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３６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彼得堡大剧院正上演一出戏，戏名是《钦差大臣》。这是个讽刺喜剧，剧本写得精彩极了，演员的表演也非常出色，观众完全被征服了，不时爆发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这时，从一个豪华包厢里站起来一个人，他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只听他恨恨地对身边的王公大臣说：“这叫什么戏！我感到它在用鞭子抽打我们的脸，其中把我抽打得最厉害。”说罢，他出了包厢，气呼呼地回到了宫中。贵族大臣们早就感到不痛快了，戏好象专门讽刺他们似的，沙皇走了，他们一个个都溜掉了。戏还在演，观众还在热烈地鼓掌和欢笑。为什么沙皇如此讨厌《钦差大臣》这出戏呢？这事我们要先从他的作者果戈理说起。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１８０９年４月１日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索罗庆采镇。他父亲是个不太富裕的地主，博学多才，爱好戏剧，曾经用俄文写过诗，用乌克兰文写过剧本。他常带着年幼的果戈理去看戏，所以果戈理从小受到熏陶。上中学时，他就尝试写剧本，在学校举行的节日晚会上，果戈理亲自登台演戏，他尤其善于演老年人的角色，老师们都说他有演员的天才。

   １８２８年底，果戈理中学毕业到彼得堡，谋得了一个小公务员的职务。这期间，他看到了俄国官僚制度的黑暗内幕，上司贪赃枉法，同僚卑鄙庸俗，果戈理很快就辞职不干了。但这段生活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１８３５年，果戈理出版了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集《密尔格拉得》，主要表现俄国偏远的乡村里地主们空虚庸俗的生活。其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是《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是邻居，要好的朋友，两人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伊凡诺维奇的脑袋长得象一只尖头朝下的萝卜，而尼基福罗维奇的脑袋长得象一只尖头朝上的萝卜。伊凡诺维奇是纵向发展又瘦又长，尼基福罗维奇则是横着发福，又粗又胖。两个伊凡各有所好。伊凡诺维奇喜欢吃香瓜，每次吃饭后都要吃两个香瓜，吃后把瓜子包在特备的纸里，纸上写着：“此瓜食于某日。如有人同座，则在后面加上：“与某君同食”。尼基福罗维奇喜欢洗澡，而且把桌子茶具都放在澡池里，他喜欢在这样清凉的境界中喝茶。后来，两人为争夺一支猎枪，尼基福罗维奇骂伊凡诺维奇是只“公鹅”（俄语意思是“笨蛋”），为此两人结下深仇大怨，一连打了十几年官司，双方都倾家荡产。由此我们看出，俄国地主的生活是多么无聊啊？

   继《密尔格拉得》之后，果戈理又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彼得堡故事》。这部小说集主要描写的是俄国京城的黑暗现实，其中最有名的是中篇小说《外套》，主人公叫亚卡基，是个小公务员。他每天埋头抄写公文，每年只有４００卢布的收入。他的外套已经破烂不堪，好不容易省吃俭用，做了一件外套。他兴高采烈地穿着新外套去上班，大家要他请客，后来他的顶头上司，一个副科长答应代他请。亚卡基也应邀参加了晚会，在这天夜里回家的路上，他的外套被强盗抢走了。他去找警察局长，局长不管。又去找某个“要人”，“要人”把他痛斥了一顿，他吓晕了过去，回去后倒在床上。第二天，他发高烧死掉了。这个小说揭露了俄国贵族官僚的自私冷漠，描写了沙皇专制制度下“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１８３５年秋天，果戈里去拜访普希金。两人谈了一些文学创作上的问题。接着，普希金讲了一个笑话，是他亲身经历的事。他说：“两年前，我到喀山一带搜集材料，准备写一部关于普加乔夫的历史著作。路过奥伦堡附近的一个小县城时，那里的县长听说我是彼得堡去的，把我当作皇上派去的‘钦差大臣’，拼命奉承巴结我，还向我行贿。想象一下当时他们的丑态吧！我一再声明自己不是什么‘钦差大臣’，等他们弄清了真相，对我的态度立刻不同了，象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竟然会有这种事！真可笑。”

   “是啊，这样的事也许在我们专制的俄国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说起来，这真是个喜剧素材呢！”

   “对呀！我马上回去写个剧本，把这种丑恶的事写进去，把官场中的丑态统统揭露出来。”

   １８３５年底，果戈理根据普希金提供的素材，写成了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１８３６年初开始上演，引起了轰动。但却遭到沙皇和官僚们的痛恨，他们写文章恶毒攻击作者，还威胁要把果戈理流放到西伯利亚。果戈理不得不离开俄国，逃亡到意大利。

   《钦差大臣》的情节是这样的：

   剧本一开始，县长就召集手下大大小小的官吏开会，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钦差大臣要来了。”于是这些人个个心惊胆战，因为他们平时作恶多端，唯恐被戳穿后受到处罚。这时，有个彼得堡的小官吏赫列斯达可夫路过小县城。官僚们以为他就是钦差大臣，争先恐后地奉迎巴结。县长把他请进家里，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可夫当初莫名其妙，后来索性假戏真唱，官吏们排着队向他行贿。赫列斯达可夫捞了一笔钱之后偷偷溜了，县长明白自己上了当，正要派人追赶赫列斯达可夫，这时真正的钦差大臣到了。官僚们听了这个消息面面相觑，个个呆若木鸡。

   《钦差大臣》无情地揭露了俄国官僚的丑恶。县长是外省官僚的典型代表，他当官当了３０年，老奸巨滑，贪污成性。他自己说他骗过三个省长，骗子中的骗子都上过他的当。他用各种名目敲榨勒索老百姓的钱财，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捞取钱财的机会，县里的其他官吏没一个是好东西，法官一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慈善医院的院长阴险毒辣；教育局长是个酒鬼，每天喝得烂醉；邮政局长专门偷看别人的信件。赫列斯达可夫则是厚颜无耻的骗子，他吹牛撒谎，说自己当过局长，每天都能见沙皇，明天就要当元帅了。等等。他吹牛吹得漫天漫地，连自己都相信自己的话是真的。

   《钦差大臣》通过艺术形象全面批判了俄国社会中的丑恶，所以才遭到沙皇的痛恨。

   果戈理逃到意大利之后，在罗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死魂灵》的第一部。《死魂灵》的基本情节是六等文官乞乞科夫企图利用购买“死魂灵”牟取暴利的故事。俄国地主把农奴叫做“魂灵”，当时俄国地主不仅拥有土地，而且拥有农奴，主人可以任意买卖他们。每１０年，国家进行一次人口调查，调查后死掉的农奴在国家户口花名册上仍然存在，地主照样为他们纳税，直到下次注销为止。乞乞科夫想趁新的人口调查没有进行之前，买进１０００个死魂灵，再到救济局抵押，每个魂灵２００卢布，就可以赚２０万。他拜访了不少地主，买了许多死农奴，但最后事情败露，乞乞科夫逃之夭夭。

   《死魂灵》刻画了俄国地主的丑恶群像。乞乞科夫拜访的第一个地主叫玛尼洛夫。他是个精神极端贫乏，空虚无聊，无所事事，整天沉溺在毫无边际的幻想之中的地主。他没有个性，对任何事情，任何人都非常满意。玛尼洛夫经常抽着旱烟管，坐在屋门口幻想在自己庄园的池塘上架一座桥，桥上可以开商店。他幻想在河边建造一幢大宅子，修筑一座高高的塔楼，从那儿甚至可以看见莫斯科。他相信自己很有学问，可是书房里的一本书看了两年才看到第１４页。他非常醉心于“优美的礼节”，可他的礼貌让人觉得虚假而可笑。当乞乞科夫来到他家门口时，两人谁也不愿先进门，互相谦让了两个小时，结果两人侧着身子稍微挤了一下，同时走了进去。总之，玛尼洛夫的思想感情畸形发展，是个百无聊赖、毫无价值的废物。

   泼留希金是乞乞科夫拜访的最后一个地主。他又贪婪又吝啬。泼留希金有万贯家财，上千个农奴，但他仍然不满足，满脑子都想着搜刮更多的财物。他每天在村子里转来转去，东瞅瞅西看看，凡是他眼睛看见的，能拿得动的东西，他都捡回家扔在自己的院子里。什么锈铁钉、碎碗片、旧鞋跟，女人用过的破布等等他都要，以至于他走过的路根本用不着打扫。他吝啬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他自己吃的穿的比一个乞丐还不如，家里几十个农奴只穿一双靴子。儿子和女儿都受不了他，从家里跑掉了，而他一文钱也不给儿女。有一次女儿带着他的小外孙回来看他，他把小外孙抱在膝盖上玩了半天，临走时只给小外孙一枚旧钮扣做礼物，女儿气得发誓再不回家了。

   总之，通过这些地主形象，果戈理深刻揭露了俄国专制农奴制的反动和腐朽。

   接着，果戈理着手写《死魂灵》的第二部。他想在第二部里写几个好地主，树立俄国地主的正面形象，把乞乞科夫写成弃恶从善。但他写了很长时间，仍然不满意，因为没有现实基础，他无法凭空写出好地主来。最后，他一气之下把第二部的手稿扔进壁炉烧掉了。

   １８４７年１月，果戈理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集》。在书中，他竟然说农奴制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不能动摇。俄国应该退回到中世纪的宗法制社会中去。他甚至荒谬地声称地主是农民的父亲，农奴必须服从地主，农奴的脸不过是一些没洗尽的猪脸。进步的思想知识界感到非常震惊，别林斯基于１８４７年７月１５日写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果戈理进行了严厉痛斥。

   １８５２年３月４日，果戈理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