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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理由，一般就综合哲学而言
这项研究的持久主题是分析哲学向综合哲学回归的时机和必然性。分析的重要使命——抛弃不加证实和无法证实的推测——已经完成，坚持这种分析方法今天只能产生教条式的自我分析：在推究哲理中，逻辑越来越多而实质越来越少。正如任何其它非公理领域一样，哲学需要新鲜的经验信息的不断输入。但是，总的说来，当代哲学的输入渠道已被切断。那些过去存在的信息大多是在存在范围之外被分析的，而且只有少数新的信息被允许发展。从哲学之外的领域所获得的信息被认为是靠不住的，应当加以净化和分析，以明其意。然而，对于这种信息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逻辑分析。坚持逻辑分析只能导致一种荒谬的情形：哲学范围之外的探究往往比哲学更富有哲学味！一朵玫瑰被叫做任何其它的名字仍然是一朵玫瑰；哲学探究被冠之以科学（或任何其他的）名义也仍然是哲学探究。由于哲学家担心他们自己被分析出哲学的范围，因此必定会造成向综合的回归：（这种综合）不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推测，而是对来源于哲学范围之外的信息的一种重要处理；综合能够把各种类型的非哲学研究材料结合起来，为真正的哲学问题的建设性讨论开辟新的途径。
当然，这种努力不是真正“安全”的。分析某个术语的意义，或者，更进一步，分析某位具有当代声望的哲学家提供的有关某个术语的意义的分析，是一种风险较小的努力。这对英语世界里成千上万初露头角的哲学家是有利的。这使他们都有事可做，并使专业哲学的轮子转动起来。不幸的是，供这些哲学轮子磨碾的实质内容却越来越少了。对于被认为其目的在于探索真理和实在的哲学来说并没有多大帮助；跳出哲学探究的流行模式，并且帮助综合的（尚待仔细地推理）哲学复活，这才是大有裨益，即使这是一种比较冒险的做法。
（i）外在的理由
我将为综合的和博采众长的哲学提供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理由。首先考虑一些外在的理由。
分析要求专门化和相应地从哲学阵营分裂出来的不同流派的专家。在其他一些同类学科中也有类似的专门化过程。结果是，知识的田野被犁成条条块块，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领域，“各自耕耘自己的园地”。对于在研究者自己设置的界限之内探索深层现象来说，这也许是必须采用的方法，但是，不幸的是，自然现象并不是支离破碎的，研究的结果是重叠和交叉的。耕耘一小片土地，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另一片土地发生作用。世界并不是适合于彼此和睦为邻但各自独立的园丁们进行耕作的一系列花园。它很像是一个系统或者网络，在这个系统或网络中对某一方面知识的掌握必须假定熟悉所有其它方面知识。而且纵然在无法指定界限的领域内这个假定的含义减轻了，但基于有限知识的干涉效应却超越了它，并且包括了更加广阔的界限。这对于科学和哲学来说都是如此。例如，研究杀虫剂对于生物的影响，对于理论的应用目的（获得有关合成物和有机反应间的化学系合力方面的更多知识）而言，这就足够了。但是，利用信息以消灭某种昆虫，其影响甚至远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更不用说包括人类和动物的邻近学科——生态学了。假如知识需要积累，假如它要被用来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就必须抛弃那种七拼八凑的方法。我们仿佛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自然系统的一部分，除非有学识的“通才们”把发展关联模式的系统理论作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否则我们的短期计划和有限的控制能力将可能导致我们自身的灭亡。正如维纳告诫我们的，当代技术好比那具有魔力的猴掌，它能满足其拥有者的所有欲望，但同时也会给他带来灾难，因为猴掌拥有者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也许能获得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可以满足眼前的愿望和需要，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我们也许会使另外一些要求落空，并且还会搅乱我们自身的生存状态。我们可能处在对我们自己失去控制的边缘。求助于谁才能把我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呢？当代的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满足于分析这个问题的概念和语言学问题及其假定。现在越来越多的理论科学家、有关的人道主义者和教育家都在建设性地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建议。然而，这些难道不是值得哲学家们尽最大努力去解决的问题吗？
在知识领域里的综合方法还有其它一些重要工作要做，它必须帮助我们去克服那些被称为“存在空虚”（“existential
vacuum”）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们由于看不到人生的意义，被迫进行精神治疗。他们抱怨一种内在的精神空虚，具有一种完全和终极的无意义感。人不能像动物一样，受其本能的支配，人也不可能从执行遗传程序的行为模式中感到满足。早期，人类是受综合思想方式指导的，这种思想方式部分地建立在信仰和想象的基础之上。但是，对于千百万人来说，早期的伟大神话和我们直接继承下来的宗教已经丧失了它们的说服力。据“理论家们”说，它们会被那些以行动为导向的思想意识所取代，诸如提出一种具有明确的行动指向的总的世界观的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然而，纳粹主义是一种社会道德水平的堕落，必须被扑灭。而共产主义仅仅在其领袖们所要求的革命充分发动起来时才会表现出力量，从而赋予存在以意义。因此，“存在空虚”笼罩了世界上除积极造反和好战的国家之外的一切国家。毛主义者不抱怨有空虚感；以色列人也不抱怨，他们同样必须战斗，而且有完全明确的生存理由。但是，世界上所谓的“进步”社会——在那里，生存斗争和社会改造斗争屈从于技术上的影响有着相对稳定的生活福利——却不能为他们的成员提供有意义的生存理由。结果，出现了紧张和压力，它们以暴力、无政府主义和政治迫害等这类现象来表现它们自己，它们的矛头多半是指向想象中的替罪羊（“资本家”或“共党分子”或只是“行政管理者”）；紧张和压力还产生了对传统宗教（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和东方宗教及神秘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强烈兴趣。一位美国观察家最近谈到“精神爆炸”（“spiritual
explosion”）和“寻求关于人生基本问题的形而上答案”，并且认为这种现象现在极度地加剧了。“书店里塞满了各种东方宗教教科书、占星术研究、再生术、意识状态之类的书籍。来自各地的学生正在要求开设佛教、印度教和神秘教方面的课程……怀有各种信仰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牧师正在和年青一代一起进行这种狂热的追求。”
要求“整体地看待事物”和把世界看作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领域或连续系统，其本身是对因为过分的分类研究和零碎的分析所造成的意义丧失的一种健康的巨应，上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虽然能够分别详述“事实”，但却与人类关心的事物无关。19世纪，存在空虚是被当时流行的虚无主义态度激发起来的。今天，正加弗兰克尔指出的，虚无主义已不再时兴。但是，它在还原主义——专门化的典型标记——的伪装下再现了。“……我认为，还原主义是虚无主义的面具。当代虚无主义不再挥舞“什么都不存在”的旗帜，今天它伪装成‘什么都不存在，但……’”（nothing－but－ness．）。弗兰克尔主要关心的是人类现象还原为各种无意识的冲动和挑衅，而这些又进一步还原为各种生理机制。然而，还原主义也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流行现象：它对观察到的或推理出来的过程不断地追溯到其最小单元，并用因果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它们。这种作法尽管对获得孤立事件的详尽知识起重要作用，但对可能对理解特定现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较大的相互关联却不加考虑。它造成了专门化和与其相伴随的种种特征：专门的语言、方法、观念以及注意焦点等等。总之，还原主义造成范围有限的理论的多样性，其中每一样只适用于高度专门化事件的一个很小范围，而对其余范围则无所适从了。（如果专家偏要用他的特殊理论去解释超出他的见识范围的事情，他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万事通”。这是一种给什么都懂的专家的称号。）因此说，高度专门化的点滴知识的堆积不能给予更为大块的经验以意义，并且对填补当前的存在空虚也毫无用处。专门化的科学与人生意义这个问题毫不相干。然而，人生意义这个问题是不能撒手不管的，可专家们却往往是这样做的；一些可靠的迹象表明，在人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即“寻求意义的意志”，它被当作人的最基本的动力之一，而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现代神经官能症则是由于这方面的挫折造成的。
今天人们需要把新的可靠的经验信息引进哲学；需要克服在知识的应用中使用拼凑的方法，不要把这种方法作为一种保卫自己的手段并以此来防备因为对自然系统的相互关联无知所造成的灾难；需要具备洞察这个世界上一般的存在模式的能力，并以此为工具解释现世人生的残酷事实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要求具有理性的系统思想方法的复兴，这种思想方法在整个过分强调细节研究和专门化的过程中，曾经一度名誉扫地。
这里并不轻视对可信赖的科学经过仔细界定的专门化探究的贡献。根据马斯洛的说法，这可以说成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原子论”的，一种是“整体论”的。只有整体论才是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标志。坚持原子论模式，其本身就是一种轻度的精神性神经病形式。在当代科学家和哲学家中，这是一种经常的防御性反应——当他们的理论回答不了问题时，这是最无可非议的拒绝方式。然而，在我们之中必定存在着一些睿智者，他们承担着那些无疑是无利可图的工作，即试图洞察那隐约地把各种专业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大网，并在我们今天只能看到混乱的地方实现某种聚变。
我现在已就综合哲学的一些外在的理由作了一些简单辩解，今后我将不再强调它。我将请读者考虑，对于靠分析方法喂养大的贫困的哲学，这是否一种必要的纠正；并且考虑这种纠正是否能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同伴找到走出日渐复杂和黑暗的迷宫的道路而奔向21世纪。但是，我也要请他们在为此而决定拿出他们无疑是最宝贵的时间以其自身的标准衡量它，并以自身的价值评价它。所以，我现在主张，综合哲学与有限范围内的专门化探究是同样好的（且不管它在外在的方面是否更好一些），这不是以综合哲学能为哲学或人文学科做些什么为根据，而是考虑到：专门化探究并不比一般化研究有更好的理由。
（ii）内在的理由
经验世界的连贯的和成体系的理论基于两个“基本假定”：
（1）世界是存在的；和
（2）世界具有——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理解的秩序（向理性探究开放）。
正如大多数（不是全部）经验哲学家那样，所有的经验科学家也都以此为前提。那些不这样做的哲学家相信，他们能够证明它们是一些基于明显的经验事实的原则，或者证明它们是意识和知识的必要先决条件（例如，笛卡儿的沉思［cogito］，康德的先验［a
priori］和胡塞尔的必要真理［apodeicticity］）。但是，一种将会明确地和一致地从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导出这些原则的理论还有待形成。眼下，我们必须把它们当做是一些假定，这些假定建立在经验世界的所有连贯的和成体系的理论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我很可能使我的固执的康德主义、笛卡儿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读者们失望，但事情也只好如此了。）由笛卡儿和康德引进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变”给一些哲学家增添了有效的制止物，使他们无法对经验世界的定律和原则进行系统的思考。但是，只要那个世界的存在和理性的可知性不是被假定的，而是从精神和经验的某些先验材料中派生出来的问题或探求，那么，在那些不允许求解而只能诡辩的问题上，有潜在价值的精力就被浪费了。然而，只要这些极微的基本假定被允许存在，那么，对经验世界进行理性描述的大门就敞开了，理论建设就能开始。这种建设不需要成为用于解释经验世界的各种图式的天真的奉献，而可以成为一种批判性的事业，它通过检验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成果而进步。
我们用这种更“大胆”的批判精神考虑以下两个假定。它们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同样是系统经验理论的必要条件。它们是“从属假定”：
1）在特定领域里，世界具有可以理解的秩序；或
2）世界作为整体，具有可以理解的秩序。
这些假定是区分“专家”与“通才”的分水岭。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会接受上述假定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但是，接受第一种假定的人通常拒绝承认它是假定，他们倾向于把他们研究的现象的可理解性当作一种“自然事实”来研究。另一方面，第二种假定通常被认为需要论证。专家把他的探究限制在战略上可独立分门别类的事件上，并且设想该领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与此同时，他经常拒绝承认该领域不只是与相邻领域，而是与其它所有领域相互交织在一起；而这种交织也是可以理解的。通才恰恰是这样设想的，并且认为任何一个领域中的事件的知识只有与其它领域中的事件的知识联系在一起时才是完全地可以理解的。怀特海说：“问题是每个命题都涉及到一个展示出某些一般系统抽象特点的世界……因而每提出一个事实命题同时，必须用完整的分析提出那个事实所要求的世界的总的特点”。
在这些假定中，证明的责任被不公平地分配了。一个被认为是世界的“给走”假定，如果否定它，那将是愚蠢的；另一个则被指责为形而上学（意思是“站不住脚的”，或充其量不过是“依据未经证实的推测”），并且需要经验的证实。然而，当我们承认这两个假定都是以存在和世界的可理解性的“基本假定”为根据时，那么对于证据的要求就会被缓和或者变得平等。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绝对肯定地知道经验世界是否真实地存在，而且即使它真实地存在，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它对于通过理性探索去理解它的“这个样子”是否可行。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理性学说能在世界的许多方面建立起来，并且这些理性学说被用于解释和预测许多事件。我们也确实知道，除了大量的只适用于有限领域的专门理论外，今天越来越多的一般理论正在不断问世。这些理论也同样适用于经验世界，或者，至少适用于经验世界的很大部分。如果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以先前的假定（而且．如果要么这些假定被承认，要么探究将在认识论的纠缠中陷于困境）为根据的，那么，专门的和一般的理论都不能拥有一个绝对肯定的特权地位。
然而，有人可能会反唇相讥说，专门理论领会经验世界的精确程度和真实程度相对地高于一般理论异议所依据的假设是，专门秩序自身就是可理解的，或者，至少它们不是靠包罗万象的一般秩序才变得更加明白的。然而，这个假设的真实性直接地取决于先前所选择的“从属假定”：如果第一个假定被肯定，那么，这个假设即为真实；如果第二个假定被肯定，那么，这个假设则为虚假。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可理解的秩序，那么一个理论所揭示的范围就越大，而且这个理论就能越多地摆脱研究者个人的偏见。我们知道，自从冯·于克斯屈尔、沃尔夫和他们的追随行的著作问世以来，每个研究者都用直接的理解力来理解世界的那一“小块”，而这种理解力是同他的心理－物理构成、文化、语言和训练有关。在一个一般地有秩序的世界里，这些“景象”（偏见）可能随着各个领域中秩序的发现相应地减少。以往的伟大思想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有目的地着手揭示一般秩序。他们努力的结果在黑格尔的格言中得到总结：真实就是整体。
我不是在暗示把“从属假定”的第二点看成是唯一正确的，而只是说，我们把它们二者都看作具有同等启发性的假定。从内在方面看，建立经验世界一般理论的努力比起构造各种专门理论的努力，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不过，由于现今从外在方面存在着一些拥护一般理论的很好理由，一般理论研究者的综合计划就不仅具有确实性，而且具有迫切性。
进一步的理由，具体就系统哲学而言
如今，一般理论正从各种系统科学家的工作室涌现出来。他们的各种学科——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博奔论等——伴随着那些适用于经验现象的广泛领域的理论一起发展起来。它们的共同特性是作为基本概念范畴的系统概念，这种概念是一般理论的最卓越的工具。它们优于其它各种概念之处在于：当其它概念的适用性遇到限制时，它们却能保持适用性不变。因为它们变化的范围（更准确地说，在运筹的量方法它们是不变的）较大，所以，在古典概念只能表现特定秩序的地方，它们却能够显示一般秩序。
因而，系统的概念可以被用科学领域的元语言来考虑。米勒指出，一般系统论的术语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认识存在于不同类型和层次上的系统的共同点，反之，专门语言则把思想范围限制在学科的界限内。“它们掩盖了不同类型之间和不同层次之间重要的共同性，并且使得一般理论变得很困难，就像在一种语言中找不到一个词可以用来作为对‘雪’的思考一样。”
古典科学的专门语言只描述单一组织层次上的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而未能在不同的层次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更为复杂现象的概念和定律在没有同适用于较低层次的概念和定律先前联系的情况下仿佛突然“出现”那个层次上、例如，粒子小系统的状态可以用粒子的位置、速度和它们之间起作用的力来作充分地描述。但是，对于比较复杂的组织则需要假定一些新的定律，例如，泡利不相容原理，萨默霍夫的“直接交互作用”，坎农的“内环境稳定”，冯·贝塔朗菲的“相同终极”等等。而且，为了表示一些新的现象并描述它们的状态，人们需要新的概念：温度、压力、熵、反馈等等。当用粒子的古典力学框架观察时，它们就显得“别扭”：气体中的一个单独的粒子，或者，一个分子，既没有温度，也没有压力，当然也不能显示内环境稳定或行为方面类似的复杂形式。如果经典学科的专门语言坚持唯我独尊，大自然就会被分割成不同的碎片，每一碎片都是以它自己的一套实体、属性和定律为特征的。但如果我们采用系统理论的一般的元语言（metalanguage），那么，“特定概念适用于特定现象”的格言就丧失了有效性。我们可以不失掉一个参考系（并采用其它参考系）就能从一个研究领域进入其它领域；而且，我们可以用一般系统语言的方法“翻译”专门语言，一般系统语言为局部意义的同形变换提供了一种不变的意义。
我不是说这种高层次的不变概念的确表示了一般秩序，从而掉进了独断论的陷阱；我只是要宣称，系统慨念的广泛的经验适应性赞成用一般秩序作为一个令人信服的假说的正当理由。如果一般秩序的假定对促使知识进步有它本身的贡献，那么，基于一般系统慨念的理论也将是正当的。探索一般秩序的唯一伙值在于对不同类型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加以阐述的可能性，而这些不同类型的现象则是被较低层次的专门化理论分别对待。这种阐述在当今既具有非本质的价值（正如我在上面所主张的），也具有本质上的正当理由。后者旨在发现了以前所没有发现的秩序和联系，而这正是认知理论科学的真正目的。辛普森说过：“科学家容忍变化无常和失败，因为他们必须如此。但他们绝不容忍无秩序。理论科学的全部宗旨在于将混乱的知觉归类提高到最大可能的自觉程度——这种混乱是以非常平凡和（完全偶然的）不自觉方式与中命的起源同时开始的。”人们今天甚至发现，就连所谓原始社会的神话也在追求高层次的秩序——“形而下的科学”。伦理规范、美感，总之，文明的和原始的行为构成都表现出对秩序和一致性的探求。探求这种秩序与那些我们的全部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真实过程是相一致的。与专家相比较，通才是在更大的普遍性层面上探求秩序和联系，并没有做任何有悖于作为哲学和科学的基础并且指导着科学和哲学的原则的事情；他只是认识和企图满足这些原则。自然一般秩序的假定与特殊秩序同样有效。今天，在建立经验世界的总体模型方面系统理论家们的成功给这个假定又添加了一份重要性。
系统哲学的希望
当前的研究提倡以自然一般秩序的假设为基础，为对自然现象进行系统性的和建设性的探索提供论据。建立在这个假定（可以清楚地这样标明，也可清楚地这样理解：该假定比起各种特殊秩序的假定，不是更坏，而是更好。）基础上的研究是靠吸收信息来进行的，这些信息是通过属于基本哲学问题的经验科学搜集的。因此，经验科学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信息宝库，而这些信息构成一种可能解决典型的哲学问题的材料。依据这种方式，科学发现被作为工具，用于构建一个适于把自然理解为一张相互联系的整体之网的概念框架；在这张整体之网中，人类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世界就变成了与人有关的，而不是变成拟人的世界了。人类既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也不是按照人的形象构建的，人只是构成宇宙全部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完成这项工作的哲学动力是在缓慢的进步中发展的——从柏拉图真正的共相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大纲开始，经过中世纪的经院形而上学，直到柏格森、L.摩尔根、S.亚历山大和A．N
怀特海的现代过程哲学。系统哲学是这种进步的合乎逻辑的第二步。它把经久不变的共相概念同由不变的系统构成的没分成两部分的，等级性地分化的范围内发生的转变的过程重新整合起来，并以此作为自我构造的自然界的终极实际情况。它的材料来自经验科学；它的问题来自哲学史；它的概念来自现代系统研究。
对于这样一种哲学需求，今天已经被世界许多地方的进步思想家所认识。在苏联，布劳伯格、萨多夫斯基和尤金最近要求一种“系统哲学”去“解释系统世界景象的特点”，并且解决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在西方世界，人们也提出了许多类似要求。例如，冯·贝塔朗菲指出：“任何视野宽阔的理论都含有世界图景……在科学方面，任何主要的发展都会改变世界观，并且都是现代语言中的‘自然哲学’和‘元科学’。”今天，他告诉找们，我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基本观点——世界是个组织。我们需要扩充传统物理学系统；我们需要一些适用于同生物的、行为的和社会的万物打交道的概念和模型；我们也同样需要一些抽象的模型；这些模型在被用于不同的现象领域时，借助于它们结构形式方面的同构性就能够在不同学科之间和所有现象中起作用。我同意冯·贝塔朗菲的乐观评价：“在由系统概念宽松的限定的范围内，在回答所提到的要求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与现代科学中渐进的和必要的专门比相反，它们让我们期待一种新的整合性和概念的组织性。用自然哲学的术语说，就像反对把世界说成混沌无序那样，一个把世界看作是组织的新概念似乎就要出现。”
冯·贝塔朗菲列举了含有这种新的自然哲学核心的新学科：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决策论；博奔论和其它一些理论。现在我愿意在这张单子上加上系统哲学，作为在你为“系统世界观”的“新自然哲学”内探求复杂的和自我批判的公式的领域；作为当代思想的一般理论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