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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有富于特征性的艺术，主要是以一些青铜制成的、上面饰有程式化动物纹的带状的或者是其它形态的饰片，马具或装备上的座架、钩和饰钉，或者是以末端刻有牝鹿形状的棍棒为代表。这种艺术常常被称为“鄂尔多斯艺术”。其名来自蒙古种的鄂尔多斯部落，自16世纪以后，该部一直占有从黄河河套到陕北之间的地区，该地区的发现物特别丰富。它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的一个分枝。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在南俄罗斯带有亚述－伊朗和希腊影响的色彩。在米努辛斯克，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是相当简单的，无论是把它看成这种艺术的最初形式，还是衰亡形式。在鄂尔多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与中国美学发生接触，它与中国艺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鄂尔多斯艺术特别令人想起米努辛斯克艺术，尽管它是更加富于想象力的，在它的饰片上装饰着马的搏斗图，马或鹿与虎、熊、怪兽搏斗的图案，也有些矛或箭的柄端，在一个圆节疤处用牡鹿和红鹿形象装饰。
据考古学的研究，蒙古和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艺术似乎与斯基泰艺术一样的悠久。1933年，瑞典考古学家T．J．阿恩认为，滦平和宣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3世纪初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4世纪后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艺术对名为“战国时期艺术”的中国风格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战国艺术至少是从公元前第5世纪开始繁荣的。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的第一批青铜器始于这一时期。最近，瑞典汉学家卡尔格林把战国艺术风格更往前推到公元前650年，由此证明鄂尔多斯艺术形式的草原艺术当时也已经存在了，后来，它给被称为“中周时期”的中国装饰艺术风格带来了变化。考古学家们一致同意：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是引起古代中国青铜器从“中周式”向“战国式”变化的因素之一，这一因素是同社会内部演变的规律相合的，并且明显地如这些规律那样是在同一方面起作用的。
匈奴古物的主要遗址分布在从贝加尔湖到河北、山西和陕西的边境地区内。现列举如下：（1）在北方，外贝加尔省的赤塔墓地，据麦哈特确定，属于公元前第3至第2世纪，同时在蒙古高原恰克图北，特罗伊茨科沙夫斯克附近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发现了西伯利亚饰片和中国汉代钱币，是公元前118年以后发行的。（2）在外蒙古，库仑附近的诺恩乌拉，科兹洛夫使团在此发现了一位匈奴王子的坟墓，墓中有表现草原艺术的青铜器和以同样风格（格立芬正与一只麋搏斗，以猫为图腾的氏族中的一个成员正在捕捉一头牦牛）装饰的、华丽的毛织品，每一主题都是以最好的萨尔马特－阿尔泰的风格进行处理的，还有一块希腊织布上描绘着一个上唇留着胡须的男人，其胡须长度是人体长度的四分之三，无疑是辛梅里安时期博斯普鲁斯的某位艺术家的作品。以上所有古物的年代根据其中公元2年制成的一件中国漆器得以确定。离该匈奴王子墓不远，即鄂尔浑河岸上的杜尔伯斤和伊勒克－埃里克发现的壁画可能属于同一个墓葬群，但它们的年代未能确定，尽管画中鹿的优美姿态似乎又反映出萨尔马特－阿尔泰的影响。（3）在鄂尔多斯，即今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省的残余地区，在许多遗址上都发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特别是在热河附近的滦平，多伦西部和张家口北部的哈屯森和贺垅·欧沙，在张家口以南、通往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在陕北和鄂尔多斯边境上的榆林。我们注意到，在宣化所发现的一些古物的年代可以根据其中的一枚中国“刀币”确定，刀币上刻有“t’u”的字样，是战国时期于公元前480－250年间在中国通用的一种钱币。
总的说来，尽管相当大比例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即是说内蒙古的匈奴人的青铜器，是与中国的战国时期（公元前5－3世纪）同时代的，然而，在整个汉朝时期（从公元前第2世纪初到公元后第3世纪初），同一艺术继续在内、外蒙古繁荣，这一点已经由下列发现所证实：诺恩乌拉注明年代的部分古物；在鄂尔多斯存在着刻有多头兽图案的大量的青铜饰片，这些饰片可以较准确地断定是属于这一时期；最后是在收藏品中（即塞努斯奇博物馆的收藏，考弗尔德收藏品和卢收藏品），有汉朝艺术家们明显地仿照鄂尔多斯原物复制的、具有匈奴题材的中国青铜钩。在下一个时期，即在中国被称为“六朝”（公元4－5世纪）时期，在某些不断增加的大量动物题材装饰的青铜钩上，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并未减少，动物形体都是弯曲、互相缠绕在一起的。在同一时期内，同样的草原艺术可以在大入侵时的欧洲的扣子、饰片和马的座架上辨别出来。此外，阿恩提到了直到9世纪仍保留着原草原动物艺术风格特征的西西伯利亚青铜器。同样的艺术也许一直在成吉思汗时期的汪古部（Ongut）中继续着，在聂思脱里安教所用的小青铜器，即十字架、鸽子、圣灵等物上仍保持着这种艺术，在鄂尔多斯及其毗邻地区的泥土中出土了大量这种青铜器。此外，纯鄂尔多斯式饰片在西夏国中期（公元11－12世纪）还在制造，除非引起沙尔莫尼注意的西夏文字是当时重新刻上去的，或者，除非这些饰片是不作通用的西夏的仿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