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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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测量方法能够直接应用于铁路工人和脚夫的大多数种类的工作，并能间接应用于许多种类的农业工作。在重大的农业停工之后所发生的关于英国南部和北部的不熟练劳动的相对效率的争论中，最可靠的测量就是一个男子一天中能装入货车的材料的吨数。其他的测量方法是根据收割或刈芟的亩数，或是收割谷物的英斗数等等：但这些测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在比较不同的农业条件的时候：因为使用了农具，作物的性质和操作方法都有很大不同了。因此，在我们还没有方法去考虑农业方法变化的影响之前，根据收割、刈芟等工资所作的中世纪与近代的工作与工资的一切比较，都是没有价值的。例如，以手工收割生产谷物一百英斗的作物所花的劳动，现在比以前少了；因为现在所用的农具比以前进步了：但是，现在收割一英亩的谷物所花的劳动不一定比以前少，因为收获量比以前多了。

    在落后的国家里，尤其是在使用马匹或其他驮兽不多的地方，男子和女子的工作，大部分都可以它所包含的体力操作来相当良好地测量。但在英国，现在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在工业阶级中不到六分之一；同时，单是蒸汽机所做的工作，等于全部英国人的筋力所能做的二十倍以上。

　　维持大的体力操作的力量，虽然似乎有赖于体力和其他身体的条件，但是，它也依靠意志的力量和性格的坚强。这一类的精力——也许可看作是人的坚强，而与他的身体的强壮不同——是属于道德的，而不是身体的；但是，它仍然依靠神经强健的身体条件。这种人的坚强、这种决心、精力和自制力，简言之，这种“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它在伟大的事业中，伟大的思想中，以及对于真正的宗教情感的能力中表现出来。①

①这必须与神经过敏区别开来，神经过敏通常表现为神经力量的一般的不足；虽然有时它是由于神经刺激或失去平衡而发生的。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神经力量，而在另些方面也许很小；特别是艺术家的气质往往发展一类神经，而牺牲别类神经；但是，神经过敏的发生，不是由于某些神经的强健，而是由于某些神经的衰弱。最完美的艺术家的本性似乎不是神经过敏的：芬西和莎士比亚就是例子。“神经力量”这个名词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安格尔的著名的分类中的心情，他把效率的因素分为（1）身体（2）理智和（3）心情三类。他对活动的分类是按照a，ab，ac，abc，acb；b，ba，bc，bca，bac；c，ca，cb，cab，cba这样的排列；各组的次序是按相对的重要性来排列的，在某一因素只有很小作用的地方，其相应的字母就省去了。

　　在1870的战争中，柏林大学的学生似乎比普通兵士衰弱，但却较能忍受疲劳。

　　活力发挥作用有许多形式，因此要对它简单的测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在不断地估计活力，以为某人比另一人较为“坚强”，较多“优良品质”或是“一个较为强有力的人”。即使从事不同行业的商人，与从事不同研究的学者，也着手估计彼此的力量。如果一种研究要得到"头等"比另一种研究所需要的力量较少，则不久就会为人知道的。

　　第二节 续前 。

　　在研究人口增长时，曾经附带地略为说到决定生命长短的各种原因。但是，大体上，它们与决定体力和活力的各种原因是相同的，在本章中我们将再来研究。

　　这些原因中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气候。在温暖的国家里，我们看到早婚和高的出生率，因此就对人类的生命重视不够：这恐怕是大部分高的死亡率的原因，而高的死亡率一般是被归咎于气候的不利于健康。①

①暖热的气候是有损活力的。它对于高度的智力和艺术工作不是完全不相容，但却使人不能长时间地忍受任何种类的非常艰苦的操作。在温带较为凉爽的一半地方，比其他任何地方能做较为持久的艰苦工作；最好是在像英国以及与它非常相像的新西兰那样的地方，那里海风使温度差不多保持一律。欧美许多地方的平均温度是适中的，但冬寒夏暑使一年之中可以工作的时间大约减少了两个月。极端的和持续的寒冷会使精力衰颓，也许一部分因为它使人们把很多时间花在密不通风和狭小的寓所里的缘故；北极地区的居民一般是不能忍受持久的剧烈操作。在英国，普遍的意见认为“温暖的耶稣圣诞节使很多人死亡”；但统计却无疑地证明，它有相反的效果：平均死亡率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是最高的，而在寒冷的冬季又比温暖的冬季为高。

　　活力一部分要看人种的特性而定：但是，这些特性——就其能被解释的而论——似乎主要是由于气候的缘故。①

①人种史对于经济学家是一种有诱惑力的、但令人失望的研究：因为战胜的种族通常与被征服者的种族的女子通婚；在他们迁移时往往把许多男女奴隶带走，而奴隶在战争中被杀或去当僧侣的可能性比自由民为小。因此，差不多在每一种族之中，都有奴隶的血，也就是混血：因为在工业阶级中奴隶的血最多，关于工业习惯的人种史似乎是不可能有了。

　　第三节 生活必需品。

　　气候对于决定生活必需品也有很大的作用，生活必需品的第一样就是食物。食物的调制是否适当关系很大；精明的主妇一星期有十先令用于食物，比一星期有二十先令的不精明的主妇，往往更能增进家人的健康和强壮。穷人中婴儿的高度死亡率，大多由于在食物强制上缺乏注意和判断；那些完全缺乏这种母亲的照顾而没有死亡的婴儿，长大之后也往往体质孱弱。

　　除了现在的时代以外，在世界上一切时代中，食物的缺乏曾使人们大批灭亡。即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伦敦，死亡率在谷贵的年份比谷贱的年份高8％。②但是，逐渐地，财富增加和交通工具改良的影响，差不多在全世界都感觉到了，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国家里，饥荒的惨酷也减轻了；而在欧洲和新大陆已不知道有饥荒了。现在，在英国，食物的缺乏差不多已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食物的缺乏常是身体普遍衰弱的原因，而使身体不能抵抗疾病；也是工业没有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

②这一点已为法尔所证明了。他以有益的统计方法消除了种种妨碍的原因（见他所著的《生死统计》第139页）。

　　我们已经知道，维持效率的必需品是随着要做的工作的性质而不同的，但现在我们必须略为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一个人所有的食物供给与他可用的力气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而在体力操作方面尤譬如此。如果工作是间歇的，像有些码头工人的工作那样，则价廉而有营养的谷类食物就够了。

　　但是，对于非常繁重的连续紧张的工作，像炼铁工人和最艰苦的铁路工人的工作所包含的紧张那样，则需要即使在身体疲劳时也能消化和吸收的食物。高级劳动者工作包含很大的神经紧张，他们的食物就更需要具有这种质量，虽然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数量一般是小的。

　　次于食物的生活和劳动的必需品，就是衣着、住屋和燃料。当这些东西缺乏时，精神就变为迟钝，终于体质也受到损害。当衣着非常缺乏时，通常衣服日夜穿在身上；皮肤就会受到污秽东西的侵入。住屋或燃料的缺乏，使人们生活在有害于健康和活力的污浊空气之中；英国人民从煤的便宜之中得到了好处，但即使在冷天也要使房间有良好通风的英国人所特有的习惯，却是这些好处当中很不小的一件。建筑很坏的房屋，排水也不完善，造成了疾病，这些疾病即使较轻，对生命力的削弱也是惊人的；居住的过度拥挤，导致道德的败坏，因而减少人口和降低人们的品质。

　　休息与食物、衣着及其他属于物质的必需品，同样是强壮人口的增长所必需的。各种过度的工作都要减低生命力；同时，忧虑、烦恼和过度的精神紧张，对于损害体质、损伤生殖力和减少民族的活力，都有极大的影响。

　　第四节 希望、自由和变化。

　　其次就是关于活力的三个密切相关的条件，即希望、自由和变化。一切的历史都充满了关于在不同程度上由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一般的和政治的压制与迫害所造成的无效率的记载。①

①自由与希望不但增大人类乐于工作的心理，而且增大人类的工作力量；生理学家告诉我们，同样的操作，如在愉快的刺激下来做，比在痛苦的刺激下来做，所消耗的人类固有的神经力较少：没有希望，就没有进取心。这种希望和自由的两个条件，就是人身和财产的保障；但是，保障总包含对自由的限制在内，文明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去发现怎样得到保障——这是自由的一个条件——而不太牺牲自由本身。工作、地点和个人接触的变化，带来新的思想，唤起对旧方法缺点的注意，鼓励一种“神圣的不满”，并从各方面发展创造性的精力。

　　在一切时代中，殖民地人民在活力和精力方面易于胜过母国。这是一部分由于土地很多和在他们支配下的必需品价廉的缘故；一部分由于对适合冒险生活的有最坚强性格的人的自然选择的缘故，和一部分由于与人种混合有关的生理原因；但是，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生活上的希望、自由和变化。②

②旅行家与来自不同地方和具有不同风俗的其他的人晤谈后，就知道把许多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习惯试验一下，否则，他们就会一直赞成这些习惯，把它们看成好像是自然的法则。而且，地方的调动使较有能力和独创精神的人能有充分发挥精力的机会，并能跃居重要的地位：相反地，那些留在故乡的人往往依然故我毫无长进。在故乡成为预言家的人是很少的；邻居和亲戚通常是最后才会原谅那些不像周围的人那样驯服，而进取心较强的人的缺点，和认识他们的优点。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这个理由，差不多在英国的每一部分，精力最强和进取心最大的人，绝大多数是在生长在外地的人之中发现的。

　　但是，变化也许会过度；当人口如此迅速地移动时，以致一个人常会不顾自己的名誉，他就失去对于形成高尚的道德性格最好的外来帮助的一部分。漫游新国家的那些人的极端的希望和活动，使他们在一半获得技术和一半完成工作上的努力有很大的浪费，因为他们为了转到某种新的职业上去，就很快地放弃这种技术和工作。

　　以上所说的自由是被看作不受外界束缚的自由。但是，由自制力而来的较高的自由，对于最高级的工作甚至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这种自由有赖于生活理想的高尚，而生活理想的高尚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和宗教的影响，其中幼年时代母亲的影响是最大的。

　　第五节 职业的影响。

　　身体的和精神的健康与强壮受职业的影响是很大的①。在本世纪之初，工厂工作的条件对所有的人，尤其是幼童，是不必要地不健康和难受的。但是，工厂和教育的法令，已把这些弊端中最坏的从工厂中清除出去了，虽然其中许多弊端在家庭工业和较小的工厂中仍然存在。

①在牧师和教师之中，在农业阶级之中，以及在其他像造车工人、造船工人和煤矿工人那样的工业之中，死亡率是低的。在铅矿业和锡矿业之中，在制造纸夹业和陶器业之中，死亡率是高的。但是，这些行业和其他任何正规的行业，都没有表现出像伦敦的普通劳动者和小贩之中那样高的死亡率；同时，死亡率最高的是旅店中的仆人。这样的职业不是直接有害健康，但它却吸引体质和性格上都很弱的人，并使他们养成不规则的习惯。关于职业对于死亡率的影响的良好的说明，载于户籍局长第四十五次（1885年）年报的附录中。再参看法尔的《生死统计》第392—411页、汉佛莱在1887年6月号《统计杂志》上的论文《阶级死亡率统计》，以及一般关于工厂法令的著作。

　　城市居民的工资较高，知识较多，医疗较为便利，这些条件应当使城市中婴儿死亡率比乡村中低得多。但是，它却一般地较高，尤其在许多母亲为了获得货币工资而忽视家务的地方，更是如此。

　　第六节 城市生活的影响。

　　差不多在一切国家中，都是不断地向城市迁移。①各大城市，尤其是伦敦，从英国其他一切地方吸收最优良血统的人；最有进取心的人、天才最高的人、有最健全的体格和最坚强性格的人，都到大城市去找寻发展能力的机会。在那些最能干和性格最坚强的人之中，住在郊外的人数日见增加，郊外有优良的排水、供水和灯光设备，还有优良的学校和户外游戏的好机会，这些条件之能增进活力，至少与乡村中所有的条件一样。虽然现在仍有许多城市区域，其有害于生命力比若干年前的大城市只是略为减少，但大体上，人口密度的增大之成为危险的源泉，以目前而论似乎减少了。近来为了向在远离工商业主要中心的地方去居住所提供的种种便利的迅速发展，迟早的确一定会缓慢的。但是，工业向郊外迁移，甚至向新的田园都市迁移，以找寻和招用强壮工人的运动，似乎没有任何缓慢的迹象。

①达芬南（见他所著的《贸易平衡》第20页）继金格雷之后，证明以下一点：依照官方数字，伦敦每年死亡超过出生有二千人，但移入的有五千人；后一数字等于他以颇为冒险的方法计算出来的英国人口之真正纯增加数的一半以上。照他计算，住在伦敦的有五十三万人，住在其他都市和镇市的有八十七万人，住在大小乡村的有四百十万人。将这些数字与英国和威尔士1901年的人口调查比较之后，我们知道那时伦敦有四百五十万以上的人口；还有五个城市平均有五十万以上的人口；另外超过五万人口的六十九个城市，平均有十万以上的人口。还不止此：因为人口没有被计算在内的许多郊区，往往实在是大城市的一部分；而在某些情况下，几个邻近城市的郊区纵横交错，构成一个很大的、但颇为分散的城市。曼彻斯特的郊区有居民二十二万人，可算为一个大镇市；伦敦的郊区西哈姆有居民二十七万五千人，也是如此。有些大城市的边界，每隔不固定的时间就会把这样的郊区包括进去：结果，一个大城市的真正人口也许增长很快，而名义上的人口却增加很慢，甚至减少，然后又突然跃升。好像利物浦名义上的人口，在881年是五十五万二千；1891年是五十一万八千；而在1901年跃到六十八万五千。

　　类似的变化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例如，十九世纪中巴黎人口的增长，比整法国人口的增长快二十倍。德国城市的人口是以每年牺牲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一五来增加的。美国在1800年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在七万五千人以上；到1905三个城市的居民共有七百万人以上，还有十一个城市，各有人口三十万以上。维利亚的人口有三分之一以上集中在墨尔本。

　　我们必须记住：城市生活的特征，每随城市及其郊区的扩大而在利弊的程度上有所增加。乡村中的新鲜空气在接触普通的伦敦居民之前，比接触一个小镇市的普通居民之前，要经过多得多的有害气体的发源地。伦敦居民一般必须走得很远才能接触乡村的安闲和幽静的音调及景色。所以，有四百五十万居民的伦敦，比只有四万五千居民的镇市，使英国生活的都市性增加了百倍以上。

　　统计的平均数之诚然是非常有利于城市的情况，一部分因为在降低活力的城市的影响之中，有许多影响死亡率是不大的；一部分因为向城市移居的人，大多数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具有一般人以上的精力和勇气；同时，年轻人的父母住在乡村，当他们有重病时，通常就回到故乡去。①

①为了这类理由，威尔顿（见1897年的《统计杂志》）提出了极端的建议，主张在比较各城市的死亡率时，省略所有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人。主要因为这个理由，伦敦的十五岁至三十五岁女子的死亡率，是异常地低。高尔顿选择考文乖作为典型城市，照他计算，城市居民中技术工人的成年的儿童，等于住在健康的乡村区域中劳动者的成年的儿童人数之一半多一点。当一个地方衰微的时候，身强力壮的青年流往他处，剩下老弱的人，因此出生率一般是低的。另一方面，吸引人口的工业中心会有很高的出生率，因为在那里活力充沛的人特别多。在煤业和铁业的城市中尤其如此，一部分因为这些城市，不像纺织业的城市那样有男子不足之患；而一部分因为矿工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早婚的。在这些城市中，有些城市的死亡率虽然是高的，但出生率超过死亡率之数为人口的千分之二十以上。在第二流的城市中，死亡率一般是最高的，主要因为它们的卫生设备还没有像那些最大的城市那样好。

　　韩克莱夫特教授（见他所著的《达尔文主义与人种进步》一书）有相反的论述。他相当注重减少像肺痨和瘰疬这类疾病对人类所发生的危险，因为这类疾病主要是侵袭体质虚弱的人，因而对人种发生淘汰的影响，除非在其他方面也有相应的改进。但是，肺痨病不是使所有的患者都死亡的；所以减少它的使患者衰弱的力量终归是有些好处的。

　　公私资金用于以下的用途是最好的：在大都市中设立公园和运动场，与铁路方面订约增加工人列车由工人们开行的次数，帮助工人阶级中那些愿意离开大城市的人成行，并帮助他们与企业一同迁走。①

①参看作者在1884年2月号《当代评论》中的一篇文章，名为《叫伦敦的穷人住在何处》。

　　第七节 如不加过问则大自然就会淘汰弱者。但很多善意的人类活动遏制强者的增加，并使弱者能够生存。实际的结论。

　　此外，尚有其他值得忧虑的理由。因为，关于斗争和竞争的淘汰的影响，在文明的较早阶段中，使最强壮和最有力的人留下的子孙最多；人类的进步之由于这种影响，比其他任何一个原因为大，但这种影响现已部分消失了。在文明的较后阶段中，上层阶级结婚很迟，因而他们的孩子就比工人阶级少，的确早已成为常规了：但这一点为在工人阶级本身间仍然保持的旧规所弥补；因此，在上层阶级中趋于熄灭的国民活力，就为不断从下面涌出的新生力量的源流所补足。但是，在法国，工人阶级人口中有些较为能干和较有知识的人，早已显出不愿家庭庞大的迹象，近来在美国和英国也有这种迹象；这是一种危险的根源。②

②在美国南部各州，手工操作在白种人看来是不体面的；因此，如果自己不能有奴隶的话，他就过卑鄙堕落的生活，而很少结婚。其次，在太平洋的倾斜地，一时曾有以下这样的恐惧是有相当理由的：除了高度熟练的工作之外，一切都会由中国人来做的；而白种人就会以一种人为的方式来生活，在这种方式下，家庭的费用变为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生活就会代替美国人的生活，人类的平均品质就要降低了。

　　因此，有以下这样的恐惧，理由就日见增加了：当医学和卫生的进步把身体和精神衰弱的人的孩子，从死亡中救出来的人数不断增加时，最有思想和最富有精力、进取心和自制力的人，却要延迟结婚，并以其他方法来限制他们留下的孩子的人数。这个动机有时是自私的，而苛刻和轻浮的人留下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子孙很少，也许是最好的事。但是，更多的时候它是出于为自己的孩子获得良好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种愿望包括许多不能称为人生目的之最高理想的因素在内，而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一些显然是卑鄙的因素在内；但它毕竟是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为这种愿望所影响的那些人之中，有许多人的孩子大概会列入最优良和最强壮的种族之中。

　　我们必须记住：大家庭中的成员互相教育，他们通常在各方面都比小家庭中的成员聪明、活泼，而且往往较为强壮。无疑地，一部分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具有非常的活力之故，由于同样的理由，轮到他们自己也会有强壮的大家庭。人种的进步，在比初看起来大得多的程度上，归功于几个非常大的和强壮的家庭的子孙。

　　但是，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父母对于一个小家庭，比对一个大家庭往往在许多方面能照顾得较好。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则所生的孩子数的增加，就使婴儿的死亡数也增加；这纯然是一种害处。孩子因缺乏照顾和充分的收入而死亡，这种生育对其母亲是一种无益的紧张，而对家庭中其他的人，则是一种损害。①

①由于可预防的种种原因所引起的婴儿死亡率的大小，可从以下的事实来推知：未满一岁的婴儿的死亡与出生的百分比，在城市区域通常高于乡村区域大约一倍又三分之一；但在有富裕人口的许多城市区域中，这个百分比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数（见1905年户籍局长的报告）。未满五岁儿童的每年死亡率，在贵族家庭中只有约2％，在整个上层阶级中是3％以下，而在全国是6％与7％之间，这是几年前所发现的。另一方面，波流教授说，在法国，只有一两个孩子的父母，易于溺爱孩子，而过于关心孩子反会损害他们的勇气、进取心和忍耐心（参看《统计杂志》第45期，第378—379页）。

　　第八节 续前。

　　除以上所说的之外，还有其他应当加以考虑的理由；但是，就本章所论的各点而言，以下的结论表面上似乎是可取的：人们在能有把握给予孩子至少与他们自己所受的同样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的教育之前，不应生养孩子；如果自制力足以使家庭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内，而不违犯道德上的规律，则适当地早婚是最好的事。一般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则，再加上为城市人口充分供给的新鲜空气和健康的娱乐，则人种的强壮和活力就不会没有增进。现在我们就可有理由相信：如果人种的强壮和活力增进了，则人口的增加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就不会减少人们的平均实际收入。

　　因此，知识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的进步，政府在关于保健的一切工作上不断增长的活动和明智，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这些因素都会减少死亡、增进健康和延长寿命。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迅速增加，以及人口中门第较高比较低的人结婚迟和孩子少的倾向，却使生命力降低，并使死亡率上升。如果只是前一类原因发生作用，但加以调节以避免人口过多的危险，则人类大概很快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身心上的优美；但如后一类原因发生作用而不加以遏制的话，则人类就会很快地退化。

　　事实上，这两类原因的作用差不多不相上下，而前一类原因略占优势。当英国的人口差不多与过去一样地迅速增长时，身体上或精神上不健康的人在全部人口中确是没有增加：

　　其余的人的衣食都好得多了，而且，除了人口过于拥挤的工业区域外，他们在强壮上一般也是日见增加的。男女的平均寿命许多年来已经稳步地提高了。

 思想者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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