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通词乐吗?



  苏拭的诗、词、散文,在北宋作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体现着他独特的个性风貌。他的散文腾挪变化,不拘一格,形成他的“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散文风格,在唐宋八大散文作家中,他超越王安石、曾巩和自己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而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韩柳欧苏”。他的诗歌具有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不仅随意挥写,自由奔放,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而且他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特色,也影响了有宋一代的诗风。他对词的发展贡献更大,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多才多艺,他在绘画、书法上也成就辉煌,在我国绘画、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
  苏轼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诗、词、散文、绘画、书法诸方面都极有造诣,雄踞一代,那么,他的音乐才能怎么样呢?苏轼晓不晓音律,会不会歌唱,却是自北宋以来一直争议的问题。由于北宋的词是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歌词,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苏轼是否通词乐这一问题进行的。早在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对苏轼词是否谐音律,就说过很有意思的一段话:“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他这些话,既以“人谓多不谐律”道出了北宋人对苏词不合音乐的看法,却又以“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为苏词不合乐辩护。晁补之的话载《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此外赵德麟《侯鲭录》卷八也有类似的记载,但认为是黄庭坚说的。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批评苏轼的词“不协音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她的话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李清照强调词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独立地位,主张词“别是一家”,她对苏轼的批评与晁补之对苏词的评论一样,对后世影响甚大。
  《乐府指迷》的作者沈义父也认为苏拭和辛弃疾不晓音律,而且被后世不晓音律、“故为豪放不羁之语”的词人拉虎皮作大旗,虽然他同时又认为苏辛词不豪放处未尝不协律。他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诸贤之词,故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协律也。”而蔡嵩云为《乐府指迷》作《笺释》,则明确指出苏轼词“豪放处多不协律”:“按《指迷》此则,谓东坡、稼轩词未尝无不协律者,但须于不豪放处求之,则二公之作,豪放处多不协律可知矣。”
  以上是自北宋起关于苏拭词不谐音律,苏拭不晓音律的几种主要说法。彭乘则进一步认为苏词之所以不协律入腔,是因为词人自己不会唱曲,他在《墨客挥犀》卷四中说:“子瞻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于人?子瞻之词虽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他认为苏轼连曲都不会唱,通晓音律自然更谈不上了。他的话最彻底地否定了苏轼通词乐。
  但是,一些现代学者如沈祖棻等认为苏轼是通词乐的,因为史籍中有不少苏轼通词乐的记载。例如,苏拭《书彭城观月诗》就说明他自己是会唱的:“余十八年前,中秋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独歌此曲,聊复书之”。
  《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也记载苏轼能倚着歌声写《戚氏》词,让妓女在歌筵上歌唱,从“坐中随声击节”来看,词是合乐的,说明苏轼通词乐:“东坡元祐末自礼部尚书帅定州日,官妓因宴,索公为《戚氏》词。公方与坐客论穆天子事,颇讶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问它词,亦不容别进一语。“
  《侯鲭录》卷三记载苏轼能将不协律的琴曲《瑶池燕》的词,改写成《闺怨》,也说明他是晓音律、通词乐的:“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有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传与人‘云。“苏轼的《与朱康叔书》,更亲自记载了他把原不入乐的陶潜《归去来辞》,改写成《般涉调。哨遍》,在保持它的固有风貌的同时,赋予它音乐生命:”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尝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词有合律处,但那是词人“笔兴所至”,有意为之的变化。苏拭能歌、通词乐,只是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持这些观点的可以章铤、陆游和王的为代表。章挺《赌棋山庄词话》说:“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阕)、《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阕)、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阕)、《永遇乐》(”如此江山“阕)等篇,其句法连续处,按之律谱,率多参差。即谨严雅饬如白石,亦时有,若《齐天乐》(”咏蟋蟀“阕)末句可见。细校之,不止一、二数也。盖词人笔兴所至,不能不变化”。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举晁以道亲闻苏轼歌《古阳关》,驳“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之说,而认为“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则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
  (许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