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第5期
由“等因奉此”所想到的
作者：须序知
书中除正文及马老的几则“说明”、“声明”及“请求”的短文外，还有几篇“附录”，重在纪念和总结对马老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的，其中有句痛心疾首的话：“如果当年就采纳他的人口主张，采取措施，何至于20年后的今天人口会增加到9亿多，而且造成安排就业如此之困难!”此文写于1979年。20年前围攻马老时，作者正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的职务。作者在文中向马老致歉说：“由于奉行唯上主义，对于布置批判马老没有好好地问一个为什么，也没有认真看马老的文章和意见，而是等因奉此，照转照搬。虽然我没有直接写批判文章，但却在我们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杂志上前后发表了十篇文章，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围攻、批判。这是一种压制民主，迫害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做法。对此，我是要负行政责任的。”这种公开道歉的勇气是可嘉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但我还要问几个为什么：作为中科院的一位领导者，为什么竟“没有好好地问”“也没有认真看”就编发围攻、批判马老的文章呢?难道只负“等因奉此、照转照搬”的行政责任吗?难道就没有深层的原因吗?
反思、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必要的，因为它能指导当前和未来，避免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然而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它已经像人们所看见的那样发生了之后，却去假设如果不是那样而是这样发生，历史将怎样写，又有什么意义呢。比如，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有人在辩论这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我对这种讨论不感兴趣。我认为，对于这样一件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应研究它是怎样发生的，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显现出这种形态，以及它对于后来事态的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等等。
如今七十开外的人，大都经历过几场政治运动，整什么人或自己被整，都是很认真的，这认真便是一种诚心诚意的行为，认为是正确的才全力以赴去做，不做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到头来经过“平反”、“甄别”，始知那错误并不存在。尤其是到了那场“文革”，忽来横祸，实在弄不清楚，但总是不断地反求诸己，“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那就是要在胡里胡涂中去弄明白这场运动的性质。基于此，于是有不断的揪斗、抄家、游街、挨打等事轮番演出。被揪斗者倘不做到“竹筒里倒豆子”的彻底交待，便会弄成“顽固不化”，罪上加罪；执行者倘不使出“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浑身解数来，便将看作是“观潮”派、“保皇党”、“消遥”派等不革命一类。“文革”高潮时，益发蜂拥如潮，一支数以百万计的破坏大军由此产生，遭殃者千百万。要说他们何以如此卖力，皆因破字当头便是革命，打砸抢便是贡献，不管参与者意识到与否，其实际无非参与了一场群氓的蠢动罢了。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判断为这场运动是错误的，是一场大失误，在这中间，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都一律有失误，这才使人们恍然大悟起来。
在层出不穷的厄尔尼诺式的政治风暴中，大家很感情，大家真天真，这就是中国人的可爱之处了，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往往趋于极端化，尤其是在革命大潮中，更容易受到热情的冲击，崇尚的诱导，高调的鼓动，风气的胁裹，必定形成干柴遇烈火之势，革命性空前高涨。而一旦脑袋发热到不知所以的时候，势必缺乏最起码的定力，什么过火的事也能做得出来。因此，矫枉过正，宁左勿右，起哄架秧子，偏执近乎拗，最终归于集体无意识，以一塌糊涂拉倒。这就是这些年来的政治运动，倘要粪土什么，扬弃什么，常常泼洗脚水把孩子也倒出去的悲剧，在中国不止一次发生过的深层原因。
从1958年开始的对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的围攻、批判便是这种悲剧的典型。1957年，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结果受到猛烈批判，其实，就算这理论和主张是错误的吧，掌权者不予采纳，免得祸国殃民，不就得了!这位姓马的愿意探求就让他探求去，何必要组织围攻、以势压人?岂但以势压人，最终还用权力的胶布严严实实的封了他的嘴。马老的“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也成了无法实现的悲怆豪语。
记得有一个命题叫“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在人的认识上都是不确定的。试问：以阶级斗争为纲论者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论者，都各各宣称自己的主张是真理，在这两种不同的“真理”面前，如何实现人人平等?再看：50年代，苏联理论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出现人口问题，马寅初先生指出我国存在着人口相对过剩的问题，两种对立的观点，何者为真理?所以后来又出现一个著名的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证明，中国人口当年“无组织”、“无纪律”繁殖的结果，正如马老所预料的那样，“给政府带来了很多困难”，“拖了工业化的后腿”，而“日后的问题益形辣手，愈难解决”，“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成失望和不满”。这些逆耳的忠言都被马老不幸而言中。历史的辩正法是无情的，它终于宣告马寅初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人口问题的理论是正确的，而那些“苏联没谈，我们也不能谈”的教条主义者关于人口愈多愈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马寅初不愧为坚持真理的铮铮铁汉，他在《重申我的请求》的短文中说：“我要一再重申我的请求，过去的200多篇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现在的五篇也是‘破’的，我总希望诸位先生多费些时间，做些真正的研究工作，写出一篇‘立’的文章出来。”然而令人痛心的事实是：一篇“立”的文章没有出来，马老却被剥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观点的权利。
回顾“文革”前的历次政治思想运动中，因探求真理而遭到权力的种种压制、打击、迫害的人，恐怕难以计数。到得“文革”时期，对“文革”略有异议，对伟大领袖的言论稍有怀疑或不恭，便会被冠以“反革命”、“恶攻”罪名，遭逮捕，被处死。不但探求真理的权利被剥夺无遗，对非真理的怀疑权利，也丧失殆尽。
联系到事后写《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一文的那位当时的领导者文中提到的话，我就怀疑他当年主持发了那么多稿子，连篇累牍地围攻批判马老，难道就“没有认真看马老的文章和意见”?须知马老的《新人口论》并不长，还不到一万字，且语言通俗晓畅，道理也浅显明白，不会不认真看，好好想的，一个“等因奉此”的旧公文用语道出了不负责任、明哲保身的态度。“等因”用来结束所引来文，“奉此”用来引起下文。“等因奉此”是文牍用语，比喻例行公事，官样文章。看那时的批判文章真热闹，一样的写文章，说着一样的话；用假话代替真话，说真话真冒险，说假话真保险。热闹倒是照样热闹的，然而这是真正的万马齐喑，是真正的可哀可悲。中国现代近13亿人口的严峻现实，想想这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当初的所作所为，这简直是犯罪!马老当年曾经说过：对于他的人口主张，不管赞成或反对，只要有道理，都可以听。学术问题贵乎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他特别指出，有那么一种人，最招人气，他们见风使舵，看着别人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气愤地说：“这种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这番话多么中肯实在而又一针见血啊!
反思长期以来，我们的吃亏，我们的失误，就在于在“探求真理的权利”的问题上，没有实现“人人平等”。或者说，某些人们探求真理的权利常常被另一些人们限制了，剥夺了，扼杀了，特别是当某些人的主张、观念、理论与掌权者相悖的时候，或者不符合他们需要的时候。
在学术问题上，但愿今后再也不要用权力这个武器的批判去代替批判的武器，再也不要用“等因奉此”的官样文章去压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