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第8期
《洪宪纪事诗》中的王壬秋和杨度
作者：王学泰
《洪宪纪事诗》是以诗加“注文”的方式记载历史的。以组诗的形式记载一段历史，这种作法大约始于唐代王建的《宫词》。这组《宫词》只有诗，没有注，到了明代，宫词才开始有注。诗是注重感情和细节的，用这种文学性很强的体裁写历史，不仅使读者看到历史的细部，还会受到历史氛围的感染。
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的“洪宪王朝”与法国的拿破仑第三通过政变建立的王朝，在外观上很相似，都是一场充满了笑料的闹剧。袁世凯也许认为自己干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建立中华大帝国，为子孙建立万代基业，可是，它从酝酿到出台似乎没有任何正剧的内容。可悲的是，竟有一些新旧知识分子极为认真地卷入其中，这是能给后人许多教训的。
袁世凯一伙人在舞台上演得越严肃，在旁观者看来就越可笑。本文要说的王壬秋，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他为洪宪王朝的宫廷大门(即今天中南海南门)题了一副对联：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横批是“旁观者清”。这是年过古稀、经历许多战乱和政治风波的饱学宿儒对于洪宪帝制活动的感受。
《洪宪纪事诗》的作者刘禺生更是一个旁观者。他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当然是洪宪帝制活动的反对者。然而，写此书时，大多时候刘禺生是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的，不动火气，平静地把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娓娓道来，自然而然地显示其可笑、可憎之处，使读者忍俊不禁。孙中山先生在为《洪宪纪事诗》写“叙辞”说他与刘禺生“畅谈《新安天会》剧曲故事(此书所记的一个情节)，予亦不禁哑然自笑”。《新安天会》就是用不伦不类的“现代京剧”丑化和讽刺孙中山先生，而孙先生却从“旁观者”的立场看出了可笑。《洪宪纪事诗》一问世，便脍炙人口，风行一时，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刘禺生的老乡董必武同志在1960年为刘的另一本著作《世载堂杂忆》写的序中，也指出《洪宪纪事诗》初出版时，是很受读者欢迎的。如果现在有一本以这种形式和文采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书肯定会风行海内外。
一
我说《洪宪纪事诗》中有许多可笑的人和事，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一伙人所做所为与那个时代(“五四”前夕)极不和谐，人物与背景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才造成了笑料。
本文要说的是清末民初的两个大名士：王壬秋和杨度。这两位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湖南湘潭人，王是老师，杨是学生，两人都受到当时巅峰人士的重视和利用，他们都热衷作“帝王师”，热衷于搞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出身的家庭地位都不高，他们后来取得的成绩都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他们两个人都有很可笑的一面，在洪宪黑幕之前，显得很滑稽。王壬秋和杨度对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态度却有很大区别。杨度老想把他老师拖入洪宪活动的泥潭中，这一方面可以加大帝制活动的力度，一方面也抬高自己在袁世凯集团中的地位。而王壬秋却没有把自己交待给袁世凯，一直是在冷眼注视着这场表演，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这些在《洪宪纪事诗》中皆有精彩的描绘。
王壬秋名王运，字壬秋。自清同治以来，就以诗文与经学有名于时，到了民国初年，如钱基博先生所说：“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运”(《现代中国文学史》)。可是，王壬秋不以文章家自居，他在去世前，伏枕疾书自挽说：“《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掷笔而逝。可见他认为自己本应是经学家、政治家。他的经学著作不少，对于晚清经今文学派的昌盛有一定的贡献。他更认为自己长于纵横捭阖之术，应该在晚清政局变动中产生影响，实际上，是一事无成。他在曾国藩幕府时，曾秘密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可惜，曾氏没有那么大胆子。肃顺对王也是很看重，曾在咸丰皇帝面前推荐他为翰林。在召其进京的过程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诛杀了顾命大臣肃顺等人。王壬秋失去了依靠，入京选官之事只得作罢。从此，他再没有遇到过可以接近中枢的机会。玩弄“帝王术”的人士，要有所凭借。他们或是接近权力中枢，或是依靠实力派。总之，要凭借他人的力量为自己建立事功。中年以后的王壬秋两边都不搭界，则不免有生不逢时的感喟。
民国三年，窃得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还不以此为满足，他担心的是怕失去大总统的名位和权力。当然，此身不失，还能把大位传给后代的最佳办法是做皇帝。为了筹备帝制，袁世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不但要找能为帝制帮忙的人材，还不能少了帮闲人物，因为有了这些才使人觉得“圣朝无阙事”，对时代产生一种完美感。袁氏王朝的帮闲人物包括前清遗老和京内外的耆旧名宿，为了安置这些人物，袁世凯仿照历代的模式开办了国史馆。杨度推荐王壬秋为馆长，当时王氏已经八十有余，被视为学界之大老，又是袁世凯心腹杨度的老师，自然要借重他，帝制诸臣无异议。袁世凯对此事也颇重视，他派使者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聘书，奉三千银元，并指示湘鄂豫直四省将军、巡按使沿途照料，护送入京。一路之上，火车轮船，送往迎来，十分风光。
已经有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王壬秋，从湘潭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但是他此行却带有游戏的性质。在武昌大宴抱冰堂时赋诗言志说：“闲云出岫本无意，为渡重湖一赏春。”这不单纯是文人士大夫的矜持或矫情，确实能反映他对现实政治的感受。王壬秋虽然一生都在传经授徒，可是他心系政治，在官场上进进出出也有了四五十年的历史，又经历了太平天国、“祺祥政变”、戊戌变法、义和团乃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熟悉这些黑幕政治的内涵及背后的操作(他所欣赏的“纵横术”就是这一套)，因而王壬秋是谨慎的。他也知道所谓“国史馆”纯粹是太平盛世之点缀，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自己根本没有进入洪宪帝制活动的核心。甚至他认为连杨度本人也不是权力中枢里的人物。王壬秋不想在他看来没有多少意义的洪宪帝制活动中卷得太深。因此，他到参政院开会，也只是“未闻其说，随众举手而已”，表现得特别消极。这一次他只在北京呆了半年多一点，便不辞而别了。这位老名士很会处理官场里的进退，他很好地利用了一个契机。
当时，拥护洪宪帝制的人中有一群很疯的女郎。她们是北京达官显贵的小姐或姨太太，并自称大总统门生。她们冶服香车，招摇过市，胡作非为。她们醉心时髦，建立女子参政会，搞请愿、砸报馆，坚决支持袁世凯作皇帝。但她们做得太过分了，特别是砸报馆，得罪了舆论界，京城的报章上尽是讽刺和批评他们的文字。一些讽刺诗指名道姓，描绘了她们的丑态，甚至牵连到袁世凯本人。这样，大总统坐不住了，不得不下令整饬风俗。他指示使肃政史(相当清代的御史)夏寿康针对这些时髦女子的违礼背俗的行为具折上奏(这时还未恢复帝制，但是官制、礼俗已经完全同于封建时代)要求整顿风俗。《洪宪纪事诗》中记载这个奏折中的“警句”：“处唐虞赓歌之世，而有郑卫秉间风。自古帷薄不修，为官箴之玷；室家弗治，乃礼教之防。其何以树朝政而端国俗!”这些句子是当时盛传于京城的。此折一出，内务部长朱启钤也坐不住了，一来这件事是他职责之所在，二来朱府上的三小姐就是这些时髦女性中的“班头”，当时有人写的打油诗就有这样的句子：“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所以，内务部令城厢警察密禁在京官眷，约束她们的行为，京中风气为之一变。
趁此机会，王壬秋便根据夏氏奏折表示要辞去自己的国史馆的馆长和参政院的参政的职务，其“理由”具于呈文之中：“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在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祈罢免本职兼各职事。”所谓“帷薄不修”，也就是内宅家眷行为不够检点之意。当时，王壬秋的生活起居完全依靠保姆周妈，特别爱张扬的王壬秋公开对天津《益世报》的记者说：“周妈，吾之棉鞋大被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此语一出，舆论哗然。上海《时报》发表了《周妈传》。一首写王壬秋与周妈关系的《老荡子行》传遍全国。北京的《顺天时报》还揭露了周妈左右王壬秋，在国史馆招权纳贿等事。因此，他在辞呈中说：年迈多病，饮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须臾离女仆周妈。而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致惹肃政史列章弹奏，实深惭恧，上无以树齐家治国之规，内不能行移风易俗之化。这个辞呈是话中有话，把周妈当做挡箭牌，借坡下驴。于是，他把国史馆的大印交给杨度保管，11月间登车而去。在火车上他也没有忘了给袁世凯写信，说明自己辞职的理由。不过信中主要提到了国史馆经费不能到位，馆职本属名誉性质，因有月俸，遂成利途，弄得他很不开心，于是，便掼纱帽而去。
当然，这些都是借口。章太炎就说：“缃绮此呈，表面则嬉笑怒骂，内意则钩心斗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猾如此。”
令人奇怪的是一辈子都幻想要在改朝换代过程中起“谋主”作用的王壬秋，为什么面临着即将出现的洪宪王朝，不肯与袁世凯合作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其原因很多，例如年龄已老，阅历已多，不太愿意陷入前途莫卜的冒险中去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不愿意在他驾下称臣。王一生热衷于“帝王术”，要选“明主”而事，抓住非常之机会、谋划非常之韬略，建立非常之功业。换句话说“帝王术”就是物色、选择、辅佐“真龙天子”的权术，其中“物色”是第一义的。杨度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感，对当时重大问题的看法也大多吻合，他把袁看成当时的第一伟人。而王壬秋与袁世凯没有个人渊源，对于他没有特别的好恶(袁处理他的门生宋育仁一案，还使其虚惊一场)，因而，对袁世凯的评价更客观一些。比如袁世凯在称帝过程中也是畏首畏尾的，不仅要各省之“公推”，又要广询“民意”。对此，王壬秋说：“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专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没有受过新的思想意识影响的王壬秋主张的更是“原汁原味”的纵横家的一套，只要有力量就有理，只要拥有最后的胜利就拥有了历史。这是原始纵横家观察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原则。在王的眼里袁世凯不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其帝制操作更是瞻前顾后，当断不断 。因此，王壬秋虽然也认为“自古未闻以民主国者”，只有帝制才是中国的出路。可是袁世凯断非未来皇帝适当人选。用他给杨度信中的话说，“总统系民主公仆，不可使仆为帝”。因此，他劝杨度不要在洪宪帝制活动中卷得太深，最好是回乡隐居。当民国四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自己接受帝位时，此时在湖南的王壬秋还是“遥领”国史馆馆长这个职务的，但他没有任何表示。杨度只好替他拟了一个“劝进电”，以应付袁世凯。据小说家言因为王的“劝进”是有代价，价格是十万现大洋。钱一直未付，袁倒台后，王壬秋还派周妈到北京“新华宫”去要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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