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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笛如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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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古典西洋音乐如同朝圣--和很多人相似，这种心情体验，我也有过。但是到了后来不能不承认这心情的淡漠。穷国野民的风刀霜日，与那些高雅大曲之间，毕竟太容易疏远了。谁去细究自己身上的现象；只不过偶尔意识到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微妙的结纽，它尚未解开。究竟它是怎么回事呢，暗自想弄得明白些。
当然这不可能，音乐是理不清的一团麻。也许，可能梳理一番的只是一些私人心事，是自己与音乐接触的背景、心境、缘分、故事。
对古典乐朝圣的时期，虽然还远远谈不上虔诚，但一度也确实热心。心情也急切，进入了一股求学的心态以后，恨不得时刻泡在音响里。忆起那一期的结交，都是古典迷人士。
时代恰恰又踏上了那段路程，与许多国家二十年前一样，中国刚进入一个卡式录音机和音响组合进入家庭的时代。我是留学生，早早便舶来了一套配置很高的音响组合。于是音乐猛地涌入日常，我寄居的简易楼终日轰鸣着大音量的音乐。从蒙古到日本，从美国的BobDylan到哈萨克的Engbêkkuyê。
也许是音乐生活或听觉生活，带给了我整个八十年代的好心情。
我在美妙的听觉享受中，洞开门扉，结交上下各流人等；不假思索，在稿纸上挥泄无度。美音不能独自品茗般默听，我义务讲解，记得曾把一个朋友（他那时迷恋绘画）用大音量把冈林信康的《我们大家所盼望的》播放给他，伴以我煽动的解释。他在那些嘶吼的日语音声中，虽然不解一语，却听得哗哗泪下，这件事使我至今惊奇。
当然在音响旁，我也见多了听了一句半句就做感动状，迫不及待不怕夹生地写进个人文字的"作家"。总之，那时，我自己和小屋盛着的我的家庭，都因为美声盈室的状况而暴富了。丰足而且满意的心情，流露于我那一期的不少败笔之中。
二
而且追求的目标在古典。我生了野心，忍不住想用已获的基础，试着叩门一次。我在真的尝试去窥探古典殿堂。太偏爱流行音乐，甚至沉溺比"下里巴人"更不入流的蒙古突厥的胡音--这种现象使我暗怀不安。我好像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乡间塾生，总是觉得学堂还没念完。记得我四处求师，购置了许多古典音乐的唱片磁带。我和朋友一道，专门请来专业人士，逐段地听他解释，并暗自给自己的耳朵判分。
应当说收获多少是有过的，获得的愉悦自然更多。但是我不能就此理解、并全部接受古典迷们经久不衰的热情。我还是保留了一丝感觉；我捉摸着关于听觉、心情、标准的问题，我在琢磨一个我能接受的音乐ABC。
有一件小事挺难忘。一九八六抑或八七年若干作家访问德国，在汉堡听了半场歌剧。说是半场，原因在我们迟到了，在黑暗中寻不到座位。咬耳出声时被观众们不屑地呵斥，后来一些人被引导员领到空座位暂且坐下；另几个则干脆退出来，在休息室里等第二幕再入座。
还记得终于等到了幕间休息，急急去找自己座位时的感觉。有一种终于放松了紧张，倾听的神经和渴望油然浮起的滋味。我端坐稳当，从第二幕的第一声男中音开始，强力集中自己一切意念，听。
使读者意识到朝圣，让人们自律着、迫使他们学习自己的感觉，真不可思议啊。我走神了，遐想着能获得如此一切的歌剧作家多么让人羡慕。若是我们的小说散文被人如此阅读--换上晚礼服打上领带，正襟危坐忍住咳嗽地阅读，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偷偷瞥一眼侧右，是一伙日本白领。当然礼仪没有一丝纰漏，西服笔挺，头发油亮。但我看见了在东京熟悉的疲惫，看见了"社用族"（公司付款者）的表情。有一个悠忽的眼神和我相遇了，一瞬间闪过局促。它马上转回去，赶紧回到神圣的倾听。--哈，他们和我差不多，也是害怕被文明开除，寻机会听听是怎么回事，也是顺从着一个规矩。
遐想之间，又一幕降下了。我们到了休息室。突然有一位同伴建议，可能休息室这种地方引诱人的世俗性吧，他建议回家。更让我惊奇的是作家们都没有拒绝。
走在夜空清爽的汉堡大街上，溜溜达达非常惬意。大家讨论着女高音和男中音，朝旅馆走着。那时一位同伴的话，虽然至今尚未决定赞否，但我已经记牢了--他说："说真的，只有一个歌剧让我感动过，而且掉了泪。你们猜是哪个？--《洪湖赤卫队》。"
一句话使大家都默然许久。虽然都是作家，不便简单地吭声。
他说的是实话。可是，关于音乐的结论是什么呢？
汉堡体验之后，我更不会判断自己的耳朵。使用那台立体声山水音响，在八十年代后半的几年里，我浏览了不知多少音乐。高雅是有的，悦耳是有的，讲究是有的，就是没有达到朝圣的境地。宁静的休憩和愉悦，对巧妙谱成的个别旋律的喜爱--都有过，但我不能简单地皈依绅士淑女的解释，不能说我也听见了他们描述的听觉。
也许我才是一个语言憧憬者。因为我终年都在雕刻自己的语言，至少常常都为自己语言的无力而感慨。我相信--语言在暧昧的时候，可能显现美，也可能封闭原意。在追求成为激动的河，在河水冲刷不已的时候，语言可能向放弃自己的神秘主义皈依。但是如此火候的语言，和本来就空洞虚伪的同类物之间，也许会出现一点相像。
区别之一是，达到神秘主义阶段的语言，会沿途留下一连的记号。如真挚朴素的小事，如他人不能的经历，如预见或奇异等等。后来者可以依据这些记号，解读荒唐和非理性的本意，使关上的门再度开启。
音乐是这种语言么？
我不敢浪下结论。我能做的删节从略地，对要紧的事多少记下几笔。
三
和我的读者的年表不同，那还是人们期待的改革开放尚未到来的时代。我像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先与穷乡僻壤的农民结交，后来又为自己处境的压迫，远走异乡。
那结交如我全部文章的注解一样，交得太深了。农民把它用旧式比喻说成结拜。我却嫌太封建。结拜兄弟，涵盖不了红卫兵蜕变再生、一介学生与大地民众相融、一个知识分子被异端濡染直至背叛的所有内容。
远托异乡也不是闯关东下西口。我如一片叶子，在生计的寒风中簌簌抖着，跨过海，越过政治和贫富的边界线，走了外国。
--若顺势找个词儿形容，应当说那是一段"没有音乐的日子"。或者用反义句，说那些日子里，每时每刻心底都萦绕着一股悲哀且激烈的乐曲？
肚腹的原则，生存的铁律，扳正着人柔软的一部分生性。
我在那两年里练惯了疾走，默默地以两步迈三步，奔波在东京--于我而言它是个劳动市场和战场。刷盘子，教大学，出著作。为了活下去（主要是使自己的做人原则活下去），我的心硬了。
那时偶尔拍的一张相片曾使很多朋友震动，被记录下来的我面貌凶恶，满目杀意地瞪着假想的和真实的对手。在坚决地夺取生存所需物质的日月里，我觉察得出自己的异化。没有时间缅怀，没有条件助人，只是似乎在遥遥天际，在梦幻一般不真实的某地，好像才有过或存放过旧日的我。
在那样的时候人很难在古典音乐里浪费，虽然从第一天我就弄了个录音机，后来又买了一个音质更好的。听的内容要么彻底轻松，最好是柔美圆润的女声；要么是最狂热的六十年代摇滚--音乐于那时的我，如同粮食女性一样都是充饥物。它抚慰或宣泄，给我一天天短暂而实用的补充。
但有一天，我收到一个邮件。
那天我的斗室里，弥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空气，我打开邮件，是一个最知心的朋友的信。我照例细嚼慢咽，津津有味地读着。信也同时为我充饥，我对信很贪婪，并已习惯了享受它们。这一次，读到了末尾时，朋友写道：附上的这盒磁带里面，是你的农民兄弟录的话。
四
我打开磁带盒时，什么也没有料到。突然空荡荡的破旧木造小屋里，响起了一个西海固汉子的硬直嗓子。
我怔了半晌。才意识到这是我的结拜兄弟，他的声音已到了日本。他急冲冲地，有些羞涩又像下了一个决心地，宛如念一封接一封旧式书信似的，正在向我说话。六叠小屋的板壁上，嗡嗡地震荡着他的粗嗓子。
我还没有从晕眩中醒转过来，已经听他几遍地讲"我们全家都很好"，几遍重复"不知何时能见你的面"。过了好久，我觉察到自己已经瘫软了，歪在日本式的榻榻米上。这种铺席正适合我的感觉。我意识到屋里空无一人，我发觉自己一个不动的姿势，趴在屋子正中，呆呆地对着一台小录音机。
我的位置奇妙。我潜伏在声音的外界。一个使我的脑袋晕眩崩垮的西海固声音，在我眺望的对面一方异国空间里，粗硬地穿荡。
他显然克服着面对录音机的不安，努力把车轱辘般的问候话录制得流畅。他讲到录音时的情景，讲到我们俩之间那些往事。
渐渐地他讲得流畅了。条理和他主张的道理夹杂在讲述的事情中，在结结实实的声音里，向着我鼓动传播，一浪浪地淹盖而来。心中的痛苦和感动一同醒了，一个湖或是一条河涨水了，它们把我淹没，把我压倒，使我一动也不能动。
几个孩子都录了几句。当年那个在暮色中吆牛的少年，给我录了他朗读的我的作品，又录了他在县中学读的英语课文。
我听见了彼岸的孩子在紧张地喘息，听见有哪个娃娃在旁边窃笑。孩子们的声音后面，又是结拜兄弟--他已经习惯，而且想抓住机会，他沙哑浊重的嗓音开始给我交代一些要紧的、黄土高原的大事。
--就这样，在一个日本的下午，猝不及防地，我突然跌入了一个声音的深渊和埋伏。西海固的，黄土高原深奥腹心的声音，征服了我。
当长笛悄然游来的时候，我觉出从浊重的西海固嗓音返回的困难。倒退着，我还原到一个别扭的旧状态。听觉被那嗓音磨得粗拉了，脑子也早就凝滞，我还发觉：自己的姿势居然原封不动，时间久了，它已经僵硬。
长笛的第二个乐句，千真万确不能否认的长笛声，替代了农民的诉说，像一汪细流，转了一个弯，然后淌进了这木壁隔开的空间。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听这半盘长笛。朋友说，农民兄弟的录音仅占了磁带Ａ面的大半，剩下的空白，就录进了些长笛曲子。而我，在我听音乐的全部经历中，从未有过如此感动的体验。也许惟有那一瞬算是震聋发聩。也许那个下午我蒙受了造物主的慈悯，被恩赐了一种音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日后里我曾多次企图发掘、重温、体会，但都没有结果。
我只清楚地知道--在长笛流入的过程里，我身心的壳都崩裂剥落了。我没有落泪，但我知道自己哭了。我僵硬地跪伏在六铺席的中央，任长笛的旋律围着我穿梭缠绕，如触如洗，把我一层层地浸蚀掉。我不知道人间还会有这样的感动，我的肉体层层溶化了，剩下心一派透明。音乐，惟有音乐，惟有此情此景之下显形的音乐，是绝对的美，是彻底的洁净，是这一方空间的至尊。无名的曲子，长笛的无名曲浸漫着，悠忽着，诉说着，陪伴着我，已经没有听觉，我被莫名的感动裹挟走了，失去了具体的知觉。
--许久以后醒悟过来，外面是东京的日暮时分。我关上录音机，小心地藏起了那盒磁带。默默收拾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再生一般，变了一个人。
五
我在那次经历以后不再信任现代派，而且暗暗地给音乐下了一个没有字迹的定义。不用说，如此主观任性的定义不入大雅乐厅堂；可是，做贵族态一生抚弄音乐技术或资料的人，比这粗野定义离音乐本质更远--也未可知。
那个白昼的下午，使我的心成了一页薄薄的记录纸，它刚涂抹了一行，但是永不消退。听觉，或者说音响碰触心脏时的触觉，直至今天丝丝可辨。
我独自反刍过，也微微责备过自己。走在人称世界物质之都的繁华中，我觉察到自己拥有的多么宝贵。那个下午之后我沉着了，我不露声色地迎送异国剩下的日子，冷静地一步步实现着目的。
但每时每刻--虽然不轻易告诉别人，那长笛常常响起，它有时突然浮现，接着逐步清晰，然后在我的胸中萦绕。它柔美又低沉，哀伤而平静，它已经追上了、化入了我生命的律动，在我的奥深不息地流淌。
就这样，对于西洋的古典乐，我经历了这么微小的一件事。
在疾疾的人流里，我独自穿行奔波，不住地默想着一个兄弟重逢的场面。
那时天该晴了，高原上空走着清爽的风。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如清朝污吏"申兆林"，他们消失时无声无息。西海固荒凉而温柔的十万大山，那时会伸开母亲的臂膀，再一次搂住我这失群的儿子。
那时天穹六合、大地四野中将只有一个声音：我们弟兄的长笛。我将把录音机放在庄户的窗台上，接给电源，安上珍藏的带子--那时十面埋伏的乐队将从海浪般的山峁背后，突然间一齐吹奏起来，庆贺人民的光阴，兄弟的相聚。
六
有一段时间我求教过音乐界人士，想调查一下这盘长笛的曲名作者，也想知道对这些曲子的定评--也就是公认的听觉。找了两个人，各自见仁见智，听觉完全不同。我问：那么是否可以说，人对音乐的欣赏是主观的呢？他们说不，还是有客观的分析途径。
我只好只信任自己的体验。长笛和感动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大西北的日子，百姓的受难，书生的遭遇--没有这些条件，长笛的乐曲能是丰富的吗？反过来，如果听者主观的情绪把听觉染上了一层色彩--那么音乐的本意，还能够穷究吗？音乐与欣赏之间，会不会本来就是一本误读的历史呢？
--转了一圈，我没有找到音乐的定义。我不仅不再追究洋乐，也不在乎机器以及指挥乐队。附着于音乐的一切物质都可有可无；惟有耳朵，惟有耳朵主人的内心，才与音乐密切相关。
我没找到，也不想追寻一个观点了。要紧的是在我内心的收藏里，终于有了一首古典的、西洋的音乐。一首，但并不少。它命定般音沉似铁，虽然也伴着丰满阴柔。甚至它究竟为谁而写也不再重要。我多盼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作者：一己的姓名可以略去，历史的是非也可以不计，但是给人以感动，给世界留下一点儿神秘。我猜曲作者没准能同意我，说不定还会为我的诠释高兴。
音乐本是天籁，是人对它的幻听。长笛在高天飘忽，鸣唤低诉着，等待着下界的回应。而我们来了--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少触碰那盒长笛与西海固农民口信混录的磁带。我有一种恐惧，怕那种过分强烈的刺激，更怕若是听惯了，那刺激会被磨掉。第一次的听觉太难忘了，它占据的不光是我的耳朵还占据了我的感情；我害怕后来的听觉会单薄，我怕耳朵捣蛋，乱了人心中美好的方寸。
包括机器，我不愿使用北京家里的立体声，更不愿把我的长笛插进哪台最新锐的高烧音响。那个孤单下午的音乐，是用一台黑色的小录音机播出的；我明白，任凭哪台机器，也不会原样地还我那天的听觉。
我珍藏着那盘盒带，更珍藏着--即便此刻还在痛苦地奏鸣着的我们的心事。它那么动听，那么悲怆，那么激烈--它不是音乐；因为音乐的表达是不够的，它背衬着鲜艳的画面，怒吼着嘶哑的诗篇。它一响起便与它共生的，有满目疮痍的凄厉风景，有连年干旱的山顶麦子，有永远呼唤着我的、那西海固汉子的嗓音。
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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