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分类


　



　　前几年读黄家刚先生的《怀念与追悼》一文，乃略知已故作家、《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者周克芹的生平。原来1958年夏，在全国范围反右派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之后，在四川中学生里开展起"社教"运动。周克芹是应届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按照当时政策本该统一分配工作的，然而没有，只能回家当农民。后来又听说，去年逝世的四川作家贺星寒，以及不少今天已近六十岁、当年不过十七八的四川人，都因在中学里被划为"三、四类"学生，遭到同样的命运，有的漂泊流落，更早地离开了人间。

　　我先还以为，如我一批当时二十岁出头划的右派是50年代最年轻的牺牲，不对了。不是说中央文件规定中学里面不搞反右派、不抓右派分子吗？"社教"不是反右派呀，划"三、四类"学生也不是戴右派帽子！历来讲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嘛，讲要保护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嘛。60年代全国开展"社教"运动，不知道是否即在四川经验的基础上推而广之？

　　60年代全国农村社教运动（又称"四清"运动）的经典文件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1965年1月14日下发。其中对农村干部的基本估计是："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这沿袭了过去农村整党整社通常把干部和基层组织分为四类的惯例，三类干部三类队就是"问题多"的，四类干部四类队就是"性质严重"的，或叫做"烂掉了"的。无缘得见1958年四川在中学生里搞"社教"的文件，不知那"三类"学生和"四类"学生划分的标准和控制数字，但从口口相传的简称"这那生"--即"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学生"，便可知影响了千百个年轻中学生一生命运的，就是这个"这样那样问题"。

　　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的命题出发，无时无地无事无物没有矛盾，矛盾就是问题，问题就是矛盾，然则没有一个人身上没有"这样那样问题"，是不是人人都可称"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分子"？

　　但"有这样那样问题"既然至少属于"三类"，闹不好就要滑到"四类"，为了策略起见，必须有所控制。"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就是说好的、比较好的占多数；则后两种人，亦即三四类--比较坏的和坏的是少数。但除了"一般情况"还有特殊情况呢，那就保不住从百分之一二三，到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只要没超过百分之五十，就还算少数，还算是"在一般情况下"，不必大惊小怪的。

　　时过境迁，人人可以当事后诸葛亮。我说"事后诸葛亮"全不带一点贬义。怕就怕想当事后诸葛亮还未必当得了，或是索性不想当。而欲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回顾历史的人，不能不问：又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工作方法似乎不可谓不"科学"了，为什么结果却无补于国计民生，无助于世道人心，也不利于各种矛盾的正确处理和社会政治的真正稳定呢？

　　把干部或学生分成一二三四类是一种分类。把专政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合称四类分子，后又加上右派分子合称五类分子，把这称为"黑五类"，相应地把工人、农民、革命军人等等称为"红五类"，又是一种分类。按：人本来是地球上生物众多纲目种属中的一类，所以叫人类。人类是可分的：性别，年龄，人种，民族，国籍，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政治态度，党派归属等等，都可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区别。我们在长期革命岁月中，坚持突出阶级分析，据以划分敌、友，实行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阶级路线，这是顺理成章的。

　　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中，阶级分析往往导致"唯成分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这好像还有哲学上的根据；记得也是从1958年掀起一阵工农学哲学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夕，传诵一时的有对"一分为二"的通俗阐释，如社会按阶级分为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什么都可以无穷无尽地"分"下去，名之曰"分的哲学"，这很符合"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论断，以致只要有两个人，就可以有左派和右派了，这种"分的哲学"与"斗争哲学"不可分，便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基础。

　　到了划分阶级不再严格依据经济收入，而搀杂政治态度、思想作风以至个人或团体的历史恩怨时，阶级分析已经变味；再到了以"这样那样问题"作为裁决一个个年轻人政治生命和生活出路的罪名，则不仅堕入烦琐哲学，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草菅人命了。

　　呜呼！所谓"这那生"成了一顶不大但也不小的政治帽子，戴在十七八岁的孩子头上，毕竟是沉重的。今天说起来，匪夷所思，视为笑谈，笑谈过后，依稀辨出帽子上沾染的几多血泪！

　　人是可以按照不同类别加以区分的。不然就没法进行社会调查和统计。按照在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不同的利益占有状况，作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划分，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只要这种划分反映了实际的存在。但像因有"这样那样问题"而划定"三类、四类学生"这类做法，和各种阶级标签、政治帽子一起，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分类学"的产物，应该永远成为历史了，并且应由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从中研究出一点什么有益的东西，才不枉付出了一两代以至两三代人青春和生命的代价。


　　1997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