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第1期
当代批评与理论
作者：石 恢
然而,毋庸回避,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出现的是:我们今天谈论文学的方式,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任何一种走向文学的可能性,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新的理论的质疑和挑战。
理论是什么?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其新著《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一开篇就是敏锐地抓住了当代批评中“理论”这一关键而核心的问题来展开其论述的,但,这里说的“理论”却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这是卡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而这实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理论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模仿与追新的问题?它所面对的是不是我们自身现实的问题?
在卡勒看来,理论“已经成为专指那些对表面看来属于其他领域的思考提出挑战,并为其重新定向的作品的词。”简单说来,“被称为理论的作品的影响超出它们自己原来的领域。”这概括了西方六十年代以来理论的事实: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已经开始研究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著作,因为那些著作在语言、思想、历史或文化各方面所做的分析都为文本和文化问题提出了更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理论”的种类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它们之所以成为“理论”,是因为它们提出的观点或论证对那些并不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人具有启发作用,并且提供借鉴。
从实际的效果上看,理论是对于“常识”的批驳,它总是力图证明那些我们认为理应如此的常识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的建构,同时理论还探讨可供选择的概念,它涉及对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前提或假设提出质疑,对任何没有结论却可能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质疑,比如:意义是什么?作者是什么?作品是什么?写作的主体、解读的主体、行为的主体是什么?文本和产生文本的环境有什么关系?
卡勒举了两个在当代理论中很有名的例子来具体说明理论。一个就是福科关于“话语实践”对于十九世纪“性(Sexuality)”的建构的分析。与那种认为是社会习俗等压制和控制“性”的看法相反,福科在其阐述中把这个问题扭转过来,把性作为一种结果而不是起因,他认为性是那些力图分析、描绘,并且规范人类行为的话语的产物。卡勒指出,福科的分析是历史领域中一个议题如何发展成为“理论”的例子,是因为它给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人以启迪,并已经被大家借鉴:“思考发展成为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提供非同寻常的,可以供人们在思考其他问题时使用的‘思路’。”但这里卡勒提请注意的是,福科此处的理论是分析得出的,它又有其内在的投机性(难以检验证实),这种批评并不是要告诉我们性“究竟”为何物,而是要说明这个概念是怎样产生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德里达对于卢梭的分析,卢梭被认为是个人自我这个现代思想的开创者,对卢梭来说,他的“真实”的、内在的自我和他在与别人交谈时表现的自我是不同的,所以他需要用写作来弥补他言语中的误导符号,因此,文字是对言语的补充。但言语本身已是对另一种东西的补充了:卢梭写道,儿童能很快学会用言语弥补他们的不足。在此德里达发现了卢梭著作中的“补充逻辑”的结构,德里达进一步通过对卢梭《忏悔录》中对华伦夫人恋情的永不满足的描写的分析,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的“补充”。而正是“补充”,即符号标志,造成了某种确实有什么东西存在并可以抓住的感觉:原物实际上是由复制品造成的。因此,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真实即存在的事物”,或“原物即曾经存在的事物”这些观点都站不住脚了,“经验总是要经过符号的中介,而‘原物’也总是符号和补充物的作用而产生的。”用德里达的一句名言来说:“没有文本之外的东西。”当你认为脱离了符号标记和文本而得到“事实本身”,你发现的只是更多的文本、更多的标记符号和没有终结的补充物的链条。
这两个例子说明理论本身已包括话语的实践(批评):对欲望、语言等等的解释,这些解释对已经被接受的思想提出挑战。
卡勒这里所举两个例子的分析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德里达的例子提出阅读和阐释文本,识别在文本中起作用的逻辑,他说明了文学作品如何富有理论性;而福科的例子却不是建立在文本之上的,他提出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文本和话语的框架,解释了知识的话语具有多大的创造性。
作者乔纳森·卡勒出身哈佛,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31岁即成为著名学府耶鲁大学的教授,目前执教康乃尔大学,是当今西方文学批评界的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是他影响巨大的《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alist Poetics)一书,该书为英美文学批评传统从文本阐释批评向理论批评的过渡迈出的成功的一步,正是由于这本书在嫁接移植欧陆结构主义文论到英美文化传统上的突出贡献。1976年卡勒获得了美国现代语文学会颁发的标志美国文学批评最高荣誉的J·R·罗威尔奖。但从当时整个英美文学批评界的学术氛围与兴趣点来看,这本书却有点不合时宜了,结构主义的风光很快就大势已去,代之而起的是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思潮,卡勒自己很快也卷入解构大潮,但他并不把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作截然的分离。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他1982年的《论解构:结构主义后的理论与批评》(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ruralism)一书,此书为其《结构主义诗学》的续篇,但在方法和结论上,却有明显不同,他称自己对结构主义是“介绍”,而对这本书的写作则是“直接的参与一场生机勃勃、难解难分的论战”。他在“序”中申明:“以解构理论为我的论述中心,我是意在说明,它不仅是近年来理论中冲锋革新的主导力量,而且关涉到文学理论中一系列最为重要的问题。”应该说,他的解构主义立场是很明显的。
但在《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这本书中,卡勒极力要避免的正是自己本身的理论立场。而且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作者并不是对于各种批评学派或主义的分类描述,而只在附录中才有所极简单的介绍,作者认为,如果把当代理论作为互相对立的研究方法或阐释方法,就会使理论失去其本身的趣味和力量,这种趣味和力量是来自它对常识的大范围的挑战,来自它对意义的产生和主体的创造的探讨。
卡勒这里要介绍的当然并不是单纯的解构分析方法,而是那些激励人们重新思考用以研究文学的基本范畴的当代理论,这些理论的主要趋势就是:对任何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的批评。在卡勒的介绍中,没有任何的“主义”、“流派”的字样出现,而只有共同的问题与挑战,他选择了一些重要的议题和辩论,例如关于语言、意义和解释;关于修辞、诗学与诗歌;关于叙述;关于述行语言;关于属性(身份)、认同和主体等等,卡勒总是把各种不同的主张和看法列出,而并没有最后的结论。卡勒在结束这本书时说过:“理论不会有和谐的答案。”“必须深入研究每一种因素,在各种不可避免,但又不会得出任何综合结论的不同因素之间变换视角。由此说来,理论能够提供的不是一套结论,而是为新思想的出现开拓视野。”
因此,理论需要我们认识的绝不是某一种看法或某一种方法,而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态度,是我们今天切进当代世界的一种必要前提。同样,我们接受理论的理由也并不是首先面对“主义”,而应该首先是当代问题。
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曾在其北大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自序”中提醒对“理论”本身的分析:“即不仅是理解理论,衡量其真理性与启发意义,而且同时思考其作为症状的用途所在。因为,再次回顾历史,几乎完全可能把本世纪六十年代涌现的叫做‘理论’的东西,看成是后现代社会本身形成过程的一部分。”他认为,新理论的内容是紧密地和语言学、传播技术联系在一起的,这正适合于新涌现的由媒介主导的广阔空间,而其形式,与抽象过程、真理性、系统性等具有一种新型关系,完全不同于旧式的哲学论述。因此,理论的产生无疑是与西方当代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化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我们如果还仅仅只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就未免显得可笑了。我们对待理论,也许不再仅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但是,真正困难的地方可能在于:理论永无止境,它不是那种你能完全掌握的东西,不仅因为永远有新的需要了解,更令人烦恼的是因为理论本身就是推测的结果,是对作为它自己基础的假设的质疑。“理论常常会像一种凶恶的刑法,逼着你去阅读你不熟悉的领域中那些十分难懂的文章。在那些领域里,攻克一部著作带给你的不是短暂的喘息,而是更多的、更艰难的阅读。”因此,卡勒认为,理论的不可控制性是人们抵制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不管你认为自己多么精通理论,你永远也说不准你是否“必须要读一读”鲍德里亚德(Jean Baudrillard)、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西克苏(Héléne Cixous)、詹姆斯(C.L.R.James)、克雷恩(Melanie Klein)、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等;还是你完全可以“平安无事”地不去理他们。
毫无疑问,对理论的敌对情绪大部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承认了理论的重要性就等于做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承诺,就等于让自己处于一个要不断地了解、学习重要的新东西的地位。
然而,卡勒提醒我们,“生活本身的情况不正是如此吗?”
(《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美〕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联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