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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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10章。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第203页）估计一宗十万镑资本的正常利润率为10％弱，一万镑或二万镑资本约为15％，五千镑或六千镑资本为20％，“资本愈少，而利润率也愈大得多”。并比较本篇前一章的第4节。值得注意的是，当某私厂的经理本身没有资本，与资方合伙并分取利润，而不赚工资时，它的名义利润率就有所增加。

　　因此，分别二种利润率是很重要的，有一种利润率是企业投资的年利润率（annual rate of profits），而另一种利润率是资本每次周转（亦即每次销售总额等于资本）所得的利润率，或叫做周转利润率（rate of profits on the turnover）。此刻我们所研究的是年利润率。如果把利润一词的范围缩小成前者或扩大成后者，因此，它在两种场合都包括同类服务的报酬，则小企业和大企业的正常年利润率的大部分名义上的不等即消失。的确有些工商业，其中虽用普通的方法计算，拥有大资本的企业的利润率低于拥有小资本的企业，但用正确的方法计算，它的利润率却高于拥有小资本的企业。因为在同一业中相竞争的两个企业，大企业往往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购买原材料，并能利用许多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如分工和机器的专门化等等，而这些是小企业力所不及的。而小企业所占的唯一重要优势，是和顾客比较容易接近，并便于投顾客之所好。而在后一种优势不占重要地位的那些行业，特别是在加工工业中，大厂比小厂能取得较好的售价，从而开支较少，而收入较多；因此，在两种场合下如果利润都指的是含有相同因素的利润，则大企业的利润率必然高于小企业。

　　正是在这些企业中经常出现的是，大厂挤垮小厂以后，与之合并，并为自己获得有限垄断的利益，或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剧烈竞争而使利润率减得很低。有许多纺织业、金属业和运输业部门，除非有大量资本，就无法创办，而开始时规模不大的企业，困难重重，尽量挣扎，以期在短时间内可能获得大宗资本的运用机会，而大宗资本行将提供的管理上的报酬，与资本相较虽然很低，但总额却很高。

　　有些行业需要极高的能力，但其中管理一个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几乎同样容易。例如辗压厂，其中工作细节不能定为常规的极少，一百万镑的投资由一个能干的人即可管理，而无困难。对某些铁业部门来说，20％的利润率并不算很高的平均利润率，因为在工作的细节上需要不断的考虑和策划；厂主一年可得十五万镑作为管理上的报酬。近来钢铁业各部门中大厂相继合并的事实，更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它们的利润多随商业情况而变动，虽然总额很大，但平均率很低。

　　利润率几乎在所有那些行业中都很低，这些行业很少需要极高的能力，拥有大宗资本和适当往来的公厂或私厂，倘由勤俭而富有常识和相当企业心的人经理，则足以抵制新起者。而殷实的公司或私厂并不缺乏这样的人，因为私厂随时都可以把它最能干的雇员接收入伙。

　　总起来我们可以作出结论：第一，大企业的利润率比乍看起来要高些，因为小企业的利润率和大企业比较以前，小企业普通算作利润的那一部分应当列入另一项；第二，即使经过这种修正以后，以通常方法计算的利润率，一般地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而减少。

　　第二节 所用资本的正常年利润率在流动资本比固定资本相对多的部门要高些。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一旦普及于整个工业，就不会提高该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

　　如管理工作繁重得和资本不相称，当然管理上的正常报酬也高得和资本不相称，从而资本的年利润率也高。而管理工作之所以繁重，是由于组织和计划新方法时费很大的心力，或由于引起很多的烦恼和风险。而这二种东西往往相伴而行。各业的确有它自己的特点，关于这方面的一切规律，很容易有重大例外；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述一般命题是站得住脚的，是可以解释各业正常利润率的许多不相等现象的。

　　首先，某企业所需要的管理工作的数量，取决于流动资本数量者多，而取决于固定资本数量者少。因此，有些行业的利润率偏低，因为它们有过多的固定资本设备，一经投下，就无须费很大的操劳和注意。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些行业多为股份公司所经营。铁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尤其是拥有运河、船坞和桥梁的公司，它们的董事和高级职员的工资总额在所投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其次，设企业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变，一般说来，管理工作愈繁重，则利润率愈高，工资总额，较之原材料的成本和商品的价值，也愈加重要。

　　经营昂贵原料的行业，它们的成功多取决于运气和买卖上的能力。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解释影响价格的种种原因，需要有清醒的头脑，而有这种头脑的人不多，从而可以获得高额报酬。酌加这点，在有些行业中是如此重要，以致使某些美国学者把利润纯粹看作风险的报酬，看作毛利减去利息和管理上的报酬的余额。但是，名词的这种使用，似乎是不相宜的，因为它有把管理工作和日常监督混为一谈的趋势。的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除非从事有风险性的企业的人所预期的利益大于他业，且他的可能利益超过他的可能损失（按合理的计算），则他不会经营这种企业。如果这种风险没有绝对的害处，则人们将不愿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因为他们知道，所付的保险费除了实际险值和巨大的广告开支和经营费用外，还提供作为净利的剩余。如没有保险，如防止风险的种种实际困难可以克服，则在长期内他们必须要得到相当于保险费的补偿。但是，还有许多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企业心能胜任地处理麻烦的业务，但在巨大风险的面前却裹足不前，因为他们自己的资本不大不足以负担沉重的损失。因此，有风险性的行业多为不怕冒险的人所经营；也许为少数实力雄厚的资本家所经营，他们长于经营该业，并彼此约定不使市场受到压力，以便获得很高的平均利润率。①

①关于风险作为成本的要素，参看第5篇，第7章，第4节。对于各种不同的风险对各种不同性格的人，从而对风险性职业中的工资和利润的吸引力与排斥力加以仔细分析和归纳的研究，也许是有好处的；而这可以亚当·斯密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开始。

　　有些企业，其中投机性质不很重要，因此，管理工作主要是监督，管理上的报酬以企业中所完成的工作量为准；而工资总额可作为该报酬的一种极其粗而方便的尺度。在关于各业利润相等的一般趋势所能作的一切概括中，也许最不精确的是，如运用的资本相等，利润每年有等于总资本百分之几和工资总额百分之几的趋势。①

①甚至大约估计投于各种不同企业中的各种资本数量也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主要借助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不精确的美国统计局的有价值的统计材料，我们可以断定，在那些机器设备十分昂贵，原料加工过程很长的工业，如表厂和纺厂中，年产量小于资本；但在原料贵重而生产过程短促的企业，如鞋厂中，以及在那些只须略加改变原料形式的工业，如制糖业和屠宰业中，年产量比资本多四倍以上。

　　其次，在分析流动资本的周转并比较原料的成本和工资总额时，我们发现在表厂中前者比后者要小得多，那里原料的体积很小，且存放于用砖、石和瓦建成的普通厂房中：但在大多数工业中，原料的成本比工资总额要大得多；所有工业平均起来，原料的成本为工资总额的三倍半；而在原料略需加工的那些工业中，原料的成本一般为工资总额的二十五倍到五十倍。

　　如果在计算企业的产量以前减去它所消耗的原料、煤等的价值，则上述不均现象多不存在。一个谨慎的统计学家通常采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一个国家的工业产量，以便避免把比方说纱和布计算两次；同样的理由使我们在一个国家的农产量中避免计算牛和饲料作物。但这种方法是不十分令人满意的。因为从逻辑上说人们应该减去织布厂所购买的织布机，像减去它的纱那样。此外，如果工厂本身被算作建筑业的产品，它的价值就应该从织布业的产值（在一定年限内）中减去。关于农场建筑物，也是如此。农业用马，和在某些场合下的商业用马都无须加以计算。不过，这种只减原料的方法是有它的用处的，如果我们对它的不精确性有充分的认识。

　　特别精明强干的厂商，行将使用的方法和机器都优于他的竞争对手，在企业的产销方面他也有较为妥善的安排，并使二者保持正常的关系。用这种方法，他将扩大他的企业，从而，获得分工和设备专门化的较大利益。①这样，他将得到的是报酬递加，和利润递加；因为如果他只是许多生产者中的一个，则他所增加的产量实质上不致使他的商品价格下降，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利益几乎全部归他所有。如果他适拥有该业的部分垄断，则他将调节他所增加的产量，使他的垄断利润可以增加。②

①见本书上卷第4篇，第11章，第2—4节。

②见本书下卷第160—161页。

　　但是，如这种改良不局限于一个或二个生产者，如改良的产生是由于需求及与其相适应的产量的一般增加；或由于机器和方法的进步，而为全业所分沾；或由于辅助工业的发展和“外部”经济的普及，则产品的价格将接近于一点，在该点，只能为该类工业提供正常的利润率。在这个过程中，该业往往趋于一类，即它的正常利润率低于原来的那一类；因为它比以前较为一致，较为单调，所费的心力也较少；也可以说因为它更适合于共同管理。可见，某业的产品数量和劳动与资本的数量相比时，它的比例增加，势必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把它看作用价值计算的报酬递减。③

③比较本书上卷第329—330页。

　　第三节 各行各业均有其习惯的或公平的周转利润率。

　　年利润已如上述，现在我们要研究决定周转利润的原因。很显然，年正常利润率的变动幅度很小，而周转利润在一业与他业却相差很大，因为它取决于周转上所需要的时间长度和工作数量。例如，批发商在单项交易中就买卖大量产品，能使他们的资本周转得很快，虽然他们的平均周转利润少于1％，但却可以赚很多的钱；尤其是在大宗股票交易中，周转利润只有1％的几分之几。但是造船商在出售船以前的长时间内，势必把劳动和原材料投于船本身，并准备一停泊之处，与此相关的各种细节他也必须留心，他必须在直接或间接的开支上附加很高的利润率，以报酬他的劳动和所投下的资本。①

①但他无须对他在造船初期所投的那部分资本取以很高的年利润率，因为那部分资本一旦被投下之后，就无须再费力操心，而他只按很高的复利率计算他的“积累”支出也就够了；但在这种场合下，他必须把他自己劳动的价值算作他早期的一部分支出。相反地，如果有一种行业，其中对所投的全部资本都需要不断的、几乎是一样的操劳，那末，在该业中以加用复利润率（亦即如复利率一样，利润率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办法求出早期投资的“积累”值，是合理的。甚至在理论上不十分正确的地方，为简便起见，实际上也往往采用这种方法。

　　此外，在纺织业中，有的厂买进原料，出产成品，而有的厂即专门从事纺织或上光；很显然，第一类中一厂的周转利润率，必须等于其余三类中各厂的利润率之和。②再以零售商来看，他所经销的那些商品的周转利润，往往只有5％或10％，这些商品为一般人所需要，又不受式样改变的影响；因此，销售额很大，必要的存货很少，其中所投资本可以周转得很快，既无风险，也无须操劳。但是，有几种零售商，他们的周转利润几达100％，因为他们所经销的是装饰品和化妆品，只能售得很慢，同时还必须备有各种各样的存货，而这在陈列时需要很大的地方，倘遇式样改变，除非亏本就无法出售。即使这种高利润率也往往不及鱼、水果、花草和蔬菜方面的利润率。①

②严格地说，它将稍大于这三者之和，因为它将包括较长时期的复利息。

①工人阶级住宅区的鱼商和菜商特别致力于利润率很高的小生意，因为各个人的购买量是如此之小，以致顾客宁愿在就近的一个高价的铺子中购买，而不愿到较远的一个低价的铺子中去。因此，零售商虽然以不到半便士的东西而要一便士，但他也许不会过一种十分优越的生活。不过同样的东西，如为渔夫或农人所售，也许只要四分之一便士，甚或不到四分之一便士：而运输费和损失保险费的直接损失将不能说明这种差别。因此，一般人认为，这些行业中的中间人通过联合可以获得额外高利润的特殊便利，这种看法似乎是有理由的。

　　第四节 续前 。

　　因此，我们知道，周转利润没有趋于相等的总趋势；但在各业及各业各部门中可以有，而且事实上也有一种被认为“公平”、正常的、相当确定的利润率。当然，这些利润率往往因贸易方法的改变而改变，而贸易方法的改变一般源于某些人，他们希望做较少的生意，虽然周转利润率较普通为低，但他们资本的年利润率却较高。不过，如果没有这种巨大的变动，则照该业的传统，对特种工作或对给该业的同行所提供的重大实际服务收取一定的周转利润率。这种传统多根据经验而来，它足以证明，如果所收的是那种利润率，则特定场合下所用的成本（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将得到补偿，此外，该业将提供正常的年利润率。如果他们所索的价格所给予的利润率远低于该周转利润率，则他们很难有所发展；如果他们所索的价格过高，则他们有失去顾客的危险，因为别人可以比他们卖得便宜。如事先没有议定价格，这就是一个诚实的人希望从定货收取的“公平”的周转利润率，倘买主和卖主发生争执，法庭所允许的也是这种利润率。①

①在这种场合下，专家的证明在许多方面对经济学家是大有教益的，特别是由于多少有意识地认识产生商业习惯的那些原因和借助于它们以维持这种习惯而使用有关这种习惯的中世纪时的术语。如果某一类职业的“习惯”周转利润率比另一类职业的高，则最后的原因差不多总是：前者需要（或不久以前需要）资本投资的时间较长；或使用的贵重设备较多（特别是像那些易于急剧贬值或不能经常使用的设备，因此，必须靠较少量的工作来维持自己）；或需要的劳动较难而易于生厌，或要求业主付出更大的注意；或具有某种必须加以保险的特殊风险因素。而专家们对阐明那些暗藏于他们心灵深处的使这种习惯存在的理由的怠慢，就有理由使人相信，如果我们能使中世纪商人再生并反问他们，则我们会发现，利润率的适应特定场合的需要远比历史家所说的要有意识的多。许多历史家有时并没有说明，他们所指的习惯利润率是一定的周转利润率，还是在长期内将提供一定的资本年利润率的那种周转的利润率。当然中世纪企业方法的大同小异，会使资本的年利润率相当一致，而不致造成周转利润率像现代企业中那样大的差异。但是仍然很明显，如果一种利润率将近一致，则他种利润率并不一致；关于中世纪经济史的许多著作的价值由于没有明确地认识这两种利润率的区别和有关它们的习惯所必须依靠的最后默认之间的差异，而多少受到损害。

　　第五节 利润是正常供给价格的构成因素。但是已投资本（在物质形式上或取得技能上）的收入是由其商品的需求所决定 。

　　在以上的研究中，我们的着眼点主要是经济力量的最后，或长期，或者说真正正常的结果；我们曾讨论过运用资本的经营能力在长期有使它自己适应需求的趋势；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能力不断地寻求各种企业，以及经营各种企业的各种方法，在该企业中它所能提供的服务，被那些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能付给相宜价格的人极其重视，以致该服务在长期内将获得很高的报酬。这种动力就是企业家的竞争。各人就其所触，预测可能发生的未来事件，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并预计企业收入除去所需开支的剩余。他的全部预期收益列入使他从事该业的利润之中；在制造工具以供未来生产以及建立企业往来的“无形”资本方面所投的全部资本和精力，在他未曾投资以前，势必表明它是有利可图的。他从这些投资所预期的全部利润，列入他在长期内对于他的冒险所期待的报酬。如果他是一个具有正常能力（所谓正常系对该种工作而言）的人，并且犹疑不决，不知道冒险是否值得，则它们可以被看作真正代表所述服务的正常生产费（边际）。因此，全部正常利润列入真正或长期的供给价格。

　　引动某人和他的父亲把资本和劳动用于培养他成为一个工匠、自由职业者、或企业家的那些动机，和把资本与劳动投于建立物质生产设备及企业组织的动机相同。不论在哪个场合，投资（如人的行为受自觉的动机所支配）将到达一点，在该点，追加投资无利可图，或效用与“负效用”相等；因此作为对所有这种投资的预期报酬的价格，就构成它所提供的服务的正常生产费的一部分。

　　不过，要使得所有这些原因充分发挥作用，就非有很长的时间不可，从而，例外的成功可以和例外的失败相较量。一方面是那些人，他们的成功多由于他们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罕见的运气，而这些都表现在他们投机事业的特别机遇或供企业一般发展的有利机会上。另方面是那些人，他们在精神上或道德上都不能善用他们的训练和立业的良机，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没有特殊的兴趣，再加以投机上的种种不幸，或他们的企业由于竞争对手的侵犯而受到节制，或由于需求浪潮退入他方而搁浅。

　　虽然这些干扰原因，在有关正常报酬和正常价值的讨论中，可以忽略，但是，在讨论特定时间特定个人所得的收入时，它们却具有头等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由于这些干扰原因对利润和管理上的报酬的影响，其方式远不同于它们对普通报酬的影响，当我们讨论暂时变动和个别机遇时，对利润和普通报酬加以分别对待，乃是科学上的一种必然性。关于市场波动的种种问题，除非将货币、信用和对外贸易的理论和盘托出，即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是，即使在现阶段，我们也可以注意所述干扰原因对利润和普通报酬的影响的下列区别。

　　第六节 就价格的变动，就不同个人的不同情况，就全部收入中应归于劳动报酬和天赋才能的报酬的比例，对利润和其他报酬所作的比较。

　　第一，企业家的利润首先受他的资本（包括企业组织），他的劳动和他雇工的劳动的产品之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他的利润的变动，一般在他们的工资变动以前，而且变动的幅度较大。因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他的产品所能售的价格稍有小涨，很可能使他的利润增加许多倍，或使他变亏本而成赚利。价格的上涨，将使他急于获得他所能获得的高价格的利益；他将担心他的雇工辞职或拒绝工作，因此，他甘愿增加工资；而工资趋于上涨。但是，经验表明（不管它是否按产品售价所计算的工资），工资的上涨很少与价格的上涨成化例；因此，它们的上涨几不能和利润的增加成比例。

　　这一事实的另一个方面是，当生意极坏时，雇工充其量一无所得，无从维持自己和他的家庭；但雇主（尤其是使用很多借贷资本的雇主）的开支势必超过他的收入；在这种场合，甚至他管理上的总报酬也成为负数，亦即他在亏本。在生意极其萧条的时候，许多或绝大多数的企业家是如此，而那些比别人的运气较劣、能力较差和较不适合于所业的企业家更是如此。

　　第七节 续前 。

　　第二个区别是，企业上成功的人数在全体中只占很小的百分比；在他们的手中积聚了别人的财富，且比自己的财富多到几倍，所谓别人就是那些人，他们有自己的储蓄，或继承了他人的储蓄，而在企业失败时速同他们自己的努力的成果全部损失。因此，要知道一业的平均利润，我们决不能以成功者的人数除他们所获利润的总额，甚至也不能以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人数除该利润总额，而是首先从成功者的利润总额中减去失败后也许早已转业的那些人的损失总额，再用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总人数除所余差额即求得该业的平均利润。很可能，管理上的总报酬，亦即利润超过利息的差额，平均计算，尚不及一般人就成功者所估计的企业利润的二分之一，而就某些带风险性的企业来看，尚不及十分之一。不过，如我们将立即知道的，认为企业风险大体上有减无增是有理由的。①

①一世纪以前，许多英国人带着大量财富从东印度归来，当时一般人相信，那里的平均利润率很高。但是如W．亨特尔所指出的（《孟加拉乡纪要》，第6章），失败是屡见不鲜的，“只有那些侥幸发财的人才回来散布这种奇谈”。正在这个时期，英国有这样一句俗语，即富人和他的车夫的家庭在三代内也许就乔迁几次。的确，这一半是由于当时的少财主极其奢侈，一半是由于觅得妥当投资的困难。英国富有阶级地位的巩固，多半由于教育的普及和厉行节约，以及投资方法的改进，而这种方法使少财主们有可能从他的财富不断获得可靠的收入，虽然他们没有继承他借以赚取这种财富的那种企业才能。但是甚至现在英国也有些地区，其中大多数工业家是工人，或工人的儿子。在美国，虽然挥霍浪费也许不及英国那样普遍，但是人事的沧桑，和使企业跟上时代的困难，曾产生了这样一句俗语，即一个家庭三代内都是“布衣相传”。威尔斯说（《当代经济变动》，第351页），“在有判断力的人的中国很久以来就有一种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在为自己做生意的所有的人中，没有成功的占99％。”J．H．沃尔克（《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48页）就1840年至1880年间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主要工业的工业家们的出身和生平作了详细的统计，其中十分之九以上的人都是从职工起家的；在1888年拥有任何财产或留有任何遗产的尚不到1840，1850和1860年那些工业家的儿子的10％。至于法国，L．波流曾说（《财富的分配》，第11章），每一百家新企业中，差不多有二十家立即消失，五十或六十家维持现状，不兴也不败，只有十家或十五家才是成功的。

　　第八节 续前。

　　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三个区别是利润变动和普通报酬的变动的区别。我们已经知道，在自由资本和劳动投于培养工匠或自由职业者所需要的技能以前，得自它们的预期收入具有利润的性质；而所需要的利润率往往很高，理由有二：投资的人本身是不能获得它的大部分报酬；他们往往拮据，除非勤俭持家，他们就不能为了未来报酬而作这样的投资。我们也知道，工匠或自由职业者一旦获得他工作上所需要的技能以后，他的一部分报酬其实是所投资本与劳动的未来准租，而这种资本和劳动使他适合于所担任的工作，得到立业机会，商业往来和一般善用自己才能的机会，收入中只有其余部分是劳作的真正报酬，但它一般占全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就是区别之所在。因为对企业家的利润作同样的分析时，比例大小却有所不同，其中较大的部分是准租。

　　大规模企业的经营者得自所投物质资本和非物质的资本的收入是如此大，而且利害得失又如此变动不居，以致他往往很少想到他在这方面的劳动。如果企业有利，则他把企业所带来的利益几乎看成纯收益。他的企业局部开工和充分开工对他的操劳几无区别，因此，一般说来，他很少想到从这些收益中减去他的额外劳动。他对他的额外劳作所得的任何报酬的看法，和工匠对加班加点所得的额外报酬的看法不同。这一事实是一般人甚至有些经济学家不完全承认在解释决定正常利润和正常工资的原因方面有根本一致性的主要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认识。

　　和上述区别密切相联的是另一个区别。如工匠或自由职业者具有特殊的天才，而这种天才既非人力所造就，又非牺牲现在以成全将来的结果，则它能使他获得剩余收入，即超过那些在个人教育和立业机会上投下相同资本和劳动的普通人从相同劳作所能预期的收入的剩余，这种剩余具有地租的性质。

　　但是，再回到前章末节所提到的那一点，具有特殊天才的人，在企业家阶级中，常占多数。因为除了出身于该阶层的那些有能力的人以外，它还包括出身于较低职业阶层的很多有天才的人。因此，用在教育上的资本的利润，是自由职业者阶级收入中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因素，而稀有天才的租金，可以看作是企业家收入中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把企业家当作个人的话（就正常价值来说，即使天才的报酬，如我们所知道的，宁可视作准租，而不视作租金本身）。

　　不过，这一规律是有例外的。一个平凡的企业家曾继承了有利的企业，并仅仅有足够的能力经营，他每年可以获得千百万的收入，其中所含稀有天才的租金极少。相反地，特别有成就的律师、作家、画家、歌手和马术师的收入，其中大部分可以列为稀有天才的租金，至少如我们把他们当作个人来看，并且不考虑他们各自职业中的正常劳动供给以他们对那些有志的青年所展示的辉煌成就为转移。

　　特定企业的收入，往往深受它的工业环境和机会的变动的影响。但是，由各种工人的技巧所得的特殊收入，也受同样的影响，例如，澳洲和美洲富饶铜矿的发现，使克尔尼矿工的技巧产生收入的能力降低（就在家的矿工而言），新地区富矿的每次发现，提高已迁往该区的那些矿工的技巧产生收入的能力。此外，看戏嗜好的增长，在提高演员的正常报酬和使演技的供给增加的同时，也提高已从事此业的人的演技产生收入的能力，其中大部分收入，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是得自稀有天资的生产者的剩余。①

①故沃克将军对解释一方面决定工资与另方面决定管理报酬的那些原因作出很大的贡献。但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第311节）利润并不是工业品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没有把那种理论局限于短时期，如我们所知，对短时期来说，得自各种技巧的收入，不论这种技巧是非凡的，或普通的，也不论它是雇主的，还是工人的，都可以被视作准租。他的确是在假借的意义上使用“利润”一词的；因为他把利息完全与利润分开以后假定，“无利润雇主”所赚取的数额“大体上或在长期内等于他受雇于人时所能预期的工资数额”（《启蒙》，1889年，第190节）：这就是说，“无利润雇主”除他的资本利息外，还得到正常的纯管理报酬（不论他的才能是大是小）。这样，沃克所指的利润比英国一般所指的利润少五分之四（至于这种比例，美国也许比英国偏低，而欧洲大陆也许比英国偏高）。因此，这种理论似乎只是意味着由于特殊才能或运气的那部分雇主的收入不列入价格。但是各种职业（不论是否为雇主的职业）的成败得失任决定谋求该业的人数和他们工作的极积性方面起着作用，因此，列入正常供给价格。沃克似乎把他的论点主要建立在他曾过分强调的这一重要事实的基础上：即在长期内获利最多的那些最能干的雇主照例都是对工人支付的工资最高，对消费者的售价最低的那些人。但是同样真实而甚至更加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赚取最高工资的那些工人照例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最善于使用他们雇主的设备和原料（见第6篇，第3章，第2节），从而使雇主有可能获取高额利润和对消费者索取低廉的价格。

　　第九节 在同一行业特别是同一企业中各种不同的类别的工人的利害关系。

　　其次，让我们讨论同业中各不同工业阶级之间的相互利害关系。

　　利害一致是下述一般事实的一个特例，这一事实是，不论任何商品，对它的几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都是连带需要，我们可以援引第五篇第六章所举的关于这个一般事实的例证。在那里我们知道，泥匠劳动的供给如发生变动，势必使建筑业其他各部门的利益受到影响，而使一般人所受的影响更大。事实是，从事于建造房屋、织布或生产品他东 。西的各个不同阶级，他们的特定资本和专门技巧所得的收入多取决于该业的共同繁荣。倘事实如此，则该收入在短期内可看作全业混合收入或共同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收入总额因效率的提高或任何外部原因而增加时，则各阶级所得的收入部分趋于增加，但是，当收入总额不变时，任何一个阶级的收入增加，必然由于其他阶级的收入减少。这适用于从事某业的全体成员，从特殊的意义上说，也适用于在同一个企业中共同工作了许多年的那些人。

　　第十节 续前 。

　　有利企业的报酬，从企业家本身的观点来看，是各种报酬的总额，第一，他的能力的报酬；第二，他的生产设备及其他物质资本的报酬；第三，他的商誉或企业组织和商业往来的报酬；实际上，它多于这几项报酬的总和；因为该企业家的效率部分地取决于他从事于该特定企业；如果他以合理价格把它出售，而改营他业，则他的收入也许会有很大的减少。商业往来对于他的全部价值，是机遇价值（conjuncture or opportunity value）最显著的一例。这种价值，虽然可由于运气所致，但主要是能力和劳动的结果。其中可转移的部分，并可以由私人或大联合企业购买的部分，自当算作他们的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机遇成本（conjuncture or opportunity cost）。

　　但是，雇主的观点并不能包括企业的全部收益：因为有另一部分收益和他的雇工有关。的确，在某些场合为了某些目的，几乎企业的全部收入都是准租，亦即在短时间内由它的商品市场状况所决定的收入，和制造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东西的成本与从事于该业者的费用无关。换言之，它是一种混合准租①，可通过讨价还价，以及习惯和公平观念分配给该业中的各个人。而这种结果是由一定的原因造成的，它类似于文明的初期分配得自土地的生产者剩余的那些原因，生产者的剩余几乎常置于垦植公司之手，而不归于个人。例如，一企业中的主管职员对人和情况熟习，在某些场合下，他可以利用这种长处按高价格受雇于竞争厂；但在另一些场合下，除了对他所在的那个企业，它并没有什么价值；从而，他一旦离去，该业所受的损失也许高过他的工薪数倍，而他在别处所能得的工薪或尚不及一半。②

①比较第5篇，第10章，第8节。

②当一个厂具有自己的特长时，甚至在它的普通工人中有许多也会因离去而损失他们很大一部分工资，同时使该厂受到严重的损害。主要的职员可以接收入伙；全体雇工可以部分地酬以红利；但是不论这点实行与否，他们的报酬与其说是由竞争和代用原则的直接作用决定，不如说是由他们和他们雇主之间的契约（其条件在理论上是武断的）决定。而实际上它们将由这样的愿望来决定，即“力求公道”，也就是说，力求达成协议的报酬代表职工各自具有的能力，勤劳和特殊训练的正常报酬，同时当厂处于顺境时增加一些报酬，而当厂处于逆境时减去一些报酬。

　　值得重视的是，这种雇工的地位和其他雇工的地位不同，后者对大行业中任何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几有相等的价值。其中每人每周的收入，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一部分是对该周内所作工作的疲劳的报酬，另一部分是他的专长和特别能力的准租。假定竞争完全有效，则这种准租是由本雇主或任何其他雇主按照该周内他们商品的市场状况而对他的服务所愿付的价格来决定的。对一定种类的一定工作所必须支付的价格，既然是这样地由商业上的一般状况所决定，所以，这类价格列入直接开支，而这种开支必须从它的总报酬中减去以计算该特定厂当时的准租。但是，该准租的或涨或落，是与雇工无关的。不过，事实上竞争并不如此完全有效的；即使市场上对用相同机器的相同工作付以相同的价格，则当地厂的繁荣也有增加它的每个雇工所得的机会，同时当生意清淡时，有继续就业的机会，当生意兴隆时，可获得所垂涎的超额工作时间。

　　因此，差不多在各个企业和它的雇工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某种损益共分；而这种损益共分也许达到它的最高形式，如企业中同事的利害一致，虽没有契约的规定，也由于真诚的情谊而得到慷慨的承认。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通常使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在经济上和道德上有所增进的方法，是分红制；当它被看作是趋于更高而更难的真正合作制水平的第一步时，情形更是如此。

　　如某业中的雇主团结一致，而雇工也团结一致，则工资问题的解决，难于确定。只有通过协议来决定短时间内雇主和雇工在该业纯收入中所应分的数额。除正在淘汰的工业以外，工资的降低，决不能永远符合雇主的利益，因为它迫使许多熟练工人流入其他劳动市场，甚或从事无所谓技巧上的特殊报酬的其他工业；因此，在平均年限内，工资必须高得足以吸引青年人从事该业。这就规定了工资的下限，而工资的上限，是由资本与经营能力的供给的相应贫乏来决定的。但是，在该限界上究竟应当采取哪一点，这只能由讨价还价来决定；不过，这种讨价还价，似由于伦理上的裁度而得到缓和，如商业上有适当的调解机构，情形更是如此。

　　这个问题在实践中甚至更为复杂。因为各类雇工多半有自己的工会，且各行其是；雇主只起缓冲作用，一组雇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实际上会耗尽他组雇工的工资，所耗之数几等于雇主的利润。

　　商人与厂主以及雇主与雇工当中的各种工联和商业同盟，它们的原因和结果，这里不便加以研究。它们表现各种生动的事实和奇异的变化，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且似乎表明，社会的变革即将来临。它们的重要性诚然很大，与日俱增；但是，其中未免有过分夸大的现象。因为其中大部分只不过是进步洋面上掠过的一些涟漪而已。虽然它们现在比以前的规模更大，来势更凶，但是，现在和以前一样，运动的主流是取决于正常分配和交换的趋势这一强大的暗流的。这些趋势是“看不见的”，但它们却能驾驭那些"看得见的"插曲的进程。因为即使在调解与仲裁方面，主要的困难在于发现什么是正常水平，使仲裁当局的决定不致与之相距太远，以免破坏自己的威信。

 思想者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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