，就是因为清谈孔孟之故。又说，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所以说“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他声言自己“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他治学贵独创之见，反对依傍和因袭；贵有丰富确切的实证，反对空疏；而最终目的则是为了“经世致用”。黄宗羲在主张“穷经”之外，还以为“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颜元攻击程、朱：“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故误人败天下者，宋学也。”说：“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不特无能，其实无知也。”他拿行路作比，说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其实一处未行，一处未到。又拿行医作比，说满天下都是名医，“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除了颜元所说的实行另有意思而外，顾炎武、黄宗羲所说的“致用”，就是指“四海穷困”、“救民水火”这样的“当世之务”。他们不只如此说，确是如此去干的。他们是卓越的思想家、学术家，也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第三，明代亡国以后，在满清外族统治之下，他们一身硬骨头，保持凛然的民族气节，始终与满清政府对抗，不受它的收买和利用。满清在顺治、康熙各朝都在施用恐怖手段的同时，兼用对士大夫阶层的收买政策，先是征举“山林隐逸”，后来开“明史馆”和“博学鸿词”科试，但他们都坚决的拒绝荐举。顾炎武奔走南北，黄宗羲往来沿海，都是反满斗争的英勇参加者。他们研究经学，详考史事成败，精研山川要塞，兼通天文算法，讲究文字声韵，都是从“经世之务”，“利济天下”着眼；他们的研究学术，是为了心含隐痛，志图匡复明社。所以这个复古运动，含有强烈的民族思想。
　　第四，他们反对“理学”，实即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因素。黄宗羲从民族斗争的实践，根据他的高超的史学眼光，提出极精辟的反对专制政治的理论。《明夷待访录·原君篇》说，古代是人民为主，君是人民的公仆；后世却以君为主，从此天下不得安宁。“后世之为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原法篇》说：“后世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这说得何等透辟！18 世纪初反映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卢梭的《民约论》也不过是这些意思。此外，明亡后，起兵反抗满清失败，逃入深山著书立说的王夫之，在攻击“理学”时，也发表了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见解。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这种新的学说，为后起的戴震加以发展。戴震指斥理学家“以释混儒”，“舍欲言理”。他的“孟子字义疏证”里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又说：“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这些学说，都有“人性自由”或“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因素，都含有反对封建主义政治与文化的要求，这是很清楚的。
　　第五，他们当然也反对科举制度。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屡次痛骂八股，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认为八股的流毒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厉害得多。
　　这个思想运动波澜壮阔，方面很多，从顾炎武到戴震历 17 世纪中叶至18 世纪中叶约一百多年之久。可是限于条件，随着满清封建统治的趋于巩固，因而衰退以至中断。但影响还是很大的，乾嘉的“朴学”，虽然变了质，也是它的余绪；至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维新变法运动，还接受了这个思潮的传统。我们应该注意，他们讲复古，讲正统儒家思想，不过拿来作为自己思想的依据，实质上，他们的思想本身含有新的内容。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它反映了封建主义制度发展至衰朽不堪因而寻求变革之道的新精神（至明代亡国，则又转为反满的民族主义精神；这时反封建统治和反外族统治实际是一回事）。毛主席曾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文中指告我们，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起，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业经济有特殊的发展，而类如江、浙地区的织造业也脱离了小农经济家庭副业的地位而成为有独立规模的厂坊：不过这些萌芽状态的经济因素，因受封建主义统治的压迫与摧残，没有很好地成长起来。马克思在他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开端指告我们，历史上当人们从事于变革与创新时，总要“召唤过去的亡灵来为自己效力”；并说，“其目的是在赞美新的斗争，而不在于仿效旧的斗争”。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称这个复古思潮运动是“以复古求解放”；又把宋以来“理学”的思想统治时期比之为宗教思想统治的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而把这个复古运动比之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所比拟的两方，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它们的相同之点的（但梁著《清代学术概论》把变了质的乾嘉“朴学”当成这一思潮运动的“全盛时期”，那就完全不对了）。总之，这个复古运动，实质是一个要求变革，要求解放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价值的新思潮运动，是不容置疑的。
　　吴敬梓生当这个新思潮运动的末期。顾炎武在他出生前 20 年死，黄宗羲在他出生前 6 年死，颜元在他 4 岁时死。但后起的戴震则比他年小 22 岁。只有在戴震以后，称为这个新思潮的继承者的乾嘉学者们才抛开了“经世致用” 的这一主要之点，完全转向脱离实际的为学术而学术的考据之学，即所谓“朴学”，而这个新思潮运动才变了质，成为绝学而中断了。吴敬梓的思想一方面与顾炎武、黄宗羲的显然一脉相通，一方面又与后起的戴震的学说有共同之点。他的好朋友程廷祚、樊圣谟都是当时有名的古学家，和他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他说“治经”是“人生立命处”，正是这个新思潮的特点。但是他的先辈大师们的“治经”，是拿来反对当时居于权威地位的“理学”思想；到了吴敬梓的时代，“理学”已经失去它统制思想的力量（“理学”虽经满清统治者极力提倡，也未收大效，后来不得不转而提倡“朴学”），所以在他就具体表现为与当时特别猖獗、严重地腐蚀着民族与社会的八股制艺风气作战。再则，他的先辈大师们之“治经”，是为了“经世致用”，也就是“救民水火”，“匡复明社”；到了吴敬梓的时代，政治环境不同了，满清的统治已经巩固，民族斗争已趋消沉，所以他的“治经”就具体表现为讲“文行出处”。这就是说，在他所处的现实形势下，他的先辈大师们作那样远大企图的客观条件没有了，在他只能以“治经”来作为个人与满清外族统治下的腐朽社会和黑暗政治对抗的思想武装了。同时，也应该指出，他的“治经” 和戴震以后的乾嘉学者们有根本不同。乾嘉“朴学”完全脱离实际，丢开了古学的思想内容，实际是为满清统治者服务；而吴敬梓不只想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而且以一个所谓正统儒者的精神热情地关心着现实社会，热爱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他始终对黑暗窳败的满清封建统治保持着抗拒的和不妥协的态度。应该说，他的先辈大师们的复古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爱国主义；这一基本精神，是被在他以后的乾嘉学者们完全丢掉而且走到相反的路上去了。但我们的吴敬梓，则仍然保持着这个新思潮运动的基本精神，他仍然是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四）吴敬梓一生历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在康熙四十年出生，满清已经结束了它的对内地本部的武力镇压，而转向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征服。但在本部，先代所遗留的民族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因此清廷在逐步巩固了它的政权的同时，对文化思想的统制也变本加厉。康熙是个历史上少有的博学多能的皇帝，对内部的文化思想统制，他有一整套的内行办法。那就是一面怀柔，一面镇压与禁锢。他提倡“理学”，主持多种古籍的整理编纂，同时严禁“小说淫词”，又兴文字狱。著名的文字狱先有庄廷■《明史》案（这不是康熙自己搞的），死 70 多人；后有戴名世和方孝标《南山集》案，处死刑流刑的几百人。到了雍正朝，因为他的皇位是抢夺来的，兄弟相残，君臣相忌，统治阵营内分崩离析，他为了巩固自己，大量用特务，统治手段尤其恐怖。单说文字狱差不多年年都有，如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钱名世作诗案（因为称颂了年羹尧）、查嗣庭出八股试题“维民所止”案、陆生柟《通鉴论》案、徐骏奏章笔误案；最著名的是吕留良案，牵连极广，杀戮极惨。雍正在朝 13 年，正当吴敬梓自 23 岁至 35 岁的时候，他所感受的应该特别深刻。《儒林外史》的写作，大约开始在乾隆朝初期，他已经 40 岁左右；到快50 岁的时候书即完成。这时政治恐怖空气暂时缓和了些，但老虎总是会吃人的，那威胁还是严重地存在（乾隆朝的文字狱更是吹毛求疵；搜查与焚毁书籍数十次，达一万数千部，多是些稗史笔记和诗文集；但这些都是吴敬梓死后的事）。鲁迅在蒋介石恐怖统治下作的诗有“城头变幻大王旗”、“怒向刀丛觅小诗”之句。我们可以想象，吴敬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写作这样一部深刻揭露政治与社会，处处都可以触清廷忌讳的讽刺小说，该怀着怎样的战斗热情和勇气；而他的正义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又必须怎样巧妙地表现出来，才能没有违碍。
　　《儒林外史》所写的，多有当时实有的真人真事做影子。这不只金和跋里一个个的指说过，我们根据有关的资料看，书中的杜少卿确实像作者自己，庄绍光确实像他的朋友程廷祚；书中写了杜少卿和庄绍光谢征辟的事，写了南京祭祀泰伯词的事，这也都是当时实有的事。但作者却把这些亲身的阅历（当然经过了很大的加工），也就是当时清代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假托为明代的故事；把明代的某些史事，拿来作成当时现实的背景，这在作者是怀着苦心的。因为这样办，一则可以规避现实政治，免得触犯忌讳；二则借事影射，可以很好的来攻击现实；三则也寄托了他对亡明故国之思，抒写他的隐痛。这样的假托，有《水浒》、《金瓶梅》的先例可以效法，但他运用得非常现成而且巧妙。
　　开宗明义第一回，作者就用饱含诗意的笔，写了一个他所悬为士子典范的历史人物王冕；他就王冕的历史材料加以概括和提高，创造为自己理想中最完美的形象，标题明白点出，这是为了“隐括全文”，“敷陈大义”。这一种士子的典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自来就被人敬慕的。士子这一阶层居于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按照传统的教导，他们应该替统治者行“仁政”，就是在适当范围内顾念人民利益，重视人民意见，使封建主义制度得以维持和巩固。因此，每当封建统治者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时代，也就是所谓“无道之世”，有些洁身自爱的士子就退隐不出，过他们“安贫乐道”的生活。早在春秋时代，就有长沮、桀溺；在魏晋之世，最为人所知的有陶潜。另一种情形，每到有道的君主出来，就亲自到田园、山林或江湖去寻访有名的贤士，诚敬地请他出来辅佐“仁政”，比如“渭水访贤”，周文王请出吕尚来；“三顾茅庐”，刘备请出诸葛亮来，这也都被人传为美谈。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士子讲“出处”讲“操守”的原则。因此，作者所创造的王冕这个典型，概括了历史上这种高明的贤士的传统精神。但同时又添上了新的特点，因为王冕是外民族统治的元朝人，他的退隐，除了表现反对一般“无道”的封建统治的精神而外，同时又含有反对外民族统治的意义。这一回中写推翻元代、复兴民族的朱洪武，写“大明”建国，都带着明显的称颂口气。作者笔下的王冕对朱洪武本怀着好感，后来从八股取士的制度，看到明朝也不是有道之世，才坚决的逃官到会稽山中。
　　作者用王冕这样一个典型来隐括全书，就形象地把主题思想揭示出来，评量全部人物也就有了明确的准绳或尺度。闲斋老人序里所归纳的四类人物，只有那不要功名富贵的最后一类，才是“品地最上一层”，才是“中流砥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拒绝参加满清的黑暗政治，不受满清外族统治的利用；而另外那些占绝大多数的三类人物之所以可怜可笑，主要就因为他们忘了这个大道理。
　　书中揭露现实政治吏治黑暗之处，也都是对于满清统治的攻击。最露骨的是第四十回极写萧云仙的战功和生聚教训的劳绩之后，不但没有得到朝廷一句奖励话，反倒被兵部工部斥为“任意浮开”工费，勒限严予追比，结果赔了七千两，把父亲的家产赔光了，还少三百两银子，仍被地方官紧追，后来沾了平少保的光，才不了了之。同样，第四十三回写汤镇台为顾全朝廷体统，积极主张兴师征苗，这事得到总督的支持，汤镇台野羊塘大胜，忠勇谋略都了不起，可是具了本奏进京去，却奉上谕指为“率意轻进，糜费钱粮，着降三级调用，以为好事贪功者戒”。汤镇台只好叹了一口气，收拾打点回家。我们知道康熙、雍正和乾隆各朝屡次攻略边疆，尤其雍正朝，有功勋的将领总被猜忌、受惩处，岳锺琪革职多次，年羹尧以征西功高受灭门之戮。所以这里对现实政治的讥弹意味是很明显的。全书一贯憎恶做官，对做官的有种种辛辣的讽刺，王冕的母亲说：“我看见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 蘧太守认为儿子亡化，晚景凄怆，“仔细想来，只怕还是做官的报应”。做官这样可憎，热中功名那么可笑，所以书中一贯地单只颂扬孝弟之道，而且极力用了最美好的感情来写尽孝；这是以尽孝否定尽忠，也就是说，作者根本否定了“尽忠”这回事。另外，作者还一贯地表露一种态度，就是对于“旧家”和老年人总怀着好感，而对于暴发户和青年新贵总表示憎恶鄙视，给以嘲笑与挖苦。这不能单纯了解为守旧或落后意识。因为在作者的时代，凡是 “旧家”总在明代就发达起来的，凡老年人总是明代的遗民，在作者眼里他们总保有较为淳厚笃实的家风和性格；而暴发户和新贵，都是在满清统治下才飞黄腾达的，他们一得意，就忘了根本，带上满身奴才相和市侩气味了。书中反映的整个社会风气，也有江河日下之势，作者对这一发展趋向，寄与了无限忧愤悲慨之情。这都是作者主观的印象，也是客观真实的反映。因为在外族黑暗统治下，对社会人心所起的腐蚀作用总是特别严重的。
　　以上说的各点，都表露了作者对满清政权的态度，表露了作者的民族思想和感情；虽然表露得隐隐约约，曲曲折折，但贯串在主题，弥漫在全书，不一定枝枝节节在某一处。因为士大夫的堕落，社会的败坏，政治的黑暗，和满清的外族统治分不开；人民与封建统治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是一回事。鲁迅说《儒林外史》的描写，“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看来作者的“微词”和“狙击”，最终都指向了满清罪恶黑暗的统治。

　　（五）

　　但是“儒林外史”攻击和揭露满清封建统治下的政治与社会，主要还是就士大夫阶层下手，即以士子们对功名富贵的问题作为中心的。在过去封建时代，士子们在民族、社会中起着感官和神经的作用，他们对人民群众影响很大，往往左右着民心的向背。满清征服者人口少，力量弱，文化落后，而被征服的这个大民族，则拥有历史悠久的高度文化。因此对于士子们的驾驭，对于文化思想的统制，满清统治者在建立政权之初即特别重视；它很现成的沿用了明代八股制艺这一罪恶制度，作为牢笼士子，统制文化，禁锢思想，腐蚀人心的主要办法。特别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也就是吴敬梓生活着的年代，复古思潮运动的影响随着先辈大师们的凋谢与满清统治的巩固而益趋淡薄，这是八股制艺最猖獗的年代，是满清统治者的罪恶政策取得胜利果实的年代，是文化思想重又回到黑暗的年代，也是一般士子们堕落无耻、丧心病狂的年代。章学诚在他的《答沈枫墀论学书》说，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几年的时候，八股风气大盛，老生宿儒甚至把通经服古看成“杂学”，把诗和古文辞称为“杂作”，士子不会做八股制艺，就不能算“通”。章学诚这里说的，正和《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完全符合。这样的情形，在保有清醒头脑和敏锐感觉的热情爱国主义者的吴敬梓，觉得最为沉痛而无法容忍；《儒林外史》痛击八股制艺，集中地讽刺士子们的热中功名富贵，那特殊意义是很可理解的。
　　在开头几回里，作者先就八股制度的本身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攻击。
　　周进和范进，在没有考中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和内心精神，是多么悲苦，多么令人不堪，可是一旦中了，就一步登天。像周进，受尽辛酸和屈辱，但后来科名得意了，原先侮弄他的梅三相，恬不知耻地在别人面前冒充他的学生了；他写的对联也要小心地揭下来，像宝贝一样珍藏起来了；轻视他贱视他，辞掉他的馆的薛家集的人，替他供起长生禄位牌，把他当做神明来看待了。像范进，原来穷得没米下锅，一家人饿了两三天，不得不将一只正生蛋的鸡拿到集上出卖，但转眼之间，田也有了，房子也有了，奴仆丫鬟也有了，细瓷碗盏和银镶杯箸也有了。他们都从踩在人脚下的地位，骤然升为高高骑在人头上的缙绅大老爷。有功名就有富贵，这怎么不叫人拚死？不叫人发疯？但是中与不中，却全无凭准。周进考了一辈子，到老还是童生，忽然一下运气来了，就青云直上；范进也是考到胡须花白，只因遇上年老才发的考官周进，对他怀着同情和怜悯，有心要取他，把他做的八股文章连看了三遍，先是觉得实在不好，“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最后忽然看出是 “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考生的卷子还未交齐，就把他取做第一名，把另一童生魏好古取做第二十。
　　八股取士就是这样一种瞎胡闹的制度，功名富贵的来头就是这样的滑稽扯淡。但就是这种滑稽胡闹的制度，使得士子们利欲熏心，丧魂失魄，什么是非观念也没有了，什么理想和抱负都抛掉了，人人变得堕落无耻，胡涂愚妄而不自知。第十三回写马二先生的一番议论，在他的观念里，自古以来，士子就是要做官，不管怎样才做得到手，“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马二先生是个很诚笃的人，说得赤裸裸，一点没有矫饰。三十四回高翰林评论杜家，说杜少卿的父亲“又逐日讲那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都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在八股世界里，什么都公然成了骗取功名富贵的假文章，根本无所谓德行和作为了。于是这些士子们习于虚伪和谎骗，而不以为怪。像范进本是个拙朴的人，中举后，母亲死了，就被张静斋撺掇着拿这做题目，到高要县汤知县处去打秋风，汤知县请他吃饭，他因要守孝尽礼，连象牙银箸都不肯用，可是大虾肉圆子却吃。荀玫本也是个诚实青年，科名一得意，就听从王惠的建议，要匿丧不报，悄悄去求周司业、范通政保举，而周、范两位为人伦师表的学官竟说“可以酌量而行”。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孝是“百行之首”，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德行，可是这些大人先生们拿它作伪，并且视为当然。与此相关连，这些功名中人另一个普遍的特征，就是愚妄无知。著名的选家马二先生呆头呆脑，把骗子洪憨仙认真当做神仙，诚诚恳恳地跟他做行骗的勾当，直到事情完全揭穿，他还对他怀着感激之情。王玉辉也是个正派的老好人，但迂腐到泯灭了人道和天性，他鼓励女儿绝食殉夫，满口说女儿死得好，他的老妻和亲家都不读书，但脑筋比他清楚。张静斋和范进两位举人在汤知县处大谈刘基的故事，满口胡说八道，眼面前的历史知识也一点没有，做了通政的范进，连苏轼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士子们的恶劣与无行，也成为风气。像严贡生关人的猪，讹人的钱，强夺寡妇的财产，甚至把云片糕硬说成值几百两银子的药，满口做官的张老爷、周老爷，如此诬赖和威吓船家，目的不过是不给赏钱。王德、王仁两兄弟，因为姊夫严监生以王氏名义每人赠了一百两银子，他们两人就马上哭得眼红红的，并且“义形于色”，拍着桌子说：“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这类恬不知耻的人物，充满当时的儒林中，他们利欲熏心，各有一套招摇撞骗、趋炎附势的本领，妙的是大家习以为常，对自己的堕落无耻毫无一点自觉，反倒沾沾自喜，引为得计。
　　当时做官的，就多是这种八股取士制度所培养训练出来的愚妄与无耻的人，所以政治吏治的黑暗窳败是当然的事。看高要县的汤知县怎样办案，他为回民卖牛肉的事，自己没有主意，听了张静斋的一席话，搞出人命，闹得一团糟，结果还要发落几个为头的，以保持脸面。为盐船被抢一案，那彭泽县知县问原告舵工水手等：“那些抢盐的姓甚名谁？平日认得不认得？”随即大怒，说：“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那有这等事”，不由分说，把他们各打二十板，寄监再审，还要打朝奉。但汤少爷拿贴子一说情，就扯个淡一齐“开恩”赶出来。王太守一到南昌的任，一心记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话，用戥子、板子和算盘来治理地方，因此被称为江西第一个能员，很快就升了上去。凡稍有一点好的倾向，比较为人民欢迎的，如温州知县李瑛，安东知县向鼎，就有摘印或被参的危险。有这样的衙门，他们的差役也就专干坏事，像杭州巡抚衙门的潘三等一批差役，像押解宦成的差役，他们久惯牢成，神通广大。像匡超人的打枪手，万青云从假中书变成真中书，都是公开的或合法的偷天换日。书中对当时政治吏治随处作漫不经意的但又是十分深刻的揭露。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官是忠于朝廷的，他们一律徇私舞弊，欺下瞒上；这就是满清统治的特点。
　　书中除写醉心功名的士子而外，还以同等的笔墨写了许多招摇撞骗的假名士。这种假名士，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原也有悠久的来历。所谓名士，本应该是像吕尚、诸葛亮或陶潜这样的人，他们隐居着，不出来做官，心怀淡泊宁静，以品行、识见或才学而知名，所以称为名士。《礼记·月令篇》说： “勉诸侯，聘名士。”名士是为有道的统治者所尊重的。因此就产生一种情形，就是一些并不高明，也无贤行的士子，装出隐居的姿态来，藉以邀得统治者和社会的尊重，博取富贵和名誉。古书上称这种假名士是“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但到了像《儒林外史》里的这些名士或山人，连隐退的姿态也干脆不做了，因为做了，也无人理睬了，除非像娄三娄四这样吉诃德式的公子才满怀幻想，自我陶醉地去访杨执中、权勿用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他们多是功名爬不上去，想谋富贵而不可能，想受人敬重而不可得，所以有的就走巧路，学着谄几句滥调的诗，冒称高雅；因为诗是写在斗方纸上，所以称为“斗方名士”。他们奔走富贵者之门，扯扯谎，帮帮闲，骗些银子，或混碗饭吃。杭州、扬州和南京，到处看见他们丧魂丢魄地跑来跑去。像牛玉圃、景兰江、赵雪斋、浦墨卿、支剑峰、辛东之、金寓刘等等，都是当时社会制度制造出来的一群游民。
　　因此功名富贵不止腐蚀了士子们，也对士子们以外的广泛社会散布着恶劣影响。比如牛浦郎本是个市井贫家少年，他为了一心想相与官府老爷，就冒了别人姓名，骗人、吓人，无所不为。妇女们像王太太之类，也一心想做诰命夫人，甚至妓女如聘娘也想做官太太想得做了梦。又比如五河县，整个儿成了利欲熏心的世界，正如余大先生说的：“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概都灭绝了。”
　　如上所述，作者全面地体察了功名富贵的制度对社会人心与政治吏治的腐蚀作用和恶劣影响，因此，他自然而然倾心于两种人物：一种就是轻视功名富贵，襟怀冲淡的人，他们保有先代进步思想，讲究品德和学问，正和作者自己志同道合，因之也是书中的肯定人物，如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和迟衡山等。另一种就是下层细民和落拓不得志的人物。他们都受当时政治社会的压迫，处境很悲惨；或者在功名富贵的圈外，因之能保有善良人民的本色或真性情。比如三十五回庄征君辞爵还家途中所见一对无人过问的年老夫妇的死；三十六回虞育德救助的，为田主所逼因而自杀的农民等等，书中虽没有着重地写，但那同情之心是显而可见的。二十四、五各回写鲍文卿的为人以及他和倪老爹的关系，尤其对于倪老爹，作者充满了同情、悲怜和不平；二十一回写卜老爹、牛老爹的友谊，二十回写甘露僧对牛布衣的情分，十六回写匡超人未发达时的家庭关系，十五回写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关爱，作者都以深沉的赞叹和忧郁情绪，描写了这些在贫贱中的人物的真挚笃厚的人情。倾心欣慕之情还突出地寄托在头回对王冕的田家生活和末回对四个市井高士的描写里。作者着力写了这些人物的美好的品质与纯良高洁的内心精神，与功名富贵中人的丑恶习性作对比，以反照儒林中的寂寞无人。很明显，作者一心倾向于“微贱”人物的这种深切亲爱的感情，是从对于功名富贵中人的利欲熏心、堕落无耻的反感而来，也是从对于统治者所设“名缰利锁” 的罪恶制度的憎恨而来。他觉得凡是功名富贵圈外的人，多比较可亲可爱，他们的心地多能保持本有的真诚与笃实。比如周进的姐夫金有余和他的朋友，牛浦郎在被牛玉圃痛打后路上所遇的那个黄客人，都是商人或做小买卖的，但他们帮助人，对待人都是一片真心实意；这是一般热中功名富贵的士大夫阶层所没有的人情。又如抚院差役潘三，三教九流，作恶多端，但作者不是取一种憎恶的态度来批判他，相反，从他的坏蛋行为中倒着重地描写了那种江湖豪杰式的慷慨义气，和真挚亲切的人情；这比起飞黄腾达后的匡超人，和那批浇薄虚矫的假名士来，就显得非常可爱了。
　　对于妇女和两性关系，作者也持着完全不同于世俗的，他自己的清新自由的独特见解和人道观点。这种见解和观点，并不彻底，而且有时显得自相矛盾，但是，却有明显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意味。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封建婚姻，但二十五回写鲍廷玺娶王太太，却把封建婚姻的毒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十三回写宦成和双红的恋爱私奔，则寄与了欣喜和同情。他也并不一般地反对旌表节烈，但四十八回写王玉辉之女的殉夫，却深切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泯灭人性与惨无人道。他反对像玩弄男戏子这类上层社会盛行的腐朽恶劣的风气，三十回写“访友神乐观”、“高会莫愁湖”，对杜慎卿作了集中的挖苦。他对夫妇关系的观念，表现在正面人物庄绍光和杜少卿的家庭生活描写中。三十三回写杜少卿与娘子同游清凉山，三十五回写庄绍光居玄武湖与娘子饮酒读书，都是作者对世俗社会挑战的着意之笔，因为这样的夫妇关系，正为封建礼教所不容，为世俗社会看不入眼的。虞博士说：“这正是他的风流文雅处，俗人怎么得知？”他所主张的无非是一种合乎道义与人情的真挚笃实的人伦关系，其主要内容还是反对功名富贵之泯灭人性和丧失天良。三十四回写杜少卿说《诗经》，就直接表露了这种见解。杜少卿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最明显的是讲《女曰鸡鸣》一章：“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这番话，可以作书中许多描写的注脚，也具体见出作者以“治经”为“人生立命处”的精神。这里讲的是《诗经》，实际是发表他自己由世俗观念反激出来的清新自由的进步思想。因此他反对娶妾，认为娶妾最伤天害理，但理由是免使天下有无妻之客，所以主张人生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这番议论，被萧柏泉讥为“风流经济”，我们今日看来，也确实不够高明。但他还是尊重女性人格的。四十一回写沈琼枝，充分写出了当时社会制度下受压迫凌辱女性的内心深处的辛酸和苦痛。沈琼枝对杜少卿和武书说：“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两样人皆不足与言。今见二位先生，既无狎玩我的意思，又无猜疑我的心肠┅┅”作者对于沈琼枝的同情和尊敬，也还是由对于利欲熏心的世俗社会的反感而生。后来杜少卿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消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书中写沈琼枝言谈行动落落大方，对待拘捕她的差役，回答知县的审问，都从容沉着，理直气壮，有主意，有信念；一直写到沈琼枝的故事结束，都是笔歌墨舞，把这个反封建反世俗的女性英雄，塑造出光彩夺人的高尚形象，并从而对当时窳败黑暗的社会和政治作了真实深刻的揭发。
　　（六）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所以讽刺即是写实。吴敬梓的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是他的讽刺艺术的生命。《儒林外史》所写的人与事不止具有严格的真实性，而且也是平凡的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是日常普遍存在着的。不过这些日常生活现象，在别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意，好像认为应该如此，理所当然似的。但作者则从爱国主义的正义思想出发，以其清醒头脑，敏锐感觉，随时随处明确地认识和强烈地感到那可笑、可鄙与可憎，这对他，犹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他以艺术的笔，善意地写它出来，希望“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闲斋老人序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谈稗官者可进于史。”又说本书所以名为“外史”，是表示不自居于“正史”之列的意思。作者在书中所表现的态度，正是我们中国古代史家的一种高明的传统态度。在我国古代史家所要求采取的实即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态度的要点，是反对主观主义，力求客观真实。不但不容许无中生有或凭空臆造，而且力求“不虚美”、“不掩善”，即不容许以主观去任意改动客观真实。认为国家大事的得失成败，如日月之蚀，绝不是“饰辞矫说”所可掩蔽的。所以要求做到“明镜照物，■媸必露；虚空传响，清浊必闻”。但又绝不是置身事外，无是无非的客观主义态度。即在记载中，在处理上，要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有一定的褒贬倾向。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春秋之所书以褒贬为主。”《三字经》说：“寓褒贬，别善恶。”史的目的就是分别善恶，有褒有贬，使后人借鉴。但这种别善恶，有褒贬，要能“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对于所拥护爱戴的方面，不掩盖隐藏其缺失；对于所反对的方面，也不抹煞其优长。这就是，排除主观偏见成见，而将客观真实显示出来，让它本身去作褒贬。因为客观真实本身有善恶，有是非；史家要能发现它，掌握它，把它显示出来给人看。我国古代史家所讲究的这种态度，实是一种努力追求与坚持真理的合乎科学原则的态度；而这，在写作上也就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首先就生根在这种严肃的现实主义上面。他接受了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具体运用在小说创作上，而加以发扬光大。比如，书中写了几个正面人物，主要只是肯定他们不同于世俗、不热中功名富贵这一点。他们轻视功名富贵，所以心怀冲淡，为人笃实，有真性情，有真见解，有真信念。他们一个个是活的人，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而不是一些善的概念或标本。他们都生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因此，也就不能完美无缺。比如被称为“真儒”的虞育德，就不是没有可疵议之处。他把家乡房子给表侄汤相公住，表侄拆卖了，又到南京来找他要银子租屋住；他说拆卖房子是应该的，要的银子也照给。这就是只顾自己讲厚道或恕道，实际鼓励别人作坏。一个监生犯了赌博，送给他惩处，他却留在书房里天天一桌吃饭，大加优待，还替他向上面辩白。学生考文作弊，把夹带误夹在卷子里，交到他手里，他赶快悄悄还给那学生，发案之后，这学生考列二等，跑来谢他，他坚决不承认有这事。这样一些作法，当然都有他的不同于世俗——尤其反对功名富贵制度的高明之处，但既然如此，他何必做这国子监的学官？这实在是一个为社会风气反激出来的迂而无当的滥好人。又比如杜少卿，这是作者取他自己为影子而创作出来的一个正面人物，他在家乡相与臧荼和张俊民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他骂臧荼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但仍和他们做亲密朋友，大把的拿钱帮助他们。所以娄老爹批评他“贤否不明”；这是十足的旧家大少爷脾气。余大先生，在书中也是作为有品行的君子来处理的，但他到无为州去打秋风，受贿赂，闹出一场官司。凤四老爹是个义侠，却在秦中书家作宾客，为冒官的万中书大卖气力，这样的“侠”和“义”，也未免无聊的很。从这些处理上，我们很难说对这些正面人物就毫无挖苦的意思。但他们在主要方面，毕竟还是应该被肯定的典型。这些正面人物并不使今日的我们读着觉得讨厌，起反感，正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这就是作者的“爱而知其丑”的态度。

　　同样，书中对于否定人物，主要也只嘲笑他们热中功名富贵，醉心八股时文，此外决不一笔抹煞。而且对他们也不苛求，许多被挖苦的很没品行的人物，都让他们参加了祭祀泰伯祠的典礼，担任着职位，其中如辛东之、金寓刘等性格有些恶劣，如储信、伊昭等很庸俗，景本蕙、臧荼等很无聊。但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功名上不得意，都不是富贵中人；参加泰伯祠祭典的，没有一个飞黄滕达的人物。书中对一些高官厚禄、享有富贵的上层人物讽刺得最辛辣，最不留情，如对高翰林、秦中书和施御史等；那是因为这种人确是那副嘴脸，我们只觉写的新鲜活跳，入木三分。但书中也并不一味否定做官的，比如向太守对鲍文卿的厚挚之情，李给谏对匡超人的提携之力，都写得真切动人。这就是作者的“憎而知其善”的态度（这里也只是指出他处理人物的态度的特点，至于这种态度是否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那是另一问题，这里不谈）。
　　鲁迅所说作者“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更重要的应当是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这一特点方面。就是作者对于人物的挖苦嘲笑，决不是对个人的人身攻击，相反，他对他们都怀着一种深切的同情。这就使我们在阅读中，觉得这些人可笑、可鄙与可憎，但同时又觉得他们处境很惨，十分可怜；我们忍不住要笑，但同时又不禁皱起眉头，沉下了心，觉得难过。因为书中揭露得很明显，不是这些人本身不可救药，而是他们的思想性格里体现了政治与社会的罪恶。作者好像坚决地相信：人多是些好人，比如匡超人、马二先生、王玉辉等等，他们只是受了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作弄，以致迷失本性，陷入这样堕落无耻、愚妄无知的不堪地步。这就是，从人物思想性格的描写中，深刻地揭露了那政治与社会的本质；从对于人物的嘲笑中，有力地攻击了统治者与社会制度。作者热爱着民族，热爱着祖国，热爱着人群，但是痛恨满清的罪恶统治，痛恨腐朽的社会制度。他清楚地指告给读者，要对那罪恶统治抗拒，要和那腐朽制度隔离，要站得远远的，保持自己善良纯朴的品质，清新自由的合乎真理与人情的思想。书中对于士子的堕落与愚妄，对于社会的恶劣与庸俗，对于政治的黑暗与窳败，都通过人物描写，作了无情的深刻的暴露和有力的鞭挞，但同时，他又对自己的民族、祖国与人群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心，认为我国先代所遗光辉传统和精神财富无比深厚，不可摧毁，世道人心可以变得好起来，一切的丑恶与耻辱都可以洗刷干净。因此他虽然身处日益沉沦的黑暗现实之中，但绝不悲观，绝不沮丧。他似饥若渴地热望着未来的光明，似饥若渴地寻求着那种继承了过去传统和显示着未来光明的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是表现在人性的尊严上面，表现在对于真理正义的理想的坚持上面，表现在对于生活和创造的执着与热爱上面。但是显然的，他已经渐渐不能在士子们——无论富贵的或贫贱的——社会里发现这种可贵的力量，因之他也渐渐不能再把对于未来光明的希望寄托在士子阶层了。在最后 “添四客”、“弹一曲”一回的开端，他以黯然之情综括地叙明了这一点，而后，写了四个特立独行、有品格有信念的狂狷人物：一个“自小儿无家无业，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的会写字的季遐年；一个“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卖火纸筒的棋手王太；一个家道破落后，沦为开茶馆的，会画画，喜读书的老人盖宽；一个“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做诗”的，做裁缝的荆元。他在自己所接触到的生活范围里面，欣慰地发现所寻求的那种显示未来光明的力量，是存在于市井下层社会里面了。
　　吴敬梓的爱国主义是热烈深沉的，因此，他的现实主义是严肃的、高度的，因此，他的讽刺艺术也是无比深刻的。他总是从日常生活现象的体察之中，抓住事物内在的本质，透入人物内心的深微之处，总是从一些似乎是漫不经意的淡淡几笔描写中，饱满深到地托露出发展的必然。比如周进游贡院，一头撞在号板上，他为什么这么伤心？在第二回中，一直抓紧了写这一点。当周进未出面时，先就为他布置好了那个利欲熏心、恶俗浇漓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这个考到胡子花白还是童生的主人翁的内心感受应该怎样？梅玖怎样挖苦他、凌辱他？王举人的言谈与生活势派怎样威胁着他、压迫着他？他又怎样连一个每年十二两银子束修的馆也丢了，不得不受姊丈的照顾，跟着去做记账的：从这些描写里，无不深切入微地揭示了他积压在内心的辛酸、悲苦、屈辱和绝望之情；因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从前以往、一直多年以来他是怎样生活过来的。这样，一旦进了号，看见两块号板，“不觉眼睛里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上去，直僵僵不醒人事，就成为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发展焦点了；而这，是怎样准确与透彻地暴露了功名富贵制度的罪恶本质？范进为什么中举发了疯？因为他考到老，时时热切盼望这一日，但又从来没料到真会有这一日，这猛然的大惊喜，使他的长久郁结之情顿时大开，使他的神经不能承受；那发疯的状态和过程，无不使人发笑，又无不令人惨然，但写来丝丝入扣，笔笔深彻，毫无一点臆造或走样。这时与他的性格有相同之点的他的老太太却还不会受到什么刺激，因为她是一个贫家的妇女，她根本不了解中了举人有怎样的实际意义。但等到知道细瓷碗盏、银镶杯箸以及奴仆房屋都是自己家的，这对她就具体的很了，于是大笑一声，也不醒人事了。匡超人是怎样一个纯良勤谨的贫家少年，他是怎样一步步成为那种恶劣无耻的人的？他的性格中本来有聪明乖巧这种特点，他的处境使他要向上爬，他有向上爬的条件，并且得到那些际遇，于是他就自然而然那样发展起来了。所有这些描写，都是严格地真实、无比地深刻，不肯有一点苟且，有一丝模糊或差讹。唯其如此，书中所表现的人物性格、生活现实、其内部蕴藏都可惊地深厚，足够我们作步步深入的体会与发掘。我们常听人说，读“儒林外史”像吃橄榄，初上来似乎淡而无味，但愈是咀嚼，愈觉得味道淳厚隽永。这并不是神秘不可理解的，反映生活真实愈深刻丰富，就愈令人有咀嚼不尽的味道，而其动人之力也就愈大。
　　但有几回却不是如此。如三十八回写郭孝子寻亲途中经历，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平少保奏凯，以至四十回上半劝农兴学；另外还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这些片段，有的写得完全不真实，有的写得概念平板，总之都没有现实生活体验；作为艺术看，显得很低劣，和书中所表现的一般高度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迥不相侔的。其次，在这几段里有几处对话，那思想跟全书主题和作者的思想也正面冲突，不能相容。如三十九回郭孝子劝萧云仙不要作侠客，说“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任你荆轲聂政，也只好叫做乱民。像长兄有这样品貌才艺，又有这般义气肝胆，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将来到疆场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长兄年力鼎盛，万不可蹉跎自误┅┅。”萧云仙道：“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如拔云见日，感谢不尽。”后来父亲萧昊轩吩咐他投效平少保去打松潘，也说：“┅┅你也可以借此报效朝廷，正是男子汉发奋有为之时。”这样再三宣扬“报效朝廷”、“替朝廷效力”、“博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和全书精神、作者思想完全违背。若说是讽刺，全书中从没有这样蠢笨的讽刺；而且这些明明都是正面话，说话的也都是作为正面人物来处理的。尤其郭孝子，前面三十七回里的郭孝子是个反对统治者的狷介人物。武书要他去找虞老师，他说， “我草野之人，我那里去见那国子监的官府？”以后武书提及杜少卿，他说： “杜少卿？可是那天长不应征辟的豪杰么？”又说“这人我倒要会他。”我们知道，郭孝子的父亲就是“曾在江西做官，降过宁王，所以逃窜在外的” 王惠。他隐姓埋名称做郭孝子。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忽然替朝廷宣扬起来？再看这几段里用的语言，也多陈词滥调，生硬呆滞，读着枯瘪无味；手法上也庸俗拙劣，有些地方对不起榫来，有些地方显然是坊间小说的老套。我们知道，现在最流行的五十六回本，除最末一回已公认是后人所加，还有五十五回。但程晋芳作的传和《全椒志》都说原书只有五十回。上面提出的几段（不是整回），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笔。
　　（七）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从对现实的处理方面看，是取传统的史家态度而加以发展；若从表现手法或技巧方面看，则可称为“史笔”。
　　《晋书》有“皮里阳秋”一语，意思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这和“寓褒贬”意思相同。后人所说“皮里阳秋”的笔法，其实即是春秋笔法。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同流。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教所讲“温柔敦厚”、“主文谲谏”、“风人之旨”、“讽谕之义”等说法，那基本精神和史笔是一致的。过去作诗为文，讲“蕴藉”、“含蓄”，讲“意在言外”、 “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到笔不到”；戒直言，戒浅露：是我国文学在表现上的传统准则。
　　所谓“寓褒贬”，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意见或思想寄寓在客观真实的具体形象里面传达出来给读者；因为表现出来的形象的特征，是经过作者挑选揉合的，即是，经过作者按照客观真实的本质和法则而概括、集中，而安排与处理的。在这里，作者的主观之见，不应该违背客观真实，而必须尽可能做到统一于或服从于客观真实——在这个前提之下，作者的看法，尤不容简单地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必须通过具体形象的本身和盘托出来。我国传统的这种所谓“史笔”，实是很高的现实主义手法。
　　《儒林外史》在表现上，就是用的这种“史笔”，或“皮里阳秋”的手法。上段说作者体察现实的深度，我们随手举出一些例子作了粗浅的说明，这些例子同时也好说明他的艺术手法的特色。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发迹，在全部描写中，都通过具体逼真的形象，表现了丰富深刻的思想，传达了明确的正义观点（这种思想与观点，是作者从爱国主义出发，由对生活现实的深入体察得来的）。作者并没有直接对我们褒贬什么，但那种种形象却无处不含有巨大力量的褒贬。这种地方很不容易说明；简单地说，我们在阅读时，不可忽略下述三点：
　　第一，书中所写每一场合的形象的本身，哪怕是轻描淡写的几笔，一般都蕴藏丰富深厚，我们阅读时不可从表面滑过。这一点，我想这里无须赘说。第二，必须从各个场合形象的关连上、发展上来作体会和了解。比如周进在薛家集教馆时，村上人怎样看待他，尤其梅玖对他怎样态度，说了些什么；后来周进做了学道，村上人怎样看待他，梅玖怎样看待他。范进未中举时，胡屠户怎样看待他，对他讲些什么；后来范进中了举，又怎样态度，讲了些什么。这些，都要前后关连起来看看，想想，不能看到后面丢了前面。

　　又比如第四回严贡生和范进、张静斋见面，自吹汤知县如何特别赏识他（那说法揭露得很深广）；又自称为人率真，在乡里间从不占人便宜（他特别表白这点的用意），所以很蒙父母官相爱（这些自吹与表白之点，以及特意对此时的范、张二人说的用心，都当关连起来寻求其意味）；随后小厮来告讨猪之事，他和小厮几句对话的情状；后来汤知县接受王小二和黄梦统喊冤所诉之事，以及汤知县实际对他的观感：这些，都是前后对照着写严贡生的恶劣无耻的。同样，对于张静斋，在胡屠户、在那僧官、在汤知县各人心目中的印象，以及他与众光棍、与范进、与汤知县的关系和对他们所发生的影响：这些，各方面也都关连着，逐步深入地写出张静斋的为人和作风的。这是就大处说。有许多细节，也不可忽略。比如对于周进，写他在薛家集教馆，申祥甫拿出一副蓝布被褥，送他到观音庵歇宿；以后领来七长八短几个孩子；晚间拆看各家贽见；平日孩子淘气，他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导；天暖，他午间出来看河道春日风光，雨中见王举人船到；直写到王举人吃什么，他吃什么；次早王举人走了，他如何扫地：凡这些细小节目，也都当连到他游贡院头撞号板的事上来看，才能了解周进精神内心的具体情状及其发展。
　　第三，还必须就各个场合的形象以外去寻求那所暗示的。这就是所谓“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所谓“事溢于句外”，或所谓“神余象表”。比如，前面提过，周进从前以往，一直来的经历、遭遇，所受辛酸、悲苦，以及内心生活，书中都未提及，但读者从他到薛家集后的描述里，这些都可推知；他的头撞号板，不醒人事，是多年长久以来所积屈抑之情的总爆发，决不是到薛家集后短短一年中的那些情事刺激出来的：举此一端，我们就知道书中关于周进的一些有限的描写，暗示了多少深厚丰富的东西。又比如第六回写严监生死后，严贡生由省回来，赵氏请王德和王仁两位舅爷陪着他在书房摆饭，席上谈话，两方唇枪舌剑，互相诋毁；说的都是考文章一类不相干的事，并无一语提及严监生的财产：我们应该知道，这时他们之间，心理意识中都横梗着一个财产的问题；正是为了孤儿寡妇的财产，他们才那样勾心斗角，嫉忌之情形于言色。书中没有明写这一要点。但是这一点，从前后许多描写里已经充分暗示出来，实在用不着再画蛇添足。又比如严监生之死，究竟为什么致死的？书中未明写（难道是为悼念已死的王氏，悲痛过度所致么？实在不是）。我们知道他吝啬到临死连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也觉得费了油，不能断气。但是他为王氏丧事，被逼着花了四五千银子；为扶正赵氏，不得不大封大封的银子拿出来送给二位舅爷，还不时要送给他们新米、冬菜、火腿和鸡鸭小菜；又花钱请三党亲戚，一次就摆了二十多桌酒席。两位舅爷的为人他极清楚，他们的欲壑难填；只倚仗舅爷的力量，明摆着还不成，另外那不在家的老大还得准备花更多的钱来作无止境的笼络，他已经为他的官司贴了不少银子了。他是个胆小怕事，心性懦弱，而拥有很大财产的守财奴，处在这样一种众多强横亲戚觊觎侵夺的形势里面，他的内心精神应该是何状态？在此处境中他无法自拔，只有不时哽咽哭泣；后来感觉心口疼痛，每晚算账到三更，渐渐饮食少进，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儿子小，无人可托，少不得在一日自己料理一日；渐至卧床不起，还想着田租，打发仆人去，又不放心。“那一日，早上吃过药，听着萧萧落叶打的窗子响，自觉得心里虚怯，长叹了一口气，把脸朝床里面睡下。”于是二位舅爷又来辞行去省里乡试，他又不得不拿出几封银子送给他们“添着做恭喜的盘费”。像这样，这个守财奴的思想性格、精神内心、具体处境连同得病致死的原由和过程，都无比深微地托出来了。但书中也有几处不是这种“皮里阳秋”的写法。四十四回至四十七回，写到五河县风俗人心的地方，就有几处作者禁不住出面发议论，把自己的观点直接拿了出来。“其风俗恶如此”，“总是这般见识”，“欣欣得意，不以为羞耻”，“生在这恶俗地方”等等，都是直接骂出来，而后再写具体的人和事。这几处的写法，在全书里是很特殊的。
　　上面所说“皮里阳秋”的史笔，最主要的特点是“概括”和“简约”。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出来说一说。我国传统的史笔，极其讲究“概括”、“集中”的手法，以及行文造语的简约凝炼。所谓“略小存大”、“举重明轻”，所谓“疏而不遗，俭而无阙”、“文如阔略，语实周赡”，所谓“一言而巨细咸该”，“词约事丰，神余象表”，“文虽简略，理皆要害”等等说法，都是讲如何不浪费笔墨，用最简单的语言，表现最深刻丰富的内容；如何将生活现象精工提炼，如何抓住最特征的东西，表现那最有深刻意义的内在本质（这里只是指出我国古代的史学与文学在手法上有其基本相同之点，至于具体运用；并不是毫无出入）。高尔基说契诃夫的短篇都是一个个的小瓶子，里面装着精炼过的无比浓洌的酒精；苏联叶尔米洛夫称契诃夫的作品为“现实主义的提高”。这些评语，用在《儒林外史》的描写，同样很恰当。
　　许多精彩的情节应该首先注意：周进头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范举人吃虾肉圆子，严监生伸着二指不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娄公子捐金访杨执中，侠客虚设人头会，牛浦郎发阴私被打，王太太嫁鲍后下厨，徽州府烈女殉夫，来宾楼灯花惊梦┅┅数不完的这些情节，都给我们深刻不忘的印象，我们可以随口谈出来；它们也使人爱好，使人喜欢谈。那特色，是在于它们集中地、准确地揭露了矛盾，鲜明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从而特征地、深刻地反映了政治与社会的内在本质；因此这些情节思想性和艺术性两皆高强。这决不是单纯的材料或手法问题，而必须有赖于正义的爱国主义观点，有赖于丰富深刻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因为这些都从生活现象中精炼出来，是现实的最大概括和最高集中。后来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等而下之的如《黑幕大观》之类小说，只是简单地追求新奇情节，就不能成为很好的艺术。
　　书中的对话和神情动作的描写，看去很自然，很生动逼真，但也尽了集中与提炼的能事。尤其是对话，多是声态并作，活灵活现，深入隐微地揭出思想性格及精神内心的特点，差不多每一处都值得仔细寻味。这在上面的举例里已经见出梗概。这里不妨任便再举几处。比如第六回严大闹船家，硬把云片糕说成珍贵的药，一口一个官，要写贴子送他们到汤老爷衙里打板子。这番话里有一要点，是威吓为主，胡赖为次。因为这谎太离奇，讹不住人家。在那声口语气里，严大的恶劣无耻，活现纸上。接着几个搬行李的脚夫上船劝解，说了一段话，表面是责备船家不是，骨子里却句句揭穿严大的无赖，为受屈的船家开脱。在那声口语气里，被压迫者雪亮的眼光，善良的品质，正义的心肠，无可奈何的抗议，和对于严大与官府的鄙视敌视之情等等，都可以具体感觉出来。二十三回牛浦和子午宫道士谈话，牛浦道：
　　我一向在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那董老爷好不好客！记得我起初到他那里时候，才送了帖子进去，他就连忙叫两个差人出来请我的轿。我不曾坐轿，却骑的是个驴。我要下驴，差人不肯，两个牵了我的驴头，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阁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董老爷已开了宅门，自己迎了出来，同我手搀着手，走了进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辞他回来，他送我十七两四钱五分细丝银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着我骑上了驴，口里说道：“你别处若是得意就罢了；若不得意，再来寻我。”这样人真是难得，我如今还要到他那里去。

　　这番话，牛浦精神世界和内心活动的微妙处都勾了出来。他的吹牛，并不是漫天扯谎，而是根据实有的关系，运用他所能有的想象力编排出来，努力要说得适合自己身分，避免过火；努力要说得活现、确实，像真有过的事。这里面表现了他有限的见识和经验，他说的很幼稚可笑；但又表现了他的不平常的小聪明或“才气”；同时又表现了他心的深处的热切诚挚的愿望，他的扯谎吹牛，不仅为抬高自己，以博对方重视，更重要的是对目前处境不甘，对牛玉圃怀着反感，他像说着自己最“美好”的理想，带着无限自我陶醉和不胜神往的意味。这种地方，我们读着，不能不在要笑的同时，又骤然感到心里沉重起来。
　　书中描写人物主要用对话，有时也写些神态动作，总是从生动传神的形象里勾画出内在的特征的东西。四十五回余敷、余殷兄弟在宴席上验土谈风水，写了他们许多动作，那种毫无定见，毫无把握，而又故作神秘，自欺欺人的神气活现在我们眼前。五十三回陈四老爷到来宾楼妓女聘娘处，虔婆和邹泰来等满心艳羡地谈了一番国公府里像神话似的阔绰，而后陈四老爷到聘娘房里，聘娘递了茶，款待着并肩坐下——

　　聘娘拿大红汗巾搭在四老爷膝盖上，问道：“四老爷，你既同国公府里是亲戚，你几时才做官？”┅┅

　　聘娘一片痴心想做官太太，全神倾注地沉醉在自己幻想底柔情里，那心情意绪被这简单的几笔描画入骨。作者的嘲笑与怜悯，也整个儿传达给了我们读者。
　　全书一般都写这样的日常生活活动。有许多生活细节，好像写得过于琐屑，但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其内心深微处，正从这些描写与刻画里透露出来。第十四回后半写马二先生游西湖，细写他东跑西走，吃吃喝喝，硬是要游名胜，对眼前风物却毫无领会，那迂腐诚笃的内心就这样描绘出来。十八回后半写胡三公子与景兰江等雅集，拿着所凑的份子到街上买酒饭，二十一回后半写牛卜二老为牛浦成亲，都是从极琐细的生活节目，写出难于捕捉的特征。二十八回写诸葛天申——

　　诸葛天申是乡里人，认不的香肠；说道：“这是甚么东西？好像猪鸟。”萧金铉道：“你只吃罢了，不要问他。”诸葛天申吃着，说道：“这就是腊肉！”萧金铉道：“你又来了！腊肉有个皮长在一转的？这是猪肚内的小肠！”诸葛天申又不认的海蜇，说道：“这迸脆的是甚么东西？倒好吃！再买些迸脆的来吃吃。”

　　这写的好像毫没意义。但试想想，就是这样一个香肠海蜇都不认识的老好人，有了二三百银子，却不肯在家好好过日子，一心带着钱到南京来，诚诚恳恳要找“名士”选刻一部八股文章，带上自己的名，“以附骥尾”，硬把钱给穷极无聊的萧金铉和季恬逸等吃个光：我们难道不觉得可笑，又为之惨然么？
　　《儒林外史》五十多回，约三十八万、不到四十万字，写出性格鲜明，令人不忘的人物近二百个，主要的人物有五六十个。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作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段，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这种形式，显然受了“三言”“二拍”之类话本小说和《三国》、《水浒》之类长篇的影响；同时也有些像《史记》的“列传”或“五宗”、“外戚”诸篇形式的放大：总之，它综合了短篇与长篇的特点，创造为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这种形式运用起来极其灵活自由，毫无拘束，恰好适合于表现书中这样的内容；正和绘画上 “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
　　（原载《人民文学》1954 年第 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