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英国的制度

    我们的政府必须来通过反映和代表时代的状况和利益适应时代环境的需要——但它坚持不但在一个时代而且在我们整个政治史中通行的那些原则。

    我们的制度是我们这个民族自身的一部分及其产物，它不是一件可供一位能工巧匠模仿制作的外套服装。它能教给外国政治家的道理是，把任何政治变革与他们自己人民的传统和性格密切结合起来，区别哪些制度是偶然和暂时的，哪些制度是民族的和不可改变的。君主制的本质并不是表现为国家有一位平民出身的统而不治的国王；也不是表现为当国家的每一种秩序都与国王分享权力时，它的真正特征就会消失或遭受危害。

    不是保存现存事物，而是保存现存力量。不要抛弃任何已经使得英国伟大起来的那些力量——因为它们是这个国家未来的特征和保障。当制度包含了那些长久起作用的力量时，也要保存这些制度。因为放弃长久的东西就是屈从于随意可变化的东西。不要在古老事物的位置上添加新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不会对它们起保障作用。修正错误，不要摧毁力量。时刻准备改革结果——永远不要摧毁它们的产物。继承和创新两者都不能被牺牲掉，但它们构成了两种伟大的历史性力量。

    宪政惯例——制约皇室行为的各种间接性影响力的集合体。

    不要确信继承者会比他的先辈更加明智，而要相信下一代会更加明智。进步的中心存在于国家，而不是存在于君王身上。因此，是君主制调整自己适应人民，而不是人民调整自己适应君主制。

    英国：在对我们民族的优点作出判断的同时，我们必须极大地考虑到我们民族的虚伪性。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殖民主义者——但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就消灭哪里的土著人。我们鄙视征服，但却具有俄国式的贪婪，例如我们在爱尔兰、印度的政府——在中国的鸦片。

    下议院失去了美利坚殖民地——但它没有征服印度，它建立了各殖民地，打败了拿破仑，拯救了西班牙。上述事情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它那导致失去美利坚殖民地的辩论艺术，而不是导致征服了拿破仑的辩论艺术。我们立法上的邪恶发源于议会——变革发源于外界。

    贵族统治是不平等的产物，正如不平等是自由的产物一样。保障法律的连续性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赖于有影响力的家族的长久存在。财产使影响力长久存在，世袭使财产长久存在。不平等的贡献在于创造了能抵制暂时的冲动、保护制度免于任意变革并持久地作出反应的一种唯一的力量。那些反映人民暂时意愿的法律是写在水面上的法律。人民和国王都需要对主权的行使施加制约，以免造成暴虐统治。对君主制的制约就是代议制，对民主制的制约就是世袭制。它是无须支付代价的自治的条件。

    高贵是导致进步的一个正当因素，因为它只存在于导致力争上游的状态中。在它感到无法保持领先地位的地方，它就会以阻碍普遍的进步来维系它自己的存在。贵族统治有三个紧密相连的时代：领先的时代、特权的时代、虚荣的时代，它发端于第一个时代，堕落于第二个时代，毁灭于第三个时代。

    世袭制包含着存在于权威和财富之间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形成了合法性。在本世纪，合法性对自由制度起着一种障碍的作用。

    在早期国家中最自由的民族是日尔曼人：没有专制君主，没有特权贵族统治，自由而又平等。

    我们的繁荣昌盛靠的是环境条件而不是种族条件。

    英国已不是自由主义的了，只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还存在自由主义的影响。

    在爱尔兰问题上，我相信，一个由历史上形成的民族虽然已被征服并常常受压迫，但它应享有真实的自治权力，特别是当它愿意通过法律的和宪政的途径去获得这种自治时。因此，’爱尔兰寻求自治的要求在我看来在道德上、历史上、政治上都是普遍有道理的。我们英国人从爱尔兰人手中拿走了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土地，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建立在掠夺的基础上，爱尔兰民族仅仅是要求拿回属于自己的财产。在这个舆论兴盛的今天，在这个凡是涉及财产的关系都受到重新评估的时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在产生攻击合法财产权利的时候，为什么这么一个明白清晰的正当要求沉默不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