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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成吉思汗的帝国与花刺子模帝国已成为近邻了。
在成吉思汗一边，有蒙古地区的全部蒙古种和突厥种人，他们或者是萨满教徒、佛教徒，或者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归并喀喇契丹国之后，还有喀什噶尔，该地区在宗教上是信仰伊斯兰教，具有纯突厥文化，几乎完全没有受到伊朗的影响。在摩诃末一边，有一个在文化上基本属于伊朗的穆斯林突厥王朝，其中河中地区居住着突厥－伊朗种人，呼罗珊、阿富汗和伊拉克·阿只迷居住着纯伊朗人。
这两位统治者之间的对比很鲜明。成吉思汗遇事冷静、精明、顽强、有条理；花剌子模的摩诃末脾气暴躁，做事无逻辑性，缺乏组织能力，又因对古尔王朝和喀喇契丹的战争获胜而自命不凡。后来他的第一次战败使他完全崩溃，束手无策，只留下一付可怜的，几乎是怯懦的形象。两人中，这位游牧的野蛮人是统治者，而这位伊朗化的突厥人、伊斯兰世界的皇帝和定居国家之王不过是一位游侠而已。
此外，正如上文所述，成吉思汗将于1220年灭亡的这个花刺子模帝国建立的时间不会早于1194年，实际上，只是在1212年摩诃末杀撒麻耳干的末代哈拉汗王乌斯曼之后，才将都城从玉龙杰赤（希瓦附近）移到撒麻耳干。它是一个不成熟的帝国，只是在一个临时君主之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版图，又没有与成吉思汗的札撒相应的法典来稳固国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原可汗们的复辟帝国的巨大权威相抗衡。从种族上看，在塔吉克人和突厥人（前者是城镇和农耕地区的伊朗居民，后者构成了军队）之间，花刺子模帝国处于一种危险状况。它不像早期的塞尔柱克人那样，以能够产生由阿塔卑组成的、具有军事封建结构的一个穆斯林突厥氏族为基础。花刺子模王朝是出自一个塞尔柱克的显贵家族，在它后面没有部落支持它。花刺子模本土（即希瓦地区）地盘太小无法支撑一个巩固的土库曼封建主义。结果，军队是由从吉尔吉斯草原的古兹或康里部落中胡乱征集的雇佣兵组成，没有效忠的感情纽带维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一个想法，即背叛自己的主人，使自己能够加入成吉思汗大军。此外，苏丹家庭因不可调合的仇恨而分裂。苏丹的母亲，可怕的秃儿罕可敦厌恨她的孙子札兰丁，与他针锋相对，札兰丁是摩诃末的宠儿，是这个衰亡家族中唯一有作为的人。
伊斯兰教的纽带可能给这些冲突和倾轧的人们带来了团结和凝聚力。摩诃未作为伟大的塞尔柱克人的继承人——他把自己与桑伽相比——起着很大的作用。他自称自己只是伊斯兰世界的代理人，并发动圣战（即吉哈特），反对不信教者，以及佛教或聂思托里安教的蒙古人。这位王子希望恢复大塞尔柱克人的事业，像他们那样成为伊斯兰世界的苏丹，但是，他愚蠢已极，与报达［巴格达］的哈里发发生了尖锐的争吵，在1217年，他眼看就要进攻报达了。哈里发纳昔儿（1180－1225年在位）把他视为最仇恨的敌人，声称宁愿要蒙古人也不要他。苏丹和哈里发之间的这种深刻仇恨将使分裂的和无援的穆斯林世界面临蒙古人的入侵。
成吉思汗与花刺子模人之间的冲突是由后者引起的。成吉思汗试图与花刺子模人建立起一般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但是，1218年，一支来自蒙古帝国的商队（商队成员中除蒙古使者兀忽纳外，其余成员全由穆斯林组成）在锡尔河中游的花刺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刺受到阻止并遭到劫掠，商队中有一百名左右的成员被花刺子模总督亦纳乞克（又称哈亦儿汗）处死。成吉思汗要求赔偿，在遭到拒绝后，就决定发动战争。
1219年夏，蒙军在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集中。秋，成吉思汗到达巴尔喀什湖东南的海押立，来到葛逻禄人中，葛逻禄王阿尔斯兰汗加入了成吉思汗阵营，还有阿力麻里的新王苏格纳黑特勤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也都率领各自的军队加入之。据巴托尔德估计，蒙军人数约在10至15万之间，尽管花刺子模军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蒙军，但蒙军纪律严明，是一个相当紧密的集体。
花刺子模苏丹摩诃末把他的军队分散在锡尔河一线与河中各设防地区之间。结果，尽管花刺子模军在总人数上占优势，但是，他们在每一单独点上的人数比蒙军少。成吉思汗从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刺附近进入花刺子模境。由他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的一支分队围攻讹答刺城，然而，只是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攻打之后才占领该城。这位征服者的长子术赤率领着另一支分队沿锡尔河而下，占领塞格纳克（在今突厥斯坦城对面）和真德（今波罗威斯克附近）。派往锡尔河上游的五千蒙军占领了别纳客忒（在塔什干以西），围攻忽毡［今苏联列宁纳巴德］，忽毡守将、能干的帖木儿灭里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之后乘小船顺锡尔河而下逃走。巴托尔德在此指出，在这次战争中，穆斯林中涌现出来的个人英雄行为和勇士比蒙古人多，但是，唯有蒙军是有组织的、指挥一致的和有纪律的，他们靠这些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和幼子拖雷率主军直入不花刺城［今布哈拉］，于1220年2月抵达该城。不花刺城的突厥守军企图突破围城者的防线逃跑，但是，结果只是大批被杀死。被守军们遗弃了的居民们投降（1220年2月10日或16日）。城堡被攻占（城堡内曾有400人在此避难），守诚卫兵全部被杀。接着，不花刺域经历了一次有条理的彻底的洗劫。居民们遭到抢劫以及种种虐待、威逼和蹂躏，但是，总的来说，被处死的只是那些企图起来抵制胜利者渎圣暴行的人，尤其是在伊斯兰教“教士”们中。志费尼对成吉思汗进入大清真寺时对群众所作的长篇训活和宣布他是“上帝之鞭”的叙述，巴托尔德认为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巴托尔德还认为那次彻底摧毁不花刺的大火很可能是偶然引起的。
成吉思汗从不花刺进军撒麻耳干，在撒麻耳干城前与刚攻下讹答刺城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会合。撒麻耳干居民——有一部分仍是伊朗人——勇敢地企图出击，但被压住。据志费尼记述，5天以后该城投降（1220年3月）。该城遭到彻底洗劫，为了宜于行动，首先把全城居民驱逐出城，其中许多人被处死。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如技术工匠——被带往蒙古。突厥守军虽然自发地向蒙古人靠拢，但是，也遭到屠杀，无一人幸免。撒麻耳干的宗教首领们与不花刺的同行们不同，他们没有抵抗，所以大部分人被赦免了。受到优待的那些人终于获许回到撒麻耳干，但是，屠杀的规模相当大，以致留下来的居民几乎还不能住满城市的一角。
花刺子模原都城玉龙杰赤——今希瓦附近的乌尔根奇——经长期包围之后，于1221年4月才被攻占。长时期的包围使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术赤和察合台不能调动，并且在接近最后阶段时，甚至还要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参予。蒙古人引该城下的阿姆河水灌城，由此完成了他们的破坏行为。
在蒙古征服河中期间，花刺子模苏丹摩诃末被盲目的狂妄自大而招致的灾难所吓倒，从自负走向极端沮丧，最后完全迟钝了。以后他逃到巴里黑［巴尔克赫］，又从巴里黑继续逃到呼罗珊西部，在那里他避难于尼沙普尔［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其后他在与日俱增的恐慌中又跑到与他的统治地区遥遥相对的另一端；伊拉克·阿只迷西北的可疾云［今伊朗德黑兰省加兹温］。但是，成吉思汗已经派出一支由他的两位优秀将领者别和速不台率领的骑兵分队追随他。这是一次疯狂的追逐。巴里黑城在者别和速不台逼近时纳款获赦免，并接受了一位蒙古总督的统治。尼沙普尔接受了一个最糟糕的控制委员会，也免遭厄运，因为者别非常匆忙而未能停留。另一方面，图斯［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达蔑干［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达姆甘］、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都遭到速不台的洗劫。这两员蒙古大将继续追赶摩诃末，后来进入了伊拉克·阿只迷，对刺夷［今德黑兰之南］发起突然进攻，他们在刺夷城屠杀男性居民和奴役妇女儿童。他们火速穿过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抵达哈仑，摩诃末在此几乎落入他们手中，后来又溜掉了。他们摧毁赞詹和可疾云以泄愤。其间，倒霉的摩诃末在里海上一个与阿贝什员相对的孤岛上避难，在那里他约于1220年12月因精力衰竭而死。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者别和速不台继续进攻，从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进入高加索和俄罗斯南部地区。
在对付了花刺子模苏丹之后，成吉思汗于1221年春渡过阿姆河，开始从花刺子模残军手中夺取阿富汗的呼罗珊。他占领巴里黑，巴里黑的投降者未能保住该城，城市受到全面的摧毁（居民被杀，城市被烧）。在呼罗珊，他派幼子拖雷去夺取莫夫［马里］，莫夫城投降，城中居民也几乎是全部遭到屠杀（1221年2月底）。拖雷坐在安放于莫夫平原上的一把金椅上，目睹了这次集体屠杀。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只有400名工匠幸免于死”。桑伽苏丹的陵墓被烧，坟被盗空（据传说，正是这时候，游牧地在莫夫草原上的一个乌古思部落迁徙到小亚细亚，该地的塞尔柱克人给该部土地，它在此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基础）。接着，拖雷又去惩罚尼沙普尔，因为该城于不久前（1220年11月）倒媚地击退并杀了蒙古将军、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合察。这一次尼沙普尔城被攻占并遭到彻底摧毁（1221年4月10日），脱合察的遗孀主持了这次屠杀。为防止受骗，尸体都被砍头，并将首级按男、女、小孩分别堆成金字塔形。“甚至猫、狗也被宰杀。”蒙古人拆毁了位于图斯附近的哈伦拉施特的陵墓。哈伦拉施特和桑伽的坟，以及所有给阿拉伯－波斯灿烂文明增添光彩的建筑都被一个一个地毁掉。接着，拖雷继续攻占也里［赫拉特］。该城的花刺子模军进行抵抗，但城内的居民们打开了城门，拖雷屠杀了士兵们，仅这一次，他赦免了居民。
后来，拖雷在塔里寒城［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以北］附近与成吉思汗汇合，刚刚攻占了玉龙杰赤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也前来汇合。
成吉思汗在毁掉塔里寒城之后，越过兴都库什山，去围攻范延［巴米安］。在这次行动中，察合台之子、成吉思汗宠爱的孙子、年轻的木阿秃干被杀。在一次宴会上，征服者亲自把这噩耗告诉察合台，并以札撒的名义禁止他悼念其子，但给死者以流血葬礼的荣誉。范延城陷后，不赦一人，不取一物，概夷灭之。“一切生物都遭屠杀”，范延城址被称为“可诅咒的城市”。
与此同时，花刺子模末代苏丹摩诃末的儿子札兰丁·曼古伯惕突破蒙军在内萨［土库曼阿什哈巴德东］的防线，逃脱了河中和呼罗珊发生的灾难。他逃到阿富汗山区腹地的加兹尼城避难，他组织了一支新军，后来在喀布尔以北的八鲁湾［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打败了由失吉忽秃忽率领的一支蒙古军团。成吉思汗急于为其副帅的失败报仇，前往加兹尼，札兰丁不敢呆在加兹尼等待他的来到。加兹尼城没有作任何抵抗，成吉思汗因急于追赶札兰丁，推迟了毁城的程序。最后，他在印度河岸追上了这位花刺子模王子，并在此击溃了札兰丁的军队（据奈撒徽记述，此事发生在1221年11月24日）。札兰丁本人全副武装地策马入河中，顶着雨一般的箭逃跑了。他非常幸运地平安到达了彼岸，由此前往德里苏丹宫廷避难（1221年12月）。蒙古人没有立即继续追入印度境内（直到第二年，一支蒙军分队在札刺儿部那颜八刺的命令下进行了远至木尔坦的一次清剿，因天气酷热，短时间之后只得撤退）。但是，在札兰丁逃走之后，他的家庭成员落入蒙古人手中，所有的男孩都被杀。
不过，蒙古人在八鲁湾的失败重新激起了东伊朗尚存的最后一些城市的勇气。成吉思汗首先向加兹尼城民清算，除了被他送往蒙古的工匠以外，城民全部被杀。在八鲁湾战役之后，也里［赫拉特］也起来反叛（1221年11月）。蒙古将军宴只吉带在进行了6个月的围攻之后，于1222年6月14日再次攻占该城。全城居民被杀，这场屠杀整整占用了一周的时间。那些返回莫夫的人们曾经愚蠢地杀死了拖雷留在该城的波斯族长官，而拥戴札兰丁。他们遭到失吉忽秃忽的残害，无一人幸免。当大屠杀结束时，蒙古人谨慎地佯装离去。他们走了一程后，凡是躲在城郊或地下室的可怜虫们认为敌人已经走了，又一个一个地出来，这时蒙古后卫部队又折回来进攻他们，将他们消灭。
显然，总的来说，蒙古人在夺取河中和东伊朗的设防城市时，比他们在中国的战争要觉得困难少些。部分原因是他们作为“异教徒”（或者像我们今天应该说的“野蛮人”）在穆斯林中比在中国境内所产生的恐惧更加强烈。在中国，居民们在许多世纪中已经习惯了与他们为邻。其次，在河中和东伊朗，他们似乎更多地利用了当地居民。为了占领一座城市，蒙古人将周围地区－农村和不设防城市——的男性居民集合起来，在战争的时刻，把他们赶到护城渠或城墙边，只要他们的尸体能填满河渠和他们的反复攻击能消耗守城军，即使这些可怜虫被他们自己的同胞刈除，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他们被伪装成蒙古人，每十人举一面蒙古旗，以致守城军看到遍布于草原上的这一大批人马后，相信他们自己已经受到成吉思汗大军的威胁。由于这种计谋，一支蒙古小分队就可以迫使敌人投降，事后，这些人群不再有用而被屠杀。这种几乎是普遍实施的可怕的办法，由于蒙古人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而臻于完善，成为他们最常用的战术程序之一。成吉思汗正是用不花刺抓来的俘虏攻打撒麻耳干，接着，又用撒麻耳干的俘虏来攻打玉龙杰赤；拖雷也正是利用了呼罗珊的村民夺取了莫夫城。恐惧与沮丧是如此强烈，以致没有人想到抵抗。当内萨城被陷时，蒙古人将居民赶到一块空地上，命令他们互相将手捆在背后，内萨的穆罕默德写道：“他们服从了，如果他们散开来逃往附近的山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得救。一旦他们互相将手捆绑上，蒙古人围住他们，用箭射他们——男女老幼无一人幸免。”
然而，在蒙古人中，对秩序的行政意识和军事意识也从未削弱过。在五分之四的人被杀之后，为管理幸存下来的五分之一居民的事务，在他们走后留有一个平民官达鲁花赤（darugachi或daruqachi），达鲁花赤常常是以回鹘人、甚至是波斯人充任，还配有书记员，负责整理用回鹘文和波斯文写的名册。
东伊朗再也没有从成吉思汗的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像巴里黑这样的城市仍然残留着蒙古破坏的痕迹。15世纪时，在沙哈鲁、兀鲁伯和速檀·忽辛·拜哈拉统治下，这些地区发生的帖木儿文艺复兴运动都未能使它们完全恢复过来。然而，尽管成吉思汗的行为可能像是阿拉伯-波斯文明的最凶恶的敌人，像穆斯林作家们污蔑的是该死的可诅咒的一类，但是，他对伊斯兰教本身并无敌意。如果他禁止在河中淋浴和反对穆斯林们的杀牲方式的话，仅仅是因为它们与蒙古习俗或他们的迷信相抵触。如果说在东伊朗他毁灭了由某个费尔多西或某个阿维森纳所创造的辉煌的都市文明的话，那只是因为他想在蒙古的西南边境上造成一种无人区，或者是人为的草原地带，以作为他的帝国的缓冲带或保护带。正是为此目的，他“毁掉了农田”。在他身上具有统治者和游牧者的双重性：作为统治者，他从不赞成宗教战争；作为游牧者，他不完全了解定居生活，喜欢破坏城市文明、废除农业（在离开东伊朗时，他破坏了东伊朗的产粮区）和把农田变成草原，因为草原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便于管理。
成吉思汗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阿富汗逗留了一些时候。他于1222年5月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有名的道教和尚丘长春的访问。他于1220年曾向丘长春发出邀请，丘长春是经回鹘地区、阿力麻里、怛逻斯河和撒麻耳干后才到达的，这位征服者急于想从道教魔师那里知道长生不死的药方。
然而，当时他也在考虑返回蒙古。他于1222年秋又渡过阿姆河，沿不花刺道继续前进。在不花刺，他好奇地询问了伊斯兰教主要教义。他赞同这些教义，到麦加朝圣一事除外，他认为没有必要去麦加朝圣，整个世界都是上帝（蒙古语“腾格里”长生天）的归宿。在撒麻耳干，他命令穆斯林祈祷者应该以他的名字进行祈祷，因为他已经取代了苏丹摩诃末。他甚至对穆斯林教士——伊玛目和卡迪［民事法官］——免征税，以此证明他对穆斯林世界犯下的暴行是战争行为，而没有宗教运动的因素。他在撒麻耳干过冬，1223年春是在锡尔河北岸度过的。正是在塔什干附近，可能是在锡尔河北岸的支流奇尔奇克河河谷，他坐在安放于那颜和巴阿秃儿［贵族和勇士］之间的金制王位上，举行了一次蛮族式的“觐见礼’。接着，仍是在1223年春，他与他的儿子们在亚历山大山（吉尔吉斯山）以北的忽兰巴什草原上召集了一次库里勒台。与此同时，他的军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狩猎娱乐活动。他在怛逻斯河和楚河草原上度过了这年夏天，显然，第二年夏天他是在也儿的石［额尔齐斯］河畔度过的。他于1225年回到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