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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一行的旅行并不是唯一的。1291年，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Petrus da
lucalongo）从桃里寺出发，经印度洋到中国。他住在北京，他在北京的生意一定很兴隆，因为他于1305年把帝国宫殿附近的一块地送给方济各会修道士约翰·孟德科维诺。大约20年之后，热那亚人安德鲁（Andalo
da Savignano）也到中国，他在此赢得了大汗的信任。他作为蒙古外使回到欧洲，后来于1338年再次来中国，可能是走塔那这条路。
在这些冒险商人的促进下，引来了传教士。教皇尼古拉四世正好从列班·扫马那儿知道蒙古帝国内有许多地区基督教教会，他于1289年派约翰·孟德科维诺带着给波斯汗阿鲁浑和大汗忽必烈的信前往远东。孟德科维诺在桃里寺与阿鲁浑呆了一些时候，然后于1291年出发到印度。在印度，他陪伴商人彼得鲁斯在迈拉布尔停留了13个月。在这次留居之后，他乘船到中国，受到忽必烈之孙、继承者铁穆耳大汗的热烈欢迎。鄂多立克对此记道：“我们的一位至方济各派修道士在皇宫中任主教，每当皇帝骑马外出，他给他祝福，皇帝虔诚地吻十字架。”
孟德科维诺在北京建了两座教堂，一座是在与他一起从迈拉布尔（1305年）来的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的捐助下建成的。几年之内，他给“一万多鞑靼人”施洗礼，并开始把基督教圣经诗译成在他的教徒中通用的一种语言。明显皈依天主教的是汪古部王公阔里吉思，即乔治，他是在聂思托里安教徒家庭出生和长大的。他皈依天主教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在此之后，乔治王子有责任对天主教传教士们给予更有效的保护，作为铁穆耳大汗的女婿，他任命这些传教士在宫中担任最高官位。阔里吉思之幼子以术安·约翰之名接受洗礼，以表示对约翰·孟德科维诺的敬意。
1307年，教皇克力门五世任命孟德科维诺为汗八里城大主教。1313年三位辅助主教的副手抵达汗八里，他们是佩鲁贾的安德鲁、格拉德和帕莱格利努。在大约同时期，教皇还派佛罗伦萨的托马斯、捷罗姆和彼得兄弟们到蒙古人中。捷罗姆成了克里米亚（即可萨尼亚）的主教，并对钦察汗国有裁判权。格拉德成了刺桐（福建泉州）的主教，由一位亚美尼亚的富妇捐款，他在刺桐建了一座教堂。他死后，帕莱格利努继任刺桐主教。帕莱格利努于1322年（或1323年）去世，轮到安德鲁·佩鲁贾取代了他。1326年1月，安德鲁从刺桐写了一封信给佩鲁贾修道院神甫们，信中强调指出了在蒙古宫廷中的这些传教士们得到的优待。他在信中写道：大汗（当时是也孙铁穆耳）已经答应给他每年俸金一百金佛罗林。安德鲁还说，他在刺桐附近为22名僧侣建造了一座房子，他的时间分别是在教堂和山上的修道院中度过。
孟德科维诺和安德鲁之后，在元朝最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方济各会修道士波尔德诺内的鄂多立克（约生于1265年，死于1331年）。鄂多立克大约于1314年从威尼斯起航（有些作者说是直到1318年才启程），在特拉布松登陆。从特拉布松出发，他先来到波斯的蒙古汗国。访问了桃里寺城，并注意到该城的商业重要性，他认为该城给波斯汗带来的收入比法兰西王来自全国的收入还要多。他还谈到了阿哲儿拜占的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会和亚美尼亚教教会。他最初计划经伊朗东部到印度，但是，在耶斯特，由于该地区穆斯林狂热而产生的暴动，他只好返回。在1313年至1315年的几年内，东伊朗成了自相残杀的战场。波斯汗完者都正与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也无不花和阿富汗地区君主也先不花的侄儿达乌德·火者交战。此外，东伊朗与印度之间的交通也因突厥斯坦的察合台蒙古人在1305－1327年间不断对旁遮普发动掠夺性远征而不畅通。因此，鄂多立克返回，向西到伊刺克阿拉比，在那里，他从巴士拉乘船到霍尔木兹。再从霍尔木兹乘船到印度，于1322年，或者1323年底，或者1324年初，在孟买附近的塔纳登陆。他在塔纳收拾了前不久（1321年4月9－11日）被穆斯林杀害的四位方济各会修道士的遗骸，浏览了无离拔［马拉巴尔］海岸，它是真正的香料之地、胡椒之国，鄂多立克对此作了有价值的记录，这些记录对他所处时代的商业具有很大的重要性。鄂多立克继续前往圣·托马斯，或称迈拉布尔，据说使徒托马斯葬于此地，该地有一大批基督教移民，他对这个原聂思托里安教教会的衰退作了评论，这里的聂思托里安教会实质是处于偶像崇拜的环境之中，它几乎退化成为异教（在蒙古，卢布鲁克同样也说过，聂思托里安教教士在与萨满们争夺阵地时，几乎降到了萨满教的水平）。首先是步入了印度教荒谬的歧途，狂热者们浸透着血的疯狂，他们投身于拉着偶像的车的车轮下，从我们的圣徒中发出了与7世纪佛教朝圣者玄奘一样的呼声。接着鄂多立克游览了锡兰和爪哇，访问了占婆，由此乘船到中国。
鄂多立克在广州登陆，他称为辛迦兰（Sincalan），该名来自阿拉伯名Sinkalan或Sinikalan。广州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人口密集，富有，货物云集，价格便宜，居民勤劳，并且是天生的商人和能工巧匠。他还对该地居民所敬之神的数目而感到惊讶。他对泉州（或刺桐）的兴趣也不小，在他的手稿中，泉州拼写成Caitan，该城有两个罗马城大。在泉州，他在上文提到的圣方济各会寺庙中受到接待，使他能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在鄂多立克的手稿中杭州被称为Cansay或Guin－zai。杭州更使他惊奇不已。他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和环礁湖之间。”看到这些多种多样的民族——汉人、蒙古人、佛教徒、聂思托里安教徒——同居于这个大城市中，使他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鄂多立克在杭州碰到了一个由方济各会会士们劝说而皈依天主教（肯定是由聂思托里安教改宗的）的蒙古要人，他以“阿塔”一名称呼鄂多立克，阿塔，即突厥语父亲之意。由于他的帮助，鄂多立克得以访问一座佛教寺庙，并与庙中的和尚们讨论了灵魂转世的问题。
鄂多立克从杭州继续前往金陵府（Quelinfu），考狄尔写成Kin－ling-fu，我们称为南京。以后又到扬州，他在扬州发现有一座方济各会寺庙，也还有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堂。接着他浏览了新州马头（Sunzumatu），马可·波罗写成Singiumatu）很可能是今山东济宁），他把该地看成是重要的丝绸市场。最后，他来到“可汗城”汗八里，或称北京。
“大汗驻于此，有一座非常大的宫殿，围墙至少有四英里长，其中有许多较小的宫殿，帝王城是由若干同心的、渐次向外扩大的圆圈组成，每一圈城池内都有居民。在第二圈，是大汗及他的家人和随从们居住。在这一圈内，堆有一座人工小山，山上筑有主要的宫殿。小山上种着美丽的树，故名绿山。山周有湖和池塘环绕。一座极美的桥横跨湖上，无论是从它的大理石色泽的鲜艳，或者是建筑结构的精细上，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桥。池中有无数野鸭、天鹅和野鹅。大汗不需离开宫殿所在的圈，就可以享受打猎的乐趣，因为圈墙内有一个大公园，园内有许多野兽。”
接着鄂多立克描述了在蒙古宫廷中受到接见的情况（当时的大汗是忽必烈的重孙子、也孙铁穆耳，他在位时间是1323年10月4日至1328年8月15日）。
“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第一位皇后坐在他的左手边，比他矮一级；接着在第三级是三个妃子。在妃子下面坐着王族的其他贵妇。大汗的右手边是他的长子，长子以下各级坐着宗王们……。我，僧侣鄂多立克，在该城（北京）呆了三年半，陪伴方济各派修道士，他们在北京有一座寺庙，甚至在大汗宫中担任一定官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为大汗祝福时，我有机会了解到我所观察到的一切。……确实，我们中的一位兄弟（约翰·孟德科维诺）是宫廷大主教，无论大汗何时出巡，他都给予祝福。有一次当大汗返回北京时，我和主教，以及方济各会教士们一起到离北京两天路程之远的地方去迎接他，快要接近时，我们在面前举起了一根长杆，杆头上系有一十字架，我们唱着‘伏求圣神降临’，他坐在战车的王位上，当我们走近战车时，大汗认出了我们，把我们召到他身边。当我们靠近他时，他脱掉皇冠，它是无价之宝，在十字架前鞠躬。主教向他祝福，大汗虔诚地吻十字架。接着我把香插入香炉中，主教在王前焚香。但是，按宫廷礼节，没有人空手去见大汗，于是，我们呈上载满水果的银盘，他友好地接受了，甚至好像尝了尝水果。后来我们闪到路旁，以防被他身后的骑兵队撞伤，退到陪伴大汗的那些受过洗礼的大臣中（他们是皈依天主教的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他们像接受贵重礼物一样高兴地接受我们的普通的礼物。”
鄂多立克还报导了在离北京有20天路程之远的帝国森林中为大汗安排的巨大的狩猎活动。他形象地描述了打猎场面：大汗骑在一只大象背上，蒙古君主们各自射出具有颜色标志的箭。“动物的嘶叫声，猎狗的狂吠，一片喧闹，以致互相之间的说话都听不见。”一旦达到高潮，狩猎的场面就完全结束了，也孙铁穆耳像其祖先成吉思汗一样，冲破围猎圈，按佛教的精神，让受伤的野兽逃走。
最后，鄂多立克提到了杰出的帝国邮政。“信使骑着飞驰的快马，或疾走的骆驼。在他们接近那些驿站时，吹响号角，示意他们来到。驿站主听到号角后，让另一名使者骑上新的坐骑，接过信函后，他飞奔到下一站，依次这样下去，于是，大汗在24小时之间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骑程之远地区的消息。”
鄂多立克在北京呆了两、三年之久，好像在1328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他途经汪古部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境，一位名叫阔里吉思（死于1298年）的王公，在孟德科维诺的主持下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像在他之前的马可一样，鄂多立克也把这些汪古部王公们与克烈部的“约翰长老”混淆了，但是，当他提到他们与成吉思汗系的公主们的频繁通婚（见上文）时，他头脑中指的肯定是这些汪古部王子。他所称呼的汪古部都城的名称（Thozan），是伯希和认定的中世纪的东胜，即托克托，或可能是现在的绥远。从汪古部境，鄂多立克继续前往甘州之地，即甘肃甘州，他提到了该地的城镇和村子沿大商路排列非常紧密，以致旅行者在离开一个城市和村子时，就可以看到下一个城市和村子的围城。鄂多立克必定是走一条小道穿过戈壁的，这条小道或者是在塔里木北缘，或者是在其南缘，沿途他收集了有关吐蕃和喇嘛教理论的有趣的资料。然而实际上他从未进入吐蕃地区，尽管这一点与他的陈述不相符合。他于1330年5月回到帕多瓦，在口授其传教活动的经历之后，于1331年1月14日在乌迪内修道院去世。
北京大主教约翰·孟德科维诺曾接见过鄂多立克，在鄂多立克离开北京后不久，他于1328年（或1329年）去世。1333年，罗马以另一位方济各派修道士尼古拉继任他的职务，尼古拉是走中亚之路。尼古拉到达阿力麻里（即今伊犁河流域的固尔扎附近）的消息是于1338年传到欧洲。但是，他好像未到中国就去世了。1339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派约翰·马黎诺里修士到中国。他从那不勒斯出发，于1339年5月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乘船到克里米亚的喀法（费奥多西亚）。接着他访问了钦察汗月即别，向他呈递了教皇送的许多礼物。1340年春，他从钦察来到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他在阿力麻里重新建起了前几年中因宗教迫害而遭到破坏的基督教会（参看342页）。然后，他过中亚，于1342年到达北京。8月19日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代继承人、大汗妥欢帖睦尔（Toghan
Temur）的正式接见，他送给大汗一匹来自欧洲的战马，这一礼物很得大汗的赞赏。1347年12月26日，马黎诺里从泉州起航，在沿印度海岸航行时，在迈拉布尔和奎隆停留一年。于1353年返回阿维农。
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任命巴黎大学教授纪尧姆·波拉特为北京大主教，第二年教皇又命名弗朗希斯科作为他的使者到中国。但是，元朝刚被推翻（参看下文）。胜利的中国人——明朝——强行禁止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蒙古人引进的或者说是赞赏的所有外来宗教教义。基督教处于不利地位，被中国的反对分子看成是一种蒙古宗教。同样的事情在840年也曾发生过，当回鹘可汗们垮台时，在他们统治之下得到保护的摩尼教在一夜之间被禁止了。它被认为是蛮族强制推行的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