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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动的总的定向
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我们可以开展传统的活动和追求习惯的目标；我们也可以运用我们的创造性想象（但要受理性和实验的约束）来开始新的行动方式，我们除非在事物的自然秩序的范围内对人类的作用作出新的估计，否则，我们非常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抉择，我们不打算讨论它们中哪一个行动是正确的，因为我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我想做的事是概述那些能把我们引向新秩序的思想，在这种新秩序中，人类并不是自私地利用自然，而是为了大家关心的利益让自己与自然和谐相处。
马克思说，当思想被人所掌握时，它就会变为一种物质力量。他说得对——如果没有被人们所信奉的思想，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在社会活动的大范围内人们追求的有目的的目标。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新的观念：即不是单单围绕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价值进行活动，而是还要考虑人类怎样适应作为一个全球系统的新环境。我们正在对付严峻的现实；而且这不再是哪一个孤立团体的事，而是整个世界共同体的事，这个共同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如果我们要设法采取大规模行动以保证我们的集体——从而也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存，那么以上的分析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社会学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些理论的重要性，因为这些理论能够支配社会决策圈的心灵。说到底，是一些关于世界的模式——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明显地或隐含地，在指导社会变化的过程，尤其当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型式瓦解的时候。所以，当前至关重要的事是要提出有说服力的，能被人们接受的理想，并通过它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来指导人们进行基本方针的决策。
社会理想的重要性决不能低估。社会理想能够影响战争的胜负；它们能够在人们面临困境时激励他们勇往直前；它们能够荡涤世代相袭的陈规陋习；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和越南冲突中，它充分地显示出了它的影响力；苏维埃共和国早期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和毛泽东领导下的红色中国的胜利，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的威力。没有社会理想的战斗是注定要失败的；对“我们为什么战斗”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和可以接受的答案。
我们必须战斗。但我们不是互相战斗，而是为我们大家战斗。不是使用暴力，而是靠毅力和勇气。战斗不是为了民族的胜利，即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胜利，而是为了我们称之为人类的生物物种和与之相关的优良传统与成就的继续存在。这不是一种反对谁的战斗，而是为了谁的战斗。它可能非常容易失败，就像同一个敌人所进行的任何战斗一样。而这里的失败就意味着我们人类的毁灭，即使最好的结局，它也意味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并由我们对之只能感到不寒而栗的其他的存在形式所取代。这也许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年）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极权主义的蚂蚁－社会将统治整个地球，或者只剩下互不协调的、无目的的和接近于混沌态的肉体在生存。胜利则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文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并且作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源泉为我们大家所利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和非共生的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挑战，追求整齐划一，甚至依靠把功能不佳的机构凝聚成官僚主义的僵硬板块来维持本身的存在；另一种是互相依存的世界社会系统，这种系统把新的环境状况反映到它灵活的组织机构中，并通过建设性的再组织来应付变化。
如果要想打赢这场战斗，我们就需要一种行动定向。它必须既能起指导作用又能起激励作用，它必须能告诉我们危险是什么，我们对它做什么；并且还要告诉我们哪些值得做。我认为这种社会基本价值可以由尊崇自然系统的理想来定下基调。下面我就把这句话的意思作一个概述。
“对自然系统的尊崇”
人类最早对系统的猜测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球体，并认为人的责任就是要有意识、有目的地使自己适应它。在基督教神学强调以现世为中心的思潮兴起之前，毕达哥达斯、柏拉图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一直统治着西方的自然哲学。在东方，哲学和宗教融合进了对自然的赞赏，把自然看成是“自在的实相”（在中国的竹简和日本的吉生［音译］上就是这么说的）；认为自然是“为其自己”而存在的，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在西方，从基督教生长出了为人类幸福和为上帝的光荣而勤奋工作的清教伦理观，认为这是为人类的目标而利用自然的前提。同一时期，出现了以牛顿的机械世界观为典型的科学和科学的态度，它们认为知识最明确的目的是实用。培根企图通过发现孕育于自然界中的“最佳使用秘密”来克服和消除人类的痛苦。因此，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从过去对它的尊崇转变到了对它的开发上。然而，东方人还继续尊崇它，最起码说直到今天；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则主要从利用它的角度去考察它。我们的理论家已经对之提出了一系列辩护理由，他们认为自然界是野性的和沉默的；而人则是理性的、正义的和友善的。米尔说，“无论是宗教还是非宗教，都认为自然界的毁坏力量，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不会引起善的结果，这正好刺激了人这种理性生物的兴起并与这种毁坏力量作斗争”。他接着说，“人类的所有活动在于改变，而所有的有益活动在于改善自然界的自发过程”。人类必须为使自然界同他自己的“高标准的正义和善”相一致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多么狂妄自大！多么不可一世！（What folie de
grandeur！）我们企图强迫自然界同我们本身的“正义和善的标准”相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自然界的秩序，从而也妨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但直到今天却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错误。而从刮己主义的目的出发去利用自然界，已经改变了这些构成了我们实际生存的先决条件的关系，从而造成了影响甚广的不良后果。这些关系的进化用了数百万年的时间，而且它们只能在平衡中进化，任何的不平衡，不是被调整，就是走向瓦解。如果目前在自然界存在组织性，那么它就不可能不这样进化出来，因为构成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我们的环境的那些实体，在热力学上是不可及的，是难以置信地相互适应的，同时又具有精巧脆弱的属性。
因而，自然“规范”——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它对微观层次体系的适用，——不是任何个别系统本身的存在或死亡，出现或消失。自然规范总是提供已有的系统相互关联的一套关系。自然界构建的是“角色结构”（role-structures）（博尔丁语），而不是个别的个体。个别的东西在与之有关的结构中丧失了它的意义。规范最终是由最高的上层系统给定的，那等级体系也是这样、数百万年来，通过一步步进化而达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果就是这个等级体系，而不是任何个别的个体或物种。我认为，这是一门课程，要从我们这个时代里逐渐出现的新知识中学习的一门课程。而且，如果人类这位小学生要想活着毕业的话，他必须赶紧学习这门课程。
关于这个假设的证据，我们这里可以从两个基本主题对它进行再论述。（1）关于个体隶属于同物种内的社会集体的证据，以及（2）关于社会集体隶属于物种间的生态层次体系的证据。
在（1）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来论述：作为进化发展的一种伴随现象和由此产生的个体对集体的依赖性，孤立的个体在愈来愈社会化的共同体中逐渐隐没了，尽管有例外；但在具有神经系统的、能够进化到足以互通信息程度的物种当中，它还是少见的；正像马瑟指出的那样，完整的社会组织通常在脊椎动物群内表现出来，而在比它更原始的动物群内则没有这种表现。这种动物群内的组织可能是为了获得食物，共同防御外敌，保卫共同领地，也可能是为了建造栖息地。合作组织的形式有许多种（共生，双亲照料，等等），它们对个体施加一定的控制，同时也给予个体以一定的利益。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变得依赖于其他成员了，因此它不可能把无缘无故地去损伤其他成员作为它自身的目标来追求。有时个体甚至为了整个集体的利益而献身——如幼狮要等到它们的长辈吃饱后才得以进食；某些昆虫，当它们的社会和再生功能完成以后，就会悄然死去。
证据（2）包括各种循环过程（像碳和氮的循环），这种循环把土壤和空气中原子的和分子的结合物纳入在植物体和动物体中起作用的生物化学加工过程；而且，在这些循环中，某些形式的能量能够被生物圈内所有系统利用。西尔斯认为，自然界整体可以被认为是“自我修复的，建构的过程”，它代表了“近似于开放的稳态”的某种类型的平衡状态。（图14）
当它们把约束强加于动物的行为时，遏止和平衡——它们维持生态等级体系的均衡——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传统上认为，基本的内驱力和动机是自我主义的，即便同时把社会团体或物种的最大利益作为它们的目标。但最近有证据表明：有些约束以紧压感的形式建立在个体有机体的实在的体质中和躯体化学性质的微小变化中，从而防止了它们扰乱它们所在的上层系统的平衡。这是一种同生态系统内能量和信息的分配相一致的“群体调节”（“population
regulation”）现象，并且有些物种具有这种现象的非常高级而且强有力的形式：旅鼠、雪鞋兔和某些种类的地鼠是最好的例子。其他物种（像老鼠）仅当它们的后代超过了正常的群体密度时才会流产，或禁止性行为，或出现过分激动和紧张的状态。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个体和物种并不完全独立地追求它们哪怕是再生的基本目标，相反，它们在努力克制自己，把自己限制在整个自然的生态平衡约束内。
约束的存在是自然系统中适应的先决条件，它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度，并且使得它的行为同包含它的上层系统相一致。一个层次上的系统内的适应性保证在下一个层次上的系统谐调地发挥功能。自然界是根据部分适应整体，整体又作为部分适应更高层次的整体的原则来构建的。因此，自然界的规范就是指含有所有从属系统的多层次的上层系统的最佳运转：正是这个系统把决定性的约束强加到它所有下层系统的自由度上。
生物圈内绝大多数系统实际上都具有某种约束，它们服从这种约束从而使自己的存在和行为同整个环境中形成的能量和信息链保持一致。只有人类才扰乱了他环境的平衡，其手段是损坏其他物种以利于自己，违犯对侵略、人口增长和环境污染的自然的和多半是内在的约束。人类为了自身的目的，大约在一万五千年前就开始利用火和水，后来又利用蒸汽、煤和核能以及有机体、植物和动物。这样一来，就干扰了地球上至上的但又是微妙的生态平衡系统的结构，不过这还未对人类生存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些过程是逐渐累积的，而且由于现代技术，它们被加快了速度。人类为了自身目标恣意地不断重复地利用自然界所产生的累积效果已开始影响和削弱人类本身的求生潜力、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们的不幸。我们“对自然的犯罪”并不是新鲜书——新鲜的只是：通过自我主义的利用技术及其效果的反馈而加快速度是以一种对生存的威胁的方式进行的。从人类开始重复利用自然等级体系中一部分的时候起，他就一直为自己的眼前利益在努力——在一个地方种植，而把废料倾倒到另一个地方——但这些行为现在终于变成了对他普遍的损害。从这个可怕的透视的观点看，作为一种人类骄傲的技术进步似乎是重大的失策——是自我主义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做法。然而，要想清除过去几百年所产生的影响现在为时已晚，更不必说要消除过去几千年产生的影响。相反，我们必须努力去认识超越极限和干扰自然界的协调和平衡所带来的后果，调整我们未来的行为以缩小人类生存和技术社会发展之间的反差。不过，即使可能的话，对此我们也只能做到：重新发现希腊和东方的古典思想模式——尊崇自然秩序而不是开发自然，并把它作为新时代观念的激励力量。古代哲学家健康的直观现在得到了当代科学的具体的发现的支持和补充，这不仅使我们目前对这种观念深信不疑，而且借助于我们的理智可以对它加以证实。
艾伯特·史怀什要求人们尊崇生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必须要求人们尊崇微观等级体系的层次结构，这个结构包括所有层次之上的所有系统，从原子到出现在行星上的文化、经济和生态。我们必须把生物圈看作是一个整体，把地球看作是一艘“宇宙飞船”，它们或相互促进，或相互损害。一种关于行星范围的相互依存性的生态学的诞生已是即将来临的现实，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我们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广义的自然界价值上；重新赢得我们本能的和长期被遗忘的对微观等级体系中的自然秩序的适应。
我相信我们能够在尊崇自然系统的内在要求中复归到我们固有的自然价值。如果不是人类的干扰，这个存在于尽管是复杂的但却是十分平衡的相互依赖的等级体系中的地球就能够产生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组织。因此，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远一点，即不仅仅从我们的子女、家庭和同事，甚至不仅仅从整个人类和整个生物界看我们自己，而是从整个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组织看我们自己，那么对自然系统的尊崇实际就是对我们自身这个族类的尊崇。
“对自然系统的尊崇”和新的心理状态
由于在操纵自然方面我们取得了迅速的成功，我们会把零碎的知识看得比全面的洞察重要得多。我们会相信，只需要具备对达到直接目的有用的知识，而对其余的可以不去考虑。我们会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小孩与他玩具的关系：如果你要它动起来，你就按一下这里的按钮；如果你要它停下来，你就按一下那里的按钮。然而，自然界不那么简单，不是一个用有限的随心所欲的实验就可以操纵的对象。它是一个相互连结的，有秩序的事件网络，该网络中的每个“按钮”和每种“功能”都互相连结。尽管这本身是个假定，但如果我们不但要面对自然，而且要在它内部一直扮演我们现在所扮的角色，那我们就得照这个假定去做。
这样的假定是有好处的。秩序是人类心目中的最高理想；思想上的秩序推动了科学，感觉上的秩序激励了艺术．而人类存在过程中的秩序则是宗教的主要动机。有序的就是有意义的，可认识的；而无序的，不能重复出现的东西则是令人困惑的，而且是焦虑的根源。后者一般是通过某些活动，或通过某些发现（即在观察时有意识地只注意有序方面而忽视无序方面）最终被简化成有序的东西。然而呆板重复的和拒斥革新性变异的秩序会使我们厌烦和心灰意懒。这种秩序是简单的，给定的，不变化的和僵死的秩序，自然界的秩序不是这种秩序。自然界的秩序是一种动态秩序，是不断出现新模式的秩序，是不断花样翻新的秩序，是有创造力的秩序。但仅对于并非偶然的而是依照它们本身的内在逻辑出现的事件来说，它是一种秩序。发现这种逻辑是进行认知活动的心灵的一个伟大的冒险。
自然界的秩序，正像我们现在所赞美和认识的那样，是激励我们承认社会道德的最好源泉，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令康德困惑不解的是繁星闪烁的苍穹和心中的道德律，而我们现在终于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联了。作为真正的自然整体的繁星闪烁的苍穹并不是牛顿自然哲学的那种无灵魂的机械装置；同它相对的道德动因也不是对宇宙的活动消极惊异的旁观者。这里，人和他周围的自然界都是动态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创造过程的复杂网络中的组成部分。对自然感到惊异就是对自我感到惊异，因为虽然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可能存在同我们类似的其他生物，但可以肯定，我们是这个宇宙中产生的具有动态秩序的，最引人注目的生物物种之一。知道这一点就是对孕育出我们人类的大自然母亲的赞美，就是要力图保存我们自己。我们并不需要去精心编织离奇的幻想和构思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的眼前就是一幅大自然的全景图。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看到：由于在自主的而又共生的功能行为的模式中，系统服从系统，又和巨系统共同运转，于是从先前的模板或生产母基中就不断以有序序列的形式涌现出创生的新事物。
只要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有存在的理由。作为自然界中的进化系统之一的我们，人类完全有理由自我信赖、期望美好的生活和繁衍养育。我们并不孤独：我们生活在自然界中。巨大的平衡等级体系把角色和价值分配给所有事物，从原子到国际组织，而我们正是这个等级体系中的一部分。因此，要想生息繁衍，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保护从原子到国际组织的所有事物，这是因为在多重有序关系中，我们并不只是依赖于或借助于它们，而且还要在它们之中进行繁衍生息。
“对自然系统的尊崇”就表达出了这种深刻的见解。它以明确的形式体现出较年轻的一代人内心所持的态度。这体现在他们坚持主张普遍的和更有意义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更加紧密地与自然结合在一起，消除自我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价值，以及造成一个在爱和相互理解基础上的自治联邦型的社会。这种心理状况已不再是培根哲学的那种心理状况；它不是对自然秩序持机械论的、操纵的和榨取的态度。
没有理由要感到绝望。问题固然很多，但对付这些问题的基础也在奠定。作为全球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种决定性的控制机构，“人类”显示出了异常的适应潜力。把全球社会看成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这一重要的思想认识几乎已经以一种先决条件的形式出现在提倡改革，准备迎接未来挑战的年青一代人的观点和选择中。随着人类广泛交流需要的增长（这是社会整体的必要条件），他们对环境和人口问题、爱和正义的渴望、公民权利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都有了新的理解，地球是一个资源有限的非常容易被错误使用的宇宙飞船，它又是一个内部相互依存的系统，对此人们也已有了新的认识。年青一代人对未来社会的看法非常不一致，有些观点甚至很极端，但他们的情感、直觉和态度在逐渐趋向同一目标。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民主政体之间再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了。理论虽然相互冲突，但就实际的目标看，在共同面临的问题上，分歧并不是那么大。东方神秘的天人合一，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差别的人道主义，美国青年的群体感都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现，现在正渗透进世界意识：认识到我们是共同生活在这样一个拥挤的、通讯快速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的、作为系统整体的星球上。
基调正在奠定中，但一种协调和一致的、自觉的表达方式还没有找到。具体理论的应用范围还缺乏广度，所以指导性的价值和一般理论或者由信仰来辩护，或者被指责为以信仰为基础。然而，正像彭加勒所说，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带着一幅世界图景。今天，这幅图景必须是基本上正确的，以免给处在全球相互依赖性中的人们的行动提供错误的指导，从而把全人类推上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当代的世界观念必须要有可靠的基础。如果克服了操作的隔断和实证主义的解释，现代科学就能提供这一基础。它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的系统论的宇宙观念：宇宙是由相对独立自主的整体构成的，它们在功能方面整合，具有等级性的相互依赖性。这些科学的洞察可以在一般系统论内得到整合，而与它相应的规范伦理学（参看第十三章）则把价值同动态的、控制稳定的系统的相互适应联系一起。新世界观的伦理学和自然哲学能够帮助人们分析和证明所出现的超国家社会的精神特质：“对自然系统的尊崇”。
新一代人正准备用自己的理智来理解这一观念并热情地接受它。通过共同接受一种理论和伦理的框架，新一代人的适应能力能够有意识地培养，因为围绕这种一般的同时又有具体意义的原理，能够结晶出目的行为的具体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