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第3期
历史感与道德感
作者:袁良骏
在我们今天的文坛和学界,距离蔡先生的“兼容并包”似乎更为遥远,点名道姓而又与人为善的批评迳如凤毛麟角。之所以如此,窃以为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是建国后阶级斗争扩大化,过火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每次运动都要揪斗一批人,点一批人的名。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抓“走资派”,揪“反革命”,批“反动权威”……不知点了多少人的名,也不知害死了多少好人。这样一来,人们心有余悸,谁还敢点名批评别人呢?即使是学术争论,谈不到“上纲上线”,但还是不要点名、含糊其词吧!
二是近年来文坛出现了一些“痞子”作家和文人,他们拿骂人当饭吃,不管死的活的,逮着就骂点名道姓,狗血淋头,这种“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胡咬乱骂,大大倒了人们的胃口,也鱼目混珠,败坏了严肃的点名道姓的学术批评的声誉。
三是庸人哲学盛行,“犬儒主义”盛行,在学术上搞明哲保身、八面玲珑,谁也不得罪。有人连点名批评的学术争鸣也看不惯、不习惯了。甚至有人诬蔑尖锐泼辣的学术文章为“文革遗风”,完全混淆了问题的性质。
因此,我欢迎祝勇的反批评,也欢迎他把我的文章附录在他的集子中。真理愈辩愈明,这是自古不变的真理。
至于舒芜问题本身,我的文章已说得明明白白,不再饶舌了。我很同意丁东的意见:要有一个“道德底线”,即为人处世,不能违背中国人起码的道德准则。既有历史感,又有道德感,就不致纠缠不清了。