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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对日抗战期间，在云南宜良写成《国史大纲》一书以后，自念全部中国史中之大纲大节，已在书中揭举。循此详求，事在读者。或有谬误，亦待读者指出，再作思考。余之兴趣，遂从历史逐渐转移到文化问题上。
余之研治国史，本由民初新文化运动对国史多加诟詈，略有匡正。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庶于世风稍尽补偏救弊之功。但自世界第二次大战开始，确信欧西文化亦多病痛，国家民族前途，断不当一意慕效，无所批评抉择，则盲人瞎马，夜半深驰，危险何堪设想。又历史限于事实，可以专就本己，真相即明。而文化则寓有价值观，必双方比较，乃知得失。余在成都始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此为余对自己学问有意开新之发端。
及抗战胜利，颇谓国事未定，变端莫测，因决意不返平津，亦不滞京沪，惟冀觅一静僻处，俾得潜心，以渐待时局之安定。乃重返昆明，初不料其学风嚣张，乃有大出意料之外者。又在成都患胃病，迄是不愈，乃又决意归家乡，风土饮膳，庶于余病体有助。适江南大学新创，遂留任教。而国事益动荡，日夜读《庄子》一书，为作纂笺。聊可于湖山胜境，游神淡泊，自求宁静。又以其间写此《湖上闲思录》一部。及来香港，将之付印，距今亦三十年以上矣。
此三十年中，对文化问题又续有撰述。两年来，双目失明，不能见字。报章书籍，皆已疏隔。惟尚能捉笔写稿。方撰《中西文化比较观》一书，不谓积稿已盈二十篇以上。大体皆杂忆平日心中存想，以不翻书，不引据材料为原则。忽一日，三民书局主人来索余《湖上闲思录》，将以再付剞劂。因由内人诵读一过，余逐篇听之。初不意余方今所撰，正多旧来见解，并有前所发得，而今已漫忘者。自惭学问未有进步，而国事世风，每下愈况。回忆当年太湖边一段心境，亦已有黄鹤一去不复返之状。抚今追昔，感慨何似。
因念《国史大纲》一书，亦已在数年前重有改订，创为新版。今此稿又继之。敝帚自珍，际此时代剧变中，不知国人读之，亦尚谓此泥上鸿爪，复有一加顾视之意义与价值否。再为此跋，亦聊记往年飞鸿踏此雪泥之概况而已，他复何言。
一九八〇年五月七日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八十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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