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卷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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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之名将



中国文化传统上有一特殊之点,即对文武观念向不作严格之区分。历史上名将大帅,带兵打仗,赫赫当时,垂誉无穷的,极多数是文人学士,儒雅风流,而非行伍出身的专门人物。明太祖时,百司请立武学。明祖曰:“一文武不分途。”明祖崛起草莽,文武均非堪当,但他却说准了中国历史上的文武关系。本文正要从中国历史来澄明明祖这句话。

在上古封建时代,贵族阶级,内执政柄,外总兵戎,文武绾于一身。而且亦惟贵族,才有当兵资格。所以男子生则悬弧门外,成为古人之习俗。春秋时,晋、楚战于濮,晋文公将出师,谋元帅,赵衰曰:“却縠可,说礼乐而敦诗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下逮战国,有《孙子兵法》,其书著者尚不详。然至今备受欧美各国崇重,定为他们最高武学校的教本。此书并不专讲军事,亦可谓所讲乃兼及最高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军事本是人生中一事,而附属于政治。不懂得人生,不懂得政治,哪懂得军事。故最高军事哲学,必从最高人生哲学政治哲学中发挥而来。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庄子曰:“技而进乎道。”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内始有此成就。西方则各尚专门,乃有所谓军事专家。与中国观念自宜大不相同。

燕国有乐毅,后人以与春秋齐管仲合称管乐。其生平武功姑不论,其《报燕惠王书》,乃战国时数一数二享高名受传诵的大文章。不单因其文章好,乃因在其文章中所透露的君臣知遇,出处去就,功名恩怨,他个人所抱持的高风亮节,大义凛然,为千古莫能及的人格表现。因此,一大军事家,同时可即是一大政治家,亦是一圣贤俦伍中之大哲人。

下到汉代,出于胯下的韩信,萧何称之为国士无双。他能诵兵法,能驱市人而战,而且能多多而益善。他又懂得要师事败将李左车。而且他拥重兵,独王一方,却誓不背汉王。据这些事,他真是一名将,一大将,而且亦可称是一儒将风范。

在西汉将才中,如周亚夫抗拒吴、楚七国,如严助浮海救东瓯,如赵充国西羌屯田,细读他们的史传,自知他们都不仅是一武人。尤其如赵充国的文章,条理明备,干练通达,俨似一近代式的专家。

东汉光武中兴,一时部伍,如王霸、吴汉、耿弇、寇洵、邳彤、冯异、岑彭、邓禹、马援,那一伙人,何尝有一个是经受军事训练出身的军事专才。只为通人事,亦自通政事,兼通军事,因缘时会,勋绩彪炳。也可说,中国历史上多出军事天才,正为中国人一向懂得尊重人事,讲究人事,所以成为一通情达理之人,遂亦能当一理想的军人。班超以一低级下吏,出使西域三十六国,扬名国外。只因他历练了吏事,吏事亦是人事。虽属文事,却可由此兼通了兵事和武事。

三国时,如曹操、诸葛亮,莫非胸罗群书,文采斐然,为一辈文人所弗及。他们的军事杰出,今不论。关羽治《春秋》,也是人人皆知。此外难更仆数。而使后人低徊向往的,有如魏羊祜与吴陆抗之对垒,使命常通。抗遗祜酒,祜饮之不疑。抗求药于祜,祜与之,即服。曰:“岂有鸩人羊叔子。”以此较之诸葛亮、司马懿阵前交际,闲情雅量,更不知要胜几许倍。若我们读《春秋左氏传》,便知此一风范,也是其来有自。此之谓文化传统。但在衰乱世的军事对抗中,有此嘉话,邈在云天,高不可攀,真使人想望而无已。

杜预平吴,他的《春秋左氏传注》,被列入《五经正义》乃及《十三经注疏》中,至今不替。史传称其身不跨马,射不中的,而用兵制胜,诸将莫及。那更可当得一学者型的将才了。

陶侃为东晋征西大将军,在军中,尝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此语流传千古,至今人人称道。其运甓故事,亦人人皆知。尝治船,竹头木屑,皆令人借记典掌,到后随处有用。时人称其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陶侃正是在处理人事上能居第一等,移之处理军事,自然绰有余裕。

桓温亦是一文人,兼是一能将。但以“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一念之错,身败名裂。所以在后代,陶侃可比诸葛亮,桓温只能比曹操。可见军人还如其他一切人,兵事、政事、人事、干济、学问、修养之外,最高还要有一人品在。此乃中国文化传统中,至高无上的特点。

唐太宗李世民,神武英明,古今莫匹。但他本只是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一个官家子。随父参加军事,尚在青年。有一次,他在军中,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有一羊,与将士分而食之。此若小节,然堪当大将之任者即在此。今另举一端言之。他在军中,即有大批僚属,房玄龄、杜如晦皆在。房善谋,杜善断,是他们在军府中之表现。并不是以后掌国柄后始知。太宗有十八学士,皆在军府中。凡中国历史上大将之才,必能善知人,善用人。所知所用,不仅是前线武人,更要是幕中文人。若使自不通文,何能知人善用。楚霸王叱咤风云,震压一世,但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汉高祖临阵远不敌楚王,但能用韩信、张良、萧何,一任前敌大统帅,一任总参谋,一任后勤。近代西方,始知军事上当有此三大任务之分类,但汉高祖用人早与暗合。汉光武军中幕僚,即是其开国元勋。魏武帝幕府人才之盛,文士谋臣之分途广而为数多,则尤在汉光武之上。唐太宗更然。而如近代曾国藩之幕府宾僚,更为一时艳称。军府乃一大集团,汇合各色人才之群策群力,以济一时之用。则军府即是一小政府,而岂匹夫之勇之所能胜任。

又如安史乱时,颜真卿、颜杲卿,皆以文人牵进军事,而皆卓然有表现。更如张巡守雍丘,雷万春为将,于城上与寇将令狐潮相闻,弩射其面,中六矢,不动。疑其乃木人,嗣知其非,乃大惊。潮语巡曰:“向见雷将军,知君军令矣,然如天道何。”巡告之曰:“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后转睢阳,与许远同守,以一孤城,屏障江淮,保留此下唐代元气,关系以后一千几百年来之中国历史者,甚深且钜。张巡、许远与雷万春、南霁云之徒,虽同以身殉,而庙食江南,迄于余之幼年,犹亲祭拜焉。惟新文化运动,乃斥之曰:“礼教吃人。”是亦未识人伦,焉知天道也。而明祖文武非两途之说,亦由此益证其不误。

又如吴元济蔡州之乱,李愬平之。史称其“俭于奉己,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所以成功。凡中国历史上称道一武将成功,决不专重在其临阵打仗上。而韩愈《平淮西碑》,乃多叙裴度事。愬不平,诉碑辞不实。诏磨之,由段文昌重撰。此事极滋后人之讥议。李商隐有《读韩碑诗》曰:“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王相攀追。”苏轼诗:“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斯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实东晋淝水之战,领兵当前线者,乃谢元、谢石。而当时及后世,群推谢安。安与元山墅围棋,永为历史上美谈。元是安之兄子,石乃安弟。安特举此两人。有人说:“安违众举亲朋也。元必不负举,才也。”已而果然。中国人意见,文事必先于武力,安内必先于攘外,故政治必先于军事。汉高祖亦有功臣功狗之喻。裴度与谢安,同是文人,而史臣亦以韩碑意赞裴度。但却不能说此乃中国人之重文轻武。而如张巡之与雷万春,尤更显然。此亦所谓人伦之一端。人伦即天道,何谓文武高下,而又岂昧者之所识乎。又如柳公绰亦文人,亦在蔡州役中有贡献。此等事全部二十五史到处可觅,姑举于此,以当一例。

宋代如寇准劝真宗渡河亲征,论其情势功绩,亦当上媲谢安、裴度矣。其下如韩琦、范仲淹,皆以文人主边防。边人为之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及南宋,如韩世忠之梁夫人,黄天荡亲操桴鼓,又为中国历史上女子从军之一例。而岳飞则与关羽同尊为武圣。史称“飞览经史,雅戏投壶,恂恂如诸生”。其所填《满江红》词,到今传诵。其所书《诸葛出师表》,可睹其笔法之精。而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即此一言,便足不朽,更何论于立德立功,则其人又岂得专以一武人目之。

吴玠兄弟在蜀,只以文人领军事。玠善读史,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虞允文采石之捷,刘琦执其手曰:“朝廷养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一儒生。”宋祖鉴于五代之弊,重用儒臣,一时若有文武分途之观念,然儒臣报国,不下于武臣。而武臣修养,亦无逊于文臣。中国文化传统之精义,赖以重光。至文天祥,亦以文人给军符,其《正气歌》,尤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国社虽履,而民族精神,则不坠益张。

明代如于谦之对付也先,王守仁之平宸濠,俞大、戚继光之御倭寇,皆文人。而功在邦国,辉赫史乘。戚继光之《纪效新书》,《练兵纪实》,尤为谈兵者所遵用。下逮晚清,曾国藩平洪杨,亦取法焉。而尤如袁崇焕之经略关外,卢象升之剿僇流寇,可歌可泣,沁人肺腑。而至于史可法扬州殉难,在中国近代史上,堪与岳飞、文天祥,齐称为民族精神之三良。而乌有所谓文武之分途乎?惟败于政事,不败于疆场,尤更使读史者感慨悼念于无已。

中国人尤有一名言,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又与上述廊庙重于疆场之意适相反。非深晓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有关于军事观念政治观念以及人生哲学之大义深旨者不能晓。非其人,亦不当妄援此语以自恣。曾国藩在晚清,亦以文人参戎务。其讨平洪杨,先定一通盘之作战计划。治水师、造战船,自武汉而九江而安庆,沿江东下,卒克金陵。然皆出于其职分与命令之外。清廷遇急需,每有调遣,国藩无不宛转逃卸,而终不转变其逐步推进之大方针,揽大江上下游之权重于一身,而终克有成。若一依君命,则事功成败,渺不可必。然国藩固非好擅权,好违命。迄其成功,而其身所训练之湘军,相率解甲归田。此下继剿捻,已早为筹划安排了淮军之新起,以终其大任。以一在外疆吏,而统谋全局,中央命令,置之不顾。论其志虑所存,则一切为公不为私。论其部署所定,则一切惟私自专,君命不以厝怀。此之谓文武才德。如国藩,可谓其通文武兼才德而有之矣。此又岂临阵决胜负之一将之勇之所能望其项背乎!

以上拉杂陈述中国历史上之名将风范,智、仁、勇三德兼备,军务政事乃至于人生大道之融通一气,此之谓明体达用。乃中国文化传统中之理想人格,大圣大贤之规模,而岂以搏斗格杀为能事,以暴虎凭河为果决之所堪同日并语。故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将才武德,非熟读历史上之名将事迹,则不足知之。而如《孙子兵法》之宏深哲理,苟非具此知识,亦不能真切了解。如赵括之徒读兵书,则仅足供人以嗤笑与鉴戒。

今日国人,率认中国文化重文轻武,又谓中国传统积弱不振。诚使其然,又乌能有此绵历数千年,广土众民,一举世无伦之大国家之屹然常在。中国人又曰:“止戈为武。”此即《孙子兵法》所谓“以不战屈人之兵也”。此非文德,又乌足以言武事?今日国人,亦率知中国民族爱好和平,然非能止戈屈人,又乌有和平之可期?苟使武人而不通文,文人而不习武,亦惟有愧对吾民族先人而已。一九七七年之十月。

(一九七七年十月《青年战士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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