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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过来叙述金帐汗国。拔都从1227年到1255年在位，他作为成吉思汗长支之首（无疑是得到斡儿答的赞成），对蒙古的一般政策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必须提到，他从未提出过占有最高汗位的要求。在初期，他甚至尊重他祖父把帝国传给窝阔台家族的决定。这种弃权行为可以从涉及到术赤的可疑出身得到解释。成吉思汗的妻子、四位宗王的母亲孛儿帖大约在怀术赤时曾被一位鞑靼首领劫持。关于术赤的合法性问题似乎是故意搁下，不予理会。上面已经提到过成吉思汗对其长子缺乏感情，以及在玉龙杰赤围攻战之后术赤的奇怪行为，该战以后他在自己的封地上，即图尔盖，恩巴河和乌拉尔河流域，度过了最后五年，没有参加成吉思汗进行的各次战争。到最后，父子之间的冲突几乎公开化。这些情况最初注定了术赤家族的作用是有些不显眼的。
1250年到1251年中，拔都使窝阔台家族垮台和拖雷家族继位，为自己家族报了仇。上文已经提到过，他于1250年在阿拉喀马克的具有决定性的干预和1251年他如何派其弟别儿哥到蒙古，以牺牲窝阔台家族为代价，扶持拖雷之子蒙哥即位的情况。无疑地，蒙哥把他的王位归功于拔都，他从未忘记这一恩赐。1254年他对卢布鲁克说，他与拔都的权力，像太阳光一样普照整个世界，这话似乎暗示一种对帝国的共同统治。卢布鲁克看到，在蒙哥境内拔都的代表们比在拔都境内蒙哥的代表们受到更多的敬重。正如巴托尔德所指出，总的来说，在1251－1255年期间，蒙古世界实际上是在大汗蒙哥与“老大哥”拔都之间被瓜分了，他们之间的边界线穿过楚河和怛逻斯河之间的草原。拔都在成吉思汗家族的其他成员中享有最高仲裁者和拥立大汗者的地位。对拔都其人有种种评价。蒙古人称他为赛思汗即“好汗”，赞扬他的善良和慷慨。然而，对于基督教世界、他似乎是1237－1241年间在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进行的那些能够表现他的特征的各次战役中所实施的、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的煽动者。普兰·迦儿宾摘录了对他所作的互相矛盾的描述：“他待自己人性情温和，和蔼，慈祥，但在战争中非常残酷。”
1237－1241年的这次“欧洲战争”，经斯拉夫人的俄罗斯、波兰、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进入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这次战争中，成吉思汗家族各支都有代表人物参加，这次战争的组织主要对拔都有利。他是全军的总指挥，至少形式上如此（战略指导是速不台，但是在拔都的名义下进行），结果，只有拔都一人从战争中获利。这次战争不仅打败了最后一批钦察突厥人，而且征服了里亚赞、苏兹达尔、特维尔、基辅和加利奇诸罗斯公国，它们在两百多年中一直是金帐汗国的属国。这是一种严格的封臣关系（一直维系到15世纪末），因为可汗可以任意废立罗斯王公，这些王公们有义务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可汗营地，“在可汗面前磕头”。这种谦卑从属的政策起于符拉基米尔的雅罗斯拉夫大公，他于1243年第一次到拔都面前表示效忠，拔都承认他是“罗斯诸王公之首”。1250年加利奇王公（他于1255年取得王公称号）丹尼勒也前来表示臣服，并要求为他举行任职仪式。雅罗斯拉夫之子，继承人亚力山大·涅维斯基大公（1252-1263年在位）至少是为了能够对付罗斯在波罗的海的敌人，充分利用了蒙古的这种严格的保护关系。接受这种奴役只是手段，靠这种手段，国家能够度过艰难时期。莫斯科维一直受蒙古人奴役，直到15世纪末伊凡三世把它解放出来。金帐汗国的历史与其他几个成吉思汗国的历史有根本性的不同。在蒙古人征服的其他地区，蒙古人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他们的环境，从被征服地获得了教训。在中国，忽必烈及其后裔成了中国人；在伊朗，以合赞、完者都和不赛因为代表的旭烈兀后代们成了波斯的苏丹。另一方面，他们的堂兄弟、南俄罗斯的可汗们没有被斯拉夫-拜占庭文明争取过去，成为罗斯人。像他们的地名所暗示的那样，他们仍是“钦察汗”，即钦察突厥游牧部落的继承人。因此，他们只是那些没有历史，或对过去事件没有记忆的，就历史意义而言，似乎没有在俄罗斯草原上旅居过的“库蛮”突厥人（或称波洛伏奇人）的继承者。钦察汗们的伊斯兰化——从文化角度来看是很肤浅的，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又是很孤立的——一点也未改变这一形势。他们的伊斯兰化没有使他们真正分享伊朗和埃及的古代文明，相反，最终使他们与西方世界割裂，并使他们成为在欧洲土地上扎营的外国人（正像后来的奥斯曼人一样），永远没有被同化。在金帐汗国存在时期，亚洲是从基辅南郊开始的。普兰·迦儿宾和卢布鲁克充分表达了到过拔都汗国的西方人的印象：他们感到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10世纪的可萨突厥人中肯定比在术赤的后裔中有更多的“西方主义”的表现形式。
然而，必须承认，事情可能采取另一途径。无论卢布鲁克可能会说什么（他因聂思托里安教士们的无知和酗酒受到了极大震动，而不能充分地认识到在蒙古帝国内聂思托里安教的重要性），基督教在拔都的家族中扎根。拔都之子撒里答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尽管方济各会文件有相反的记载。亚美尼亚人（基拉罗斯）、叙利亚人（巴赫布拉攸斯）和穆斯林（朱兹贾尼和志费尼）的书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一些人的意外去世妨碍了这位聂思托里安教王子继承父位。当拔都于1255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营帐中去世时（终年48岁），撒里答正在蒙古，他是到蒙古朝觐他父亲的朋友蒙哥大汗的。蒙哥任命他为钦察汗。但是，撒里答在回家途中，或者是抵伏尔加河畔后不久就去世了。后来，蒙哥提名幼王兀刺黑赤代替他，志费尼认为兀刺黑赤是撒里答之子，而拉施特认为是其弟。拔都遗孀博刺克斤监国。但是，很可能在1257年，兀刺黑赤去世，拔都之弟别儿哥成了钦察汗。
别儿哥的统治（大约从1257年至1266年间）给汗国打上了具有决定性的重定方向的烙印。如果撒里答在世的话，有理由推测（尽管卢布鲁克不以为然），由于王室的保护将对基督教有利。但是，别儿哥却倾向于伊斯兰教。并不是说他要违反成吉思汗蒙古人的特有的宗教容忍政策（特别是在蒙古人中）。聂思托里安教是他的人民信仰的宗教之一，他肯定不会禁止它。然而，他主要同情穆斯林，特别是在处理外国事务时。在此回顾一下巴托尔德的阐述，他认为在钦察汗国内伊斯兰教倾向的开端应该属于以上事实。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别儿哥卷入了成吉思汗国的各次内战。我们看到他是站在阿里不哥一边反对忽必烈，尽管他没有给阿里不哥任何有效的援助。后来他又与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阿鲁忽交战，但没有胜利，阿鲁忽于1262至1265年间夺取了他的花刺子模。花刺子模直到当时一直被看成是钦察汗国的属地，此后它成为察合台汗国的一部分。其后不久（在1266年前），阿鲁忽又从别儿哥，或者是从别儿哥兄弟斡儿答手中夺取并摧毁讹答刺要塞（位于锡尔河中游北岸上，是商旅们的重要中转站）。这样，以牺牲术赤后裔的利益为代价，楚河以西草原并入了察合台汗国。正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别儿哥的军队正在高加索进行战争，不可能采取反击阿鲁忽的行动。
尽管别儿哥对穆斯林的同情也许没有引起他与波斯汗旭烈兀之间的分裂，正像阿拉伯-波斯的历史学家们已经阐述过的那样，但是，在关键时刻，它们至少是被用作一种外交借口。据波斯作家们记述，钦察汗确实指责过旭烈兀屠杀报达居民，以及未与其他的成吉思汗宗王们协商就处置了哈里发。事实上，术赤家族肯定是把旭烈兀占阿哲儿拜占看成是一种侵占和蚕食行为。于是，别儿哥毫无顾忌地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传统敌人、穆斯林抵抗力量的领导者、当时是由拜巴斯苏丹统率的埃及马木路克联合，反对他的堂兄弟、波斯的蒙古人。从1261年起，两宫廷之间互派外使，拜巴斯的使者驻克里米亚的苏达克城，别儿哥的使者驻在亚历山大里亚。1263年，两位君主之间结成了反波斯汗国的特殊同盟。
拜巴斯从这次和解中获得双倍的利益。从此，他可以在金帐汗国的臣民、钦察突厥人中征集新的马木路克补充他的军队（应该记住，他本人就是一个钦察突厥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幸运的外交上的胜利，它正在促使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势力互相抵消。由于术赤家族的支持和别儿哥在高加索发动的牵制性行动，拜巴斯永远地阻止了旭烈兀家族向叙利亚的进军。波斯汗由于在打耳班关隘受到威胁，不能在阿勒颇对艾因贾卢特之难（参看364页）进行报复。如早些时候已经提到的，旭烈兀十分怨恨别儿哥对他的伤害。1262年11－12月，他穿过作为两汗国在高加索边境分界的打耳班关，一直攻到捷列克河。其后不久，他在河附近受到别儿哥的侄孙那海率领的钦察汗国军的袭击，退回阿哲儿拜占。在企图从冰上重渡捷列克河时，旭烈兀骑兵的马蹄踩碎了冰，很多骑兵被淹死。成吉思汗国内部的这些争吵产生了可悲的后果：旭烈兀把他在波斯境内能抓到的钦察商人们全部处死，别儿哥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钦察汗国境内的波斯商人。1266年，轮到那海穿过打耳班关，接着到库拉河，直接威胁着波斯汗国的心脏阿哲儿拜占。但是，那海在阿克苏河〔今苏联境内的〕畔被旭烈兀的继承人阿八哈打败，眼部受伤，其军队向失儿湾溃逃。别儿哥亲自率援军匆匆赶来。但是，为了在梯弗里斯附近渡过库拉河，他在沿库拉河北岸而上时，于同年（1266年）去世。
在基督教的欧洲，加利奇罗斯王公丹尼勒已经反叛蒙古人的统治（1257年）。他甚至冒险攻击汗国的边境。但是，别儿哥本人还未亲自出面干预时，他又归附了蒙古人。按汗的命令，他被迫拆除了他所建的大多数堡垒。另外，克罗麦鲁斯编年史在1259年的标题下谈到了蒙古人对欧洲的另一次远征。蒙军在一次入侵立陶宛时，把该地来不及躲入森林或沼泽之地的居民全部杀死，此后，蒙古人与被强迫随他们而来的罗斯辅助军一起进入波兰。“在第二次烧了桑多梅日之后，他们包围了居民避难的城堡。指挥者，克雷蒙巴的彼得拒绝投降。接着，蒙古人派他的兄弟加利奇王丹尼勒的儿子去劝彼得在宽大的条件下投降。但是，蒙古人按他们的惯例，撕毁誓约，屠杀了全体不幸的居民。他们由此继续前往克拉科夫，放火烧该城。波兰王贞洁者博列思老逃往匈牙利。蒙古人洗劫波兰，直到奥珀伦区的比托姆，三个月之后，满载战利品返回钦察草原。”
在别儿哥统治期间，钦察蒙古人受保加尔人皇帝君士坦丁泰奇邀约干预巴尔干事务，反对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佩利奥洛格斯。蒙古宗王、别儿哥的侄孙那海率2万骑兵渡过多瑙河，佩利奥洛格斯迎战。但是，帕切米尔承认，希腊人抵达保加尔人边境时，一见蒙军就惊惶失措。他们溃逃了，几乎所有人都被砍死（1265年春）。佩利奥洛格斯乘一艘热那亚船回到君士坦丁堡，而蒙古人洗劫了色雷斯。这次远征中（尽管其他书上说，它直到1269年至1270年冬才发生），那海把软禁在君士坦丁堡的前塞尔柱克苏丹凯·卡兀思二世解救出来。凯·卡兀思踉随蒙古人及他们的掠夺物踏上了回家的道路，并与别儿哥汗的一位女儿结婚，别儿哥于1265至1266年间，把克里米亚的重要贸易中心苏达克城作为封地赐给了他。与此同时，佩利奥洛格斯已经开始意识到蒙古因素的重要性。他把他的私生女儿欧菲柔细纳嫁给有势力的那海，并送给他一些华丽的丝织品。顺便提一下，在接受礼品时，这位成吉思汗蒙古人说他更喜爱羊皮。但是，从此以后，佩利奥洛格斯和钦察汗国之间缔结的联盟证明是对前者大为有利，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他们一度曾与埃及的马木路克苏丹国缔结了一个真正的三国同盟，以对付拉丁世界（安茹和威尼斯的查理士）和对付波斯汗国。
马木路克的使者们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别儿哥的最生动的形象。他是一位真正的蒙古人，黄皮肤，稀疏的胡子，头发在两耳后梳成辫子，戴着尖顶帽子，一只耳朵上戴着镶嵌着一颗宝石的金耳环。腰上束着一条未加工的保加尔皮做的皮带，镶着金和宝石，脚上穿着红皮靴子。
最初的钦察蒙古人除了住在那些巨大的毡帐和篷车里外，没有别的住所，这些毡帐和篷车被安置在伏尔加河沿岸，按季节改变着位置，它们给卢布鲁克留下了行军中的城市的印象。别儿哥下令建造定居都城萨莱，或者是他完成了可能由拔都开始的建都工作。萨莱城肯定是建在拔都的一个经常扎营地附近，它位于伏尔加河东岸，在入里海的海口附近；正如巴托尔德所说，如果拔都的萨莱城不是相当于今天的谢利特连诺耶的话，那么，就应该与别儿哥在察列甫的萨莱城不同，要稍稍偏北。然而，很可能别儿哥的萨莱城从它建立时的大约1253年起到帖木儿摧毁的1395年止，一直是钦察汗国的都城。它比坐落在同一地区的原可萨人的都城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它是前往中亚和远东的商旅们的起点，经讹答刺、阿力麻里、别失八里、哈密、唐兀惕境和汪古部境到北京。别儿哥及其后继者们，特别是月即别和札尼别汗，吸引哈纳菲派和沙菲派的穆斯林神学家们到萨莱，这些都使该国的伊斯兰化有了新的促进。
别儿哥的继承者是忙哥帖木儿，他是拔都之孙、秃罕之子。忙哥帖木儿从1266至1280年统治着钦察草原，在成吉思汗后裔们在中亚进行的内战中，他站在窝阔台系的海都一边反突厥斯坦汗、察合台系的八刺。正如上面提到的，他于1269年派5万人由宗王别儿克贾统率到中亚帮助海都战胜了八刺。在海都从忽必烈大汗手中夺取帝国的斗争中，他参加了海都一边，起码在外交领域内是这样。我们已经看到，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在蒙古被俘后，正是转交给他；后来忙哥帖木儿把他还给了他的父亲。由于这次冲突，钦察汗国在与大汗的关系上，能够重申它的独立。在保加尔人之地铸造的金帐汗国的钱币直到当时仍铸有大汗之名，此后只铸有忙哥帖木儿及其继承者们的名字。
忙哥帖木儿一方面在与埃及马木路克苏丹国的关系上，另一方面在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继续实行由别儿哥缔造的友好政策。他颁布法令保护希腊东正教牧师们的特权，在各种不同的时候，他都任用萨莱城主教塞俄罗斯特斯作使者出访君士坦丁宫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